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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龙山铜殿建造背景:中国古代金属建筑研究

【摘要】:飞龙山铜殿位于石楼县飞龙山上的玄天宫内,现已不存。[17]图6-15雍正《石楼县志》志图中的玄天宫据此,飞龙山玄天宫始建于清顺治二年,落成于顺治十三年。综上各文献,飞龙山铜殿的建造年代上限应为清顺治十三年,下限为重修工程开始的康熙四十年。因此,飞龙山真武庙是否有铜牌坊,本处存疑。

飞龙山铜殿位于石楼县飞龙山上的玄天宫内,现已不存。

飞龙山是历史地名,不见于现代地图,位于石楼县城西25公里。据雍正《石楼县志》:

“飞龙山:县西五十里,山峻层崖,花柳参差,翠柏成林。昔贺道人所植事详仙释。邑中新增四景之一。”[15]

石楼县处于吕梁山脉与黄河东岸之间,较为偏远。明代属平阳府,清代属汾州府。

(1)玄天宫及铜殿修建史考据乾隆《汾州府志》:

“元天宫在石楼县西北飞龙山。县人贺登科年十八即结庐是山,后建宫三座,造铜殿一座及铜牌坊一。康熙四十二年兀坐而化,寿七十有八。县人塑像祀之。”[16]

雍正《石楼县志》中录有许体心《创建飞龙山元天殿碑记》,对玄天宫建设记载颇详,故全文录出,并可对照志图“飞龙古柏”(图6-15)辨识庙中建筑

“元天上帝乃金阙化身,治世福神,其盛迹丕显于湖广均州武当山。普天率土俱朝拜山顶。吾乡有居士贺登科,仙佛化体、秉性善良,会善众、聚钱两,欲往彼朝拜,奈道路阻梗难行。幸神示卦于县西五十里许,有飞龙山龙盘虎踞、风气攸萃,诚栖神之所。于是谋诸善众,将前项钱两迄新化缘建殿于顶上,以为四方朝拜之所。率妻吴氏、赵氏,男贺逢尧、逢舜等,不习他务,惟理神事。住持僧祖继募缘化众,督理工程。其山距地数十仞,择坚石砌一梯,其初一天门,隔数里二天门,数里三天门,达于顶上。中建大殿,栋宇榱桷,横空映日。殿中元帝,东西桃、周、旗、剑,两旁十大元帅,中龟蛇。东西钟鼓两座,两廊五百灵官。殿后宫圣公、圣母法像璀璨、金碧辉煌,称盛迹已,为第一宫。距数里许建崇峻无梁砖窑,内帝铜像高一丈二尺,金碧耀空,为第二宫。又距数里建崇峻无梁砖窑,内法像金碧如前山。峻顶建三清圣殿一宫。于山下村落建一白衣庵。其山陡峻绵远,自底至顶尽栽松柏等树,干霄插日,荟蔚翳天。令人瞻而仰之,神骨悚然,无不兴崇奉之心矣。以故四方朝山拜顶者云集而响应。是役也,创始于大清顺治二年内,落成于顺治十三年四月内。约费数千金,因勒之坚珉,以垂不朽。顺治十三年五月。”[17]

图6-15 雍正《石楼县志》志图中的玄天宫

据此,飞龙山玄天宫始建于清顺治二年(1645),落成于顺治十三年(1656)。其缘起也是因为武当进香道路受阻,因而在本地建玄天宫和金殿。然而这篇颇为详细的碑记中,却没有提到铜殿和铜牌坊,令人生疑。

贺维新康熙四十四年(1705)《重修飞龙山元帝庙碑记》提到了铜殿:

“五方之帝惟元帝为独尊,位镇北方,诸神莫与比隆者也。石楼县西五十里许,留村里有飞龙山,其地有龙盘虎踞之形、鸾翔凤舞之像,洵可为栖神之所。吾乡居士贺登科秉性善良,缘化善士,于大清顺治二年起建元帝殿宇,既复铸成铜宫一座。其余神祠各佛不悉赘。每岁三月三日修设醮事,庶祈福有地矣。迩来栋宇倾圮,过者罔不伤悲。有信士贺进财……乃向登科之孙名显成而谓曰:夫神有所依,人有所祷,无非尔祖之功德,迄今啧啧人口矣。苟坐视其陋而不为之一葺,甚非所以栖妥神灵,而告无罪于前人者也。子诚有志重修,予虽不德,亦竭力助缘以充其用。其人应曰……其庙焕然一新矣。是工也,肇始于康熙四十年之春,落成于是岁之秋。助工输财人等悉记碑阴以志盛事于不朽。康熙岁次乙酉菊月。”[18]

这里说“既复铸成铜宫一座”,有在主体建筑玄帝殿完工后再建铜殿之意,但没有提铜殿具体的铸造年代。综上各文献,飞龙山铜殿的建造年代上限应为清顺治十三年(1656),下限为重修工程开始的康熙四十年(1701)。(www.chuimin.cn)

两篇碑记都未提到铜牌坊。

(2)倡建者

雍正《石楼县志》卷三“仙释”对倡建者贺登科的记载颇有奇幻色彩:

“贺道人:尝自称名登科。髫龄结庐于飞龙山,采柏为饲,吐则成铜,下则成木。今之柏林即粪所植也。建盖玄天宫三座,造铜殿一座、铜牌坊一楹。在山六十余年,寿至七十有八,鹤发童颜。癸未夏白日兀坐而化,原身值暑不腐。邑人异之,即塑像以祠祀焉。”[19]

根据贺登科的卒年、年寿、“结庐”时岁数,可推算出其“结庐”年代是崇祯癸未(十六年,1643),恰好是其坐化年(康熙癸未)之前一甲子。

纵观方志、碑文中对玄天宫及铜殿倡建者贺登科的数条记录,行文色彩颇不一致,值得探讨:

最早的雍正《石楼县志》首先将其放在“仙释”中,文字渲染颇具奇幻色彩,其人不仅是个鹤发童颜、坐化不腐,还能“采柏为饲,吐则成铜,下则成木”,甚至整座山的柏树林“即粪所植也”。这大约解释了此记载中铜殿、铜牌坊和玄天宫建筑用铜和木料的来源。

图6-16 飞龙山玄天宫遗址现状

而在同一版方志的两篇碑记中,贺登科却完全褪去神仙的色彩,成为一个“秉性善良”,有两个妻子、两个儿子的善士,本想组织信众去武当进香,后来道路不通,便在本地募捐建玄天宫和铜殿。

著名学者戴震参与修订的乾隆《汾州府志》则把前志中奇幻的内容略去,仅陈述贺登科造铜殿、铜牌坊和玄天宫事。

贺登科亦仙亦俗,体现了他在本地民众真武信仰事务中的地位,这无可厚非。这里的疑点主要在于,两篇碑文以及志图“飞龙古柏”中都没有铜牌坊,不禁令人回头审视“仙释”中贺登科事迹的可信度:首先故事亦真亦幻,显然有神话成分;而“造铜殿一座、铜牌坊一楹”的叙述方式也与霍山铜殿太过相似,恐怕不可尽信。因此,飞龙山真武庙是否有铜牌坊,本处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