反过来这也说明,金属建筑作为不常见的项目,其技术并不普及。本章更重要的一条线索,则是试图透过金属建筑的物质实体,打开一个社会剖面,回到历史上的社会原境,来看元、明、清的民间工程项目是如何运作的。金属建筑作为流行的物质文化,以其得天独厚的文本记录作用,让我们看到萌芽于元代、始于明初而风行于明后期的那一场金属建筑风潮,及其折射出的明代社会。盼当地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能清晰采集到这两处铭文,并尽早予以公布。......
2023-10-18
与其他所有“西洋楼式”建筑不同,故宫灵沼轩颇有新意地使用了铁框架与砖石墙结合的结构。这种结构显然不是之前中国金属建筑所习用的,而且,铁框架建筑在当时的欧洲也只是近100年间产生的新生事物。因此,有必要对铁框架建筑的来龙去脉稍加梳理,以便完整理解灵沼轩的价值和历史地位。
在欧洲,起初铁的使用只是辅助性的,用于链条、支撑和石建筑中的毛石连接件、腰箍、拉杆等[24],类似中国传统建筑中“铁活儿”的作用。后来,铁也被用于荷载不大的屋顶,比如维克多·路易斯(Victor Louis)于1786年设计的法国波尔多剧院屋顶。直到英国在铁工业上取得决定性的进步,才使铁的生产得以增长,充分满足了这个世纪末的新需求[25]。人们开始主动探寻将铸铁材料应用于建筑工程的技术。
在英国,1779年第一座铁桥在科尔布鲁克代尔的塞文河上架起来,至19世纪头30年间,大量的桥梁、下水道和渠道用铸铁建成。1790年左右,英国人约翰·威尔金森(John Wilkinson)力排众议,在一项教堂的建筑工程中,使用铸铁柱子代替了石柱来支撑内部的神坛,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尝试——虽然铸铁完全可以胜任这项任务。
英国工业革命后,纺织业蓬勃发展,大量的纺织厂出现。纺织厂中的纤维、油脂经常有被油灯、蜡烛和传送带静电火花引燃的危险。出于防火的需求,人们一直寻求木结构厂房的替代者。1792年,一家棉纺厂(Calico Mill)在英国的德比(Derby)建成。设计者威廉·斯特拉特(William Strutt,1756~1830)就是该厂的所有者。这个棉纺厂使用了铸铁柱、铸铁梁,梁之间铺设弓形砖拱楼面,砖拱产生的侧推力用两端的厚墙来抵消。厂房的规模有30英尺(约9.1米)宽,115英尺(约35米)长,高6层,在当时是一座很大的建筑了。[26]
李约瑟则认为Calico棉纺厂不能算是最早的铸铁框架建筑,并参考了斯肯普顿(Skempton)的论述,认为“真正划时代的建筑物是查理斯·贝治(Charles Bage,1752~1822)1797年于英国斯尔斯堡(Shrewsbury)完成的一幢五层高、至今仍然保存良好的亚麻工场。在这座厂房中,铸铁的梁由铸铁的柱子来支承,并且与砖砌的弓形拱券相连,横向的稳定仍然有赖厚厚的外墙。这是第一座铁框架的建筑物。”[27]
倒T型铸铁梁在这时得到了应用,以解决铸铁抗弯能力小于抗压能力的问题,并获得了成功。这也促使英国许多著名的工程师致力于材料的力学实验,以发现材料的极限跨度和荷载强度。铸铁梁的跨度记录不断被打破。其他配套技术也不断被研发采用,如威廉·费尔拜恩(William Fairbairn)于19世纪初在约克夏(Yorkshire)建的沙特尔工厂(Saltaire Mills),使用了现代常见的工字梁,楼面拱券用砖也改用了空心砖以减轻重量,还使用了通风用的空斗砖墙。沙特尔的主厂房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厂房,建成时业主在内部举办了3500人的大宴会,据说毫不拥挤而且通风良好。不过沙特尔厂房铁梁跨度的记录很快就被打破了。1824年大英博物馆的铁梁跨度已经达到41英尺(约12.3米),厚3英尺6英寸(约1.07米)。[28]
在法国,受启蒙运动的影响,法国于18世纪80年代也已开始探索在建筑中运用新的技术和发明。出于防火的目的,一些建筑师尝试用铁框架来造房子。19世纪初,拿破仑的统治促进了法国铁工业的发展,法国能用铁来建造大规模的工程了。如1801~1803年的艺术之桥(Pont des Arts),1811年巴黎麦市场(Halle au Blé)的铁质穹窿,1824年梅德琳(Madeline)市场的铁房顶,1830年勒诺(Lenoir)完全用铁造的巴黎的一家商店。1836年,工厂开始机械化生产H型铁桁条,铁屋顶逐渐在各种普通建筑中取代了旧的木结构。1837年,沙特尔教堂的木屋顶被包了铜的铁结构所替代。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铸铁桥梁和悬索铁桥出现。[29]
铁和玻璃的大天窗也在许多公共建筑物中出现,例如梅德林教堂的天窗,1829年用玻璃覆盖的巴黎皇宫奥尔良廊,它是19世纪玻璃廊的原形。一些大型温室广泛使用了玻璃,如1833年建的巴黎植物园(图7-36),1837年的查茨沃思(Chatsworth)植物园,1844年建造的邱园(Kew Gardens)。有时这些温室也开发成公共聚集场所,如巴黎爱丽舍田园大街上的植物园。
1851年伦敦的“水晶宫”可谓对这些探索的总结和集大成,标示着欧洲对铸铁的运用、对新的建筑形式的理解已进入了新的阶段(图7-37)。用英国评论家的话来说:与水晶宫表现出的结构上的简单和明晰相比,世博会展品的设计水准和品位反而全都不值一提了。伦敦水晶宫建成后,影响巨大。受其影响,纽约于1853年也建了自己的水晶宫,加拿大的多伦多、汉密尔顿分别于1858年、1860年也建造了水晶宫。
从以英、法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使用铸铁建造建筑的历史,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是与思想启蒙运动、工业发展需求以及对技术的孜孜探索紧密联系的:
图7-36 巴黎植物园室内
图7-37 伦敦水晶宫室内(www.chuimin.cn)
起初,防火需求促成了铁柱、铁梁框架加砖墙、砖楼面结构的发明,但这种结构虽然解决了防火问题,但也有结构上的潜在危险。一旦有一跨砖拱破坏或一根铁梁断裂,就会引起从上到下一系列垮塌。这个问题因铸铁连系梁的使用得到了部分解决,但铸造时冷却不均带来的气泡、裂隙等铸铁质量问题引发的结构破坏,仍有待解决。人们将目光投向了高抗弯、抗拉能力的轧制铁件。到19世纪中叶,人们逐步克服了技术障碍,建造出大型轧钢厂,于是,能满足各种建筑尺寸要求的轧制铁梁面世了。1844年,福克斯和巴雷特公司(Messrs Fox&Barrett)申请了一种防火楼面的专利,这种楼面使用了螺栓锚固的工字型轧铁托梁,并且使用混凝土浇筑,使其坚固结合,从此取代了砖拱楼面(图7-38)[30]。这样,在建筑工程师们不断地探索下,铁框架建筑终于解决了防火问题,同时也解决了结构安全问题。这一结构形式,也正是现代钢结构摩天大楼的前身。技术的相对成熟,也使铁框架建筑不限于在厂房中使用,而在民房、公共建筑中也大量应用。同时,随着温室、图书馆、教堂等需要采光的大空间公共建筑的发展,玻璃与铁框架结合的新建筑形式和建筑技术也逐渐发展成熟。
英、法为代表的欧洲铁框架建筑技术革新的历史,读之令人振奋。18、19世纪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依靠智慧、科学和探索的精神,不断创造着代表时代最高制造水平的建筑工程。铁框架建筑甚至成为了不列颠殖民输出的标志——英国不仅建造了大量铁框架建筑,也向非洲、亚洲、美洲、澳洲等世界多个地区出口,如1858年温哥华岛维多利亚居民点抵达的一批预制的铁框架建筑,就“被认为是应地方长官要求运来的,可能是用铁来作为该岛两年前成为不列颠殖民地的标志”。[31]
图7-38 防火楼面节点构造
1844年
(2)中国铁框架建筑的引入和发展
中国近代铁框架建筑的应用并没有比欧洲晚很多。随着洋务运动(1861~1894)的进行,中国也开始建造大型厂房。然而,中国本身并没有合适的技术和材料,必须从国外进口。据薛福成的《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记载:
“湖北织布厂,初拟梁柱间架全用铁料。据英国工师傅次厂开价,内生铁大小各柱及水溜重六百零四吨,计英金四千零三十五磅;熟铁大小各枋梁重二百十四吨,计三千零五十磅;钢制大小各梁重二百十二吨十四亨德威,计一千八百零七磅十九先令;铁钉、铁螺丝重二十吨,计三百四十七磅:合共需价九千二百三十九磅十九先令。嗣改为弹花房、纺纱房、织布房必须用铁者始用铁料,计铁柱、钢梁、水溜价合六千七百五十磅。”[32]
进口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因此中国大量的厂房采用的并不是这种昂贵的材料和形式,而是砖木混合结构、木桁架、钢木组合屋架等适应性的新型结构(“新”是相对传统木构来说)[33]。全钢铁结构的厂房在19世纪初的中国并不多,最早的实例是汉阳炼生铁厂等六大分厂的主厂房[34]。这是在厂房方面,对铁框架建筑的引进是出于工业生产对大空间的需要,以及对标准化预制和快速组装的需要。
在非工业建筑方面,中国对铁框架建筑的引入,其动力因素中对新技术的探索和需求并不明显,而更多是一种对工业化国家输出的接受,以及本土对时髦风尚和新样式的模仿、追捧。以与西方交流较早的岭南为例,近代岭南建筑在采光材料、铺装材料、结构材料三方面对西方传入的新型建筑材料进行了运用,其运用发展的动力可以归结为:外部因素方面,西方近代工业革命推动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中国成为其重要的销售市场,大量新型建材输入;内部因素方面,岭南侨乡众多的华侨返乡购地置屋常有攀比炫富的心态,新型建筑材料因而得以大规模运用[35]。
例如1890年广东的陈家祠堂,其连廊下使用了铸铁柱,但显然在这里使用铸铁柱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技术作用,只是一种新的形式和风尚罢了(图7-39)。这种模仿样式而非模仿技术的极端案例,还可参见北京陆军部衙署的门厅雨篷——专门将木柱做成铸铁柱的形式,以顺应当时的时髦式样(图7-35)。
图7-39 陈家祠堂的铸铁柱连廊及其节点细部
在这样时代背景下的灵沼轩,虽然有功能和技术上的新意,但并不是在中国古代金属建筑技术的基础上自我研发、探索的产物,而是对西方成熟技术的直接使用。从使用的目的来说,灵沼轩本身也就是一座深宫中奇异新巧的建筑,因此,它既不像铁框架厂房那样,是技术探索、革新升级的产物,也难像伦敦水晶宫那样成为建筑形式革新、建筑与环境关系革新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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