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蒙库鲁斯简史：贝尔的失望与医生技艺的不精

1

对卵的研究早已有之：哈维就曾研究过鸡蛋的发育过程；雷迪尝试揭开苍蝇卵的奥秘；而斯瓦默丹更是提出了一整套理论来呢。尽管这些前赴后继的研究者们名声都很响亮，工作上也勤勤恳恳，但他们做出的贡献却是零零散散。他们没有将各自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也没有试着总结概括一下，到头来是一批俄罗斯学者对这一团乱麻般的“卵子研究”进行了梳理，而他们中的第一人便是卡尔·马克西莫维奇·贝尔。

卡尔是爱沙尼亚裔人。他自小生活在故乡，由爷爷带大。从孩提时代起他就热衷于收集海螺和化石，并且将它们当作宝贝一般藏起来，好些时候他藏得实在太好，以至于后来自己也找不到了。

11岁那年，卡尔到了格朗斯特里姆老师的班上读书，而这位老师是个医学家。

一天，卡尔看见老师一手捏着一朵小花，另一手则翻着一本古怪的书，便好奇地发问，“您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想要辨认出这朵花叫什么名字。”老师回答说。原来这位老师还是个植物学爱好者呢。

青年时期的卡尔·贝尔

“难道看书就能把它辨认出来吗？”

老师向卡尔解释了如何在书中查找植物的名称，而卡尔就这样对植物学入了迷。辨识植物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个谜题，而他决心要从早到晚地努力，将这些困难的谜题一一解开。只有一点让他感到失望，那就是老师对植物学的了解也不算太多，他们常常不能确定对某个植物的辨认是否正确。格朗斯特里姆不仅将小卡尔引领上了自然科学之路，也让他对医学产生了兴趣。卡尔开始幻想未来自己成为一名医生的幸福时光。

怀揣着医生梦的卡尔去了杰尔普特^[1]的一所高中。在这里他的梦想很快又变了个样。医生治病救人的工作已经不再能吸引他了，他开始学习舞枪弄炮和军事设防，如今他决定做一名士兵。

18岁那年，卡尔中学毕业了。有一个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今后应当何去何从呢？这时候他的士兵梦也早已被抛之脑后了，他打算去大学念书了。父亲想要将他送去国外留学，可是卡尔却想要留在俄罗斯。

他选定了杰尔普特，因为他的一个朋友也打算考去杰尔普特大学。

“好吧，那你就去吧，”卡尔与父亲争执良久，父亲终于松了口，“不过只是先去那儿试一年，我还要看看那里究竟如何……”

刚到杰尔普特之时，这位准大学生觉得自己能在这里为一切感兴趣的问题找到答案。“我觉得这里发出了万丈光芒，将整个周边地区都照得通亮。”贝尔后来如是写道。但很快贝尔便备感失望。自打成为一名医学生以来，他还没见过实验室呢，这所大学才刚刚成立，连解剖室都还没有配备。教授们讲课很是无趣，可这也怪不得他们，譬如说，非得让著名的植物学家莱代博^[2]将动物学课程也一并讲了，甚至还要加上矿物学课程，那他怎能将这些内容讲得兴致盎然呢？当然，莱代博就只能想到什么顺口讲什么。只有生理学教授布尔达赫^[3]能让这个年轻的学生感到快活，可即便如此，他课倒是要讲，可是却从不展示点儿什么给学生们看，像这样连一个实验都不做的课哪能算得是生理学呢？

1812年，拿破仑领着他从全欧洲集结的队伍入侵俄罗斯，而麦克唐纳元帅^[4]则率兵攻打里加^[5]。

杰尔普特的学生圈中响起了保家卫国的号召，许多学生都去为保护祖国而尽一份力，贝尔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倒用不着上阵杀敌，因为基本都能算是医生了，便被派去了军医院工作。那时的里加伤寒病十分猖獗，前去当军医的学生们几乎都感染了伤寒。贝尔病愈之后便想尝试着治疗这种疾病，但在军医院没什么可学习的东西，毕竟伤病号太多，而用于救治的资源却十分稀缺，秩序则更加混乱。的确，他学会了娴熟地在横陈满地的病人躯体之间穿行，学会了用手感觉病人的体温、靠“目测”直接倒出需要量的药物，学会了在只有水——而且还是生水的情况下照顾病人。或许这些能力在满是伤寒病人的军医院里十分有用，但对于一个和平时期的医生哪有什么用呢！

后来，贝尔对生命中这段英勇的岁月做了这样的评价：“当麦克唐纳撤离里加时我们都非常高兴，这样我们就能回杰尔普特去了。我真怀疑我们是否为国家做过什么切实的贡献。”

贝尔的父亲大抵是忘记了自己说过只让儿子去杰尔普特待一年的，四年过去了，卡尔依然是杰尔普特的一名学生，而且他已经准备参加毕业考试了。他将博士论文主题选定为《爱沙尼亚的传染性疾病》。这篇论文写得相当不错，如果再算上他在其中顺便研究的民族学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简直太棒了。

但获得了医学学位的贝尔却对自己说：“我一无所知，我要如何行医呢？”

贝尔决定出国深造。父亲给了他一小笔旅资，建议他省着点儿用，这笔钱不算多，应该只够他花上一年半。贝尔又向兄长借了同样多的钱，这样就够他在国外过上两三年了。

“我只学临床医学，一节理论课都不上，那些课我听得够多了。”

于是贝尔就去了维也纳，那座萦绕着希尔德布兰特、鲁斯特、比尔等医学家的赫赫威名的城市。

柏林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劝说他留下来：“瞧瞧我们这儿，有那样好的实验室、博物馆和图书馆，教授们讲课也讲得很好，以至于……”

“不！”贝尔坚决地回绝了，“不行！我需要的是诊所和医院，而不是博物馆和植物园。”

但维也纳也残忍地欺骗了他。要看书在家里也能读啊，而诊所似乎对其他所有人都好得很，偏偏不适合这个年轻的实习生。贝尔渴望掌握外科医术，他倒没指望做一个知名外科医生，他只想学会做一些普通的手术。唉！可著名的外科医生鲁斯特只做非常复杂重要的手术，而其余的手术都扔给年轻医生们。这些个技艺不精的医生切开皮肤都急得时而满脸通红，时而青白交加，观摩他们做手术实在让贝尔提不起兴趣。后来他去了内科医生希尔德布兰特的门下，但仍旧一事无成。当时，这位名医正沉迷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希尔德布兰特不给病人们开药，只是观察这样的“期待疗法”有什么效果，这儿也没什么可学的。当希尔德布兰特教授查房以检查不吃药的病人们身体状况如何时，他周围就会拥上一大堆医生和助理医生，挤成一团来观察病人、聆听教授的分析。

在希尔德布兰特身边挤来挤去，看够了刚入行的外科医生们为病人缝合伤口，贝尔开始反思了：“我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我在这儿学到的东西也不比在杰尔普特多呀。”

一位杰尔普特教授的儿子帕洛特医生来访时对他说：“喂！你为什么要在一座座诊所间来回奔忙，听病人们的呻吟呢？跟我来吧！”

帕洛特带着贝尔去了城郊，让他爬遍了维也纳周边的所有山脉。

帕洛特气喘吁吁地爬上了一座不高的山，站在山顶上感慨着：“这世上有着多么美妙的山啊！要是能登上最高的山峰之顶……那儿的风景该有多好啊！”

贝尔觉得爬山要比诊所和病人有吸引力得多，但又试图让自己有些内疚感：“我得去做些正事，而不是在这儿闲逛。”

“我得去诊所了。”当帕洛特邀请他第二天再出城转转时，他便这样做了回复。

然而刚刚走进诊所，看到那一排排躺满病人的病床，闻到那股弥漫在整个医院中的刺鼻气味时，他一下子把持不住，急忙出了城。去爬了好几次山之后，贝尔发现夏天研究医学简直就是一种罪孽。

“冬天到来之前我都要研究自然科学。反正在维也纳这儿也学不到什么临床医学。等到冬天来了我就到另一个城市去找家诊所实习。”

然而他发现，维也纳似乎也不是个适合研究自然科学的地方，当时那里连一个优秀的博物学家都没有。于是贝尔徒步西行，想沿路了解一下自己该去哪座城市，结果他在一个小城里碰见了两位博物学家。

“我该到哪儿去学习比较解剖学呢？”他询问两人。

他们却丝毫也不为这个过路人唐突的问题感到惊讶，而是回答说：“到维尔茨堡^[6]去找德林格尔^[7]吧。

其中一个人还补充说：“顺路到慕尼黑^[8]来找我吧，我可以给你一些苔藓植物标本。德林格尔老先生过节的时候喜欢研究这些东西。”

博物学家们走远后贝尔也开始了跋涉。他途经慕尼黑、雷根斯堡^[9]、纽伦堡^[10]，终于在秋天时到达了维尔茨堡。

“谁让你到我这儿来的？”德林格尔问他说。

“瞧吧。”贝尔把装有苔藓的袋子递给他。

的确，苔藓成了最好的推荐信：德林格尔转眼便眉开眼笑，拍了拍贝尔的肩膀，说：

“好呀，好呀……只是我这学期不会开设比较解剖学的课程。”

“这可怎么办啊？”贝尔惊讶地问。

在杰尔普特大学，贝尔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在课堂里学到的，他简直无法想象不上课怎么去学东西。对他来说，只有教室才是揭示大自然奥秘的地方，只有教室才是能够认识万物的地方。

“你何必要上课呢？”德林格尔平静地看了他一眼，“随便捉只动物来吧，然后将它解剖掉。”

贝尔赶忙回自己暂住的客栈去，一路上他都在紧张地思考，自己第一次解剖要用哪种动物才好。他起初决定解剖一只狗，可是他一只狗也没搞到，猫儿将他的手抓得伤痕累累，麻雀太过警觉，而他也不会用捕鼠夹捉老鼠。

“出售最为优质的蚂蟥。”他在药店的门帘上读到了一则小广告。

“太棒了！”半个小时之后贝尔回到了教授那儿。

“这就对了。请坐下，然后……”教授开始讲解要如何解剖蚂蟥。

这样一来，两人各做各的事，德林格尔时不时去贝尔那儿瞅瞅，教他如何操作，有时贝尔也怯生生地请老师过去给他指点一下。贝尔的解剖对象也渐渐从蚂蟥过渡到了青蛙、虾和鸽子。

“哇，如今我学习知识的速度真快！”贝尔惊叹道。他对这个有点古怪的老头的依赖感也与日俱增。

冬天来了，贝尔一边在德林格尔那里学习动物解剖学，一边去上课（他仍然没有放弃当医生的希望），一边读动物解剖学的书籍。这时他的钱就快花光，很快就要无以为生了。不过，他还没来得及认真考虑一下将来要干什么，问题的答案就已经找着了。他在杰尔普特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布尔达赫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调去柯尼斯堡^[11]教生理学了，你到我这儿来当病理解剖员^[12]吧”。

“我当真能成为一名教授吗？”贝尔吓了一跳，他都想象不出自己有朝一日走上讲台讲课的情景。贝尔无论如何也不肯立即前去，不过申请稍作延期之后他便同意了。他又一次徒步走去了柏林。一整个冬天他都在那儿听课，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后来父亲又给了他小一笔钱，他便回了趟国，看望了父母，而当年仲夏就已经身在柯尼斯堡了。

2

这样一来，贝尔就永远地告别医学，成为博物学家了。他开始讲授无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虽说是讲课，比起讲解他更多的时候是在展示图片和标本。他讲课讲得十分糟糕，细声细气地说几个字，忽而又大喊一声，许多活宝学生认为他是故意这样讲课的：让大家在课堂上没法打盹儿。尽管如此，学生们听他讲课还是很认真，毕竟课程如此新颖有趣，就连布尔达赫也会来听听自己助教讲的课呢。

顺便说一句，贝尔在讲授人类学时被头骨的变化深深吸引，于是决定要对此稍作梳理。

“这可不行，”他嘟囔着，“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地进行测量，而我却得整理这乱成一锅粥的研究。”

但贝尔的空余时间并不多，况且他收集的头骨也不够用来进行正经的研究。整理人类头骨的梦想暂且只能是个梦想了。

好在小鸡和鸡蛋倒是想要多少就能有多少的。贝尔挺早以前就对这些蛋感兴趣了。他有个名叫潘德尔^[13]的朋友十分卖力地探寻鸡蛋发育的奥秘，也极力劝说贝尔一同研究。

“我什么都没看懂”，看过潘德尔对观察鸡蛋发育进行的描述之后，贝尔坦言：“不，实在是不懂……”

可别以为是贝尔头脑不清楚，不是的，就连位居德国甚至整个欧洲自然哲学家之首的那位伟大的奥肯^[14]看了潘德尔的书之后也什么都没有看懂。既然这位著名自然哲学家都无法理解，那又如何能对一个小小的助教严加苛责呢！不过这位自然哲学家和这位助教对待这难以理解的鸡蛋问题的态度截然不同。奥肯说了“我什么也没看懂”之后便将鸡蛋忘得一干二净，而贝尔却并非如此。虽然他没能看懂，但是他很想弄明白，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了：亲自研究鸡蛋的发育。

于是，贝尔也像曾经的哈维一样在实验室中堆满了鸡蛋。贝尔没有把孵蛋的母鸡养在实验室里，而是给它们找了一间小小的贮藏室作为栖身之所，但即便对他而言，没有这些很是招他喜爱的小小鸟儿那也是不成的。现如今母鸡已经被孵化器完全取代，从实验室和研究室中销声匿迹，因此那些仍旧要跟孵化的鸡蛋打交道的胚胎学家们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为什么对于哈维、潘德尔、贝尔以及别的“老头子”们如此有吸引力的一件事儿，对他们自己来说却不过尔尔呢？答案很简单：他们没有母鸡。这些个小小鸟儿能让实验室迸发盎然生机，能带来别致的欢乐呢，而如今没了母鸡，也就没有了蓬勃生气，也没有了欢乐。

贝尔那时是有母鸡的，他也兴奋而不知疲倦地拿鸡蛋做起实验来。他这并不是盲目操作，这时他对胚胎发育的奥妙已经知悉不少了，鸡蛋里发生的一切他差不多早已知晓了。

当看见胚层上发育出两个平行排列的小轴时，贝尔平静地说：“对，这与我预料之中的如出一辙。”

后来这两个小轴边缘逐渐黏合在了一起，形成了闭合的小管。

“正是如此！”贝尔做出总结，之后便投入了对鱼和青蛙的研究。

这时候他又在实验室里安放了水缸，摆放了各种各样的容器用来盛装发育中的受精卵。这些鱼卵青蛙卵中发生的事情也同鸡蛋中的一样：先是出现轴状神经板，继而神经板闭合，长成管状，后来小管中发育出神经系统，这神经系统一开始也是呈管状的。无论是什么动物，消化管总是以内胚层皱褶形式出现的，而“肚脐”总是出现在腹侧，朝向卵黄。

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发育初期都十分相似。“生物的类别决定了其胚胎发育的方式。”贝尔提出这样的假设，而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的正确性，贝尔紧接着又对虾和昆虫的发育进行了研究。

而事情在此处有了不同：躯体的分节出现得很早，如果有肚脐的话，那么它一定是在背侧，而腹侧比背侧的形成要早。

“生物类别不同，其发育方式也不同。”贝尔自言自语起来。

他将在各种不同的胚胎上见到的东西做了比较，藉此为一门新的学科——脊椎动物比较胚胎学奠定了基础。

不过这些都还算不得什么，贝尔还成功地发现了些从未有人发现的东西：哺乳动物的卵子。

鸡的胚胎发育（右图中的胚胎更为成熟）

关于哺乳动物的卵子的研究虽然历史悠久，却是纷杂不堪。一些学者研究格雷夫卵泡（这是以首位发现观察到这种泡状组织并认为这就是神秘的卵子的那位研究者格雷夫命名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开裂的卵泡中流出的液体浓缩形成了卵，不过这一番说法却是没人相信的。其实这些学者们的言论都是含糊不清的，他们说的话也未必就是亲眼所见的事实，不过所有的这些言论中也有一部分是对的：格雷夫卵泡和卵子的确紧密相关，卵子正是在卵泡中发育成熟，然后卵泡裂开，将卵子释放出来。

贝尔是一名相当审慎的研究者，他总是提前做好研究计划，而不是瞎碰运气。这一次对于哺乳动物卵子的探寻他也是制订了计划的。

“卵子形成于卵巢之中，在进入输卵管时已经完全成熟了。也就是说，要找到卵子要么得去卵巢里寻，要么就得在它到达输卵管的途中去找。”

于是一只狗被带到了实验室里来。

“那么开始吧！”贝尔一手抓起镊子，另一手拿起了手术刀。显微镜和其他一些用具也都备在一旁。

贝尔两三下就在刚刚断气的狗身上找到了卵巢，又迅速切开了格雷夫卵泡。幸而这是一条流浪狗，一生都饥肠辘辘，体内一点脂肪都没有，因此要找到器官组织才如此容易。对卵巢观察一番后，贝尔很快就找到了成熟的格雷夫卵泡，他用镊子小心翼翼地将它取出，装入玻片中，塞进显微镜的载物台，然后将眼睛凑到了目镜边上。

卵泡中闪烁着一个略有些浑浊的斑点，但这个斑点实在太不清晰，所以无法进行研究。贝尔从载物台上取下装片，小心翼翼地切开卵泡，重新盖上神奇的盖玻片观察起来。

“啊！”贝尔惊得退了一步。

后来他对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作了如下描述：“我如同看见了闪电一般，惊得跳开了去。”

他清楚地看到了一个结构分明的细胞，个头不大，呈淡黄色，与鸡蛋黄惊人相似。贝尔激动得都无法马上回到显微镜边上朝这狗的卵子再看一眼。他坐到一旁好好歇了会儿，不时喘喘气，害怕这一切只是幻象，害怕显微镜和自己敏锐的眼睛在欺骗他。

终于他下定了决心，走到显微镜边上，看了一眼，看到的依然是那个黄黄的微型小团。

哺乳动物的卵子就这样被发现了。

贝尔没有止步于这一条狗。他又抓来了许多猫、狗、兔子、大小老鼠，甚至不惜用绵羊和山羊来做实验。他甚至还成功地在女人的卵巢中找到了卵子。所有的这些卵子都十分微小，都与鸡蛋黄非常相似，且都是藏匿于格雷夫卵泡之中的。

贝尔将这一发现以书信的形式寄到了彼得堡科学院发表。院士们听取这封书信的内容后立即就将贝尔选作了通讯院士。

哺乳动物的胚胎发育：
A-蝙蝠；B-长臂猿；C-人类；1-脑；2-眼泡：3-耳泡：4-鳃板；5-脊柱；6-前肢；7-后肢；8-尾；1-Ⅲ-不同发育时期的胚胎

“居维叶将动物分成了好几个类别，不过他只研究了动物的构造，却没有研究它们的发育。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分类是否正确吧！”于是这位俄罗斯科学院的新院士便着手检验起法国科学院院士居维叶的研究来。

贝尔研究了各种各样动物的发育，弄清楚了它们是否与居维叶的动物分类理论相吻合。

事实上，居维叶大体来说是正确的。不同类别的动物发育方式也不同，不过在胚胎发育的最初阶段各类动物间共同点更多，而后差异才越发显现出来。贝尔对脊椎动物胚胎发育的研究尤为卖力。

“请您比较一下！”他叫住了布尔达赫，给他看了显微镜下的各个标本。

布尔达赫看了看，眯了眯眼睛，抬手擦了擦眼睛又擦了擦目镜，却什么也没明白。

“它们全都是一个样，您干吗给我看这些一模一样的东西呢？”

“一个样？”贝尔开心地笑着说。“问题在于，它们才不是一个样的呢。这是牛的胚胎，这是蜥蜴的胚胎，这是鸽子的胚胎，而这个是青蛙的胚胎。只是现在它们的发育时间还不长，因此很容易搞混。您看看发育时间更长一些的胚胎！”说着他便放上了一些新的标本。

“的确如此，”布尔达赫嘟囔着说，“完全不一样！现在我都能说得出哪个是牛，哪个是青蛙了。”

随着胚胎逐渐发育，它们之间的差别也逐渐变大。对胚胎的研究帮助解释了动物之间的亲缘性，胚胎的相似性又为动物分类学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贝尔也研究这些，不过他不是个分类学家，因此也不打算深入到动物分类学去。但贝尔完成了最为重要的事：揭示出不同类的动物胚胎发育方式也各不相同。

小鸡的脑部发育：
A-40小时的胚胎；B-44小时；C-46小时；D-48小时；E-68小时；F-74小时；G-94小时；
1-前脑；2-间脑；3-中脑；4-小脑；5-延髓；6-眼泡（6'-眼泡被切除后留下的根端，6”-带有晶状体的眼睛雏形）；7-三叉神经角；8-内耳泡；9-面部及听神经角

贝尔不仅证实了居维叶的动物分类理论，还对它进行了大力补充。在居维叶的著作出版后十年，贝尔出版了自己关于“发育类别”的书作。理论的首创者自然是居维叶，不过贝尔补充了这么多新鲜又重要的东西进来，使得类型学说不应再被称作“居维叶类型学说”，而应改为“居维叶-贝尔类型学说”了。

对胚胎发育进行研究时，贝尔做出了大量发现。他发现了脊椎动物骨架的中轴——脊索。他透彻地研究了学生们在考试中常常混淆的哺乳动物的胚膜、尿膜、羊膜等。他详细地记录下了脑是如何以几个囊泡的形式出现的，还追溯了每一个囊泡的发育史，指出了脑的每一部分是由哪一个囊泡发育而来的。他知道了，眼睛是由前脑的眼泡鼓起形成的。

贝尔确定了，胚胎中首先是出现皱褶，然后蜷曲成管状，继而由管状的胚胎形成各种各样的器官。他持续研究了由各个胚层形成特定机体组织的过程：由“动物胚层”发育出动物生命组织，即运动器官和神经系统，而由“植物胚层”则发育出植物生命组织，即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要列举出贝尔在自己那老旧的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一切，就得把他全部出版或未出版的手稿抬出一半来哩。

他的著作《动物发育史》于1828年出版。这是一本十分优秀的书作，其中他确立了胚胎发育的几条规律，后来这些规律被称为“贝尔定律”。

这些定律中最重要的大概是如下这一条了：不能将胚胎与成年形态进行比较，只能将胚胎与胚胎比较，或将成年形态与成年形态进行比较。1912年，阿·尼·谢维尔佐夫^[15]院士指出，不能将本不可比的胚胎与成年动物进行比较；他的观点与贝尔的说法如出一辙，而贝尔却超前了80年。

3

贝尔融入了柯尼斯堡的生活：他与当地一位女人结了婚，跟教授们交上了朋友，又结识了许多在当地地位颇高的人。不过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故土，常常幻想着回到俄罗斯的场景。他如此思念俄罗斯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对极北地区^[16]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最让他心驰神往的是西伯利亚的泰梅尔半岛^[17]。在贝尔看来，关于欧亚大陆极北地区的动植物分布特点最为有趣的一些信息就是藏在那儿。

但是泰梅尔远在天边，从柯尼斯堡到那儿去可谓是道阻且长。贝尔明白，要去一趟泰梅尔未必可行，可至少他能去拉普兰和新地岛^[18]，于是便释怀了。拉普兰和新地岛也是十分有意思的地方，还没有哪一个博物学家去过新地岛呢。然而就是去这两个地方也极为不易：先不论需要请一个长假，更重要的是得搞到一笔钱。公费考察是指望不上的，贝尔便打算借一些钱去考察，返程之后将从新地岛收集回的标本卖掉用以还债。唉！用尚不存在的标本作为担保，谁也不愿意借钱给他，而没有筹到钱，那也没必要忙着去请假了。能做的事儿就只剩下一样：在脑中幻想那充满诱惑力的北方之行，而就连这样的幻想贝尔也只是偶尔为之，毕竟没那么多时间呢。

就这样过去了约有10年。

对鸡的胚胎发育进行过研究的那位克里斯蒂安·潘德尔早就成为俄罗斯的院士。这时候他离职了，院士们认为胚胎学家潘德尔的位置也应当留给一位胚胎学家，而贝尔则是当得起这一职位的唯一人选。

特里尼乌斯院士^[19]给贝尔写了信：“科学院有幸能邀请您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祖国……彼得堡……科学院……贝尔很想去彼得堡，可是又动摇了，因为科学院的薪水更少，而在彼得堡的开销却要比柯尼斯堡大。

“凭着院士那点微薄的薪水是没法过活的，”他回信给特里尼乌斯说，“我听说，很快科学院的编制要被重新审核，院士们的薪水也会上涨，到时候……”

他还没来得及寄出这封信，就又收到了一封来自杰尔普特大学的病理学和生理学教研室的邀请函。

贝尔回信说：“我是动物学家，而非病理学和生理学家，我早就不从事医学研究了。”

但杰尔普特大学还是非常想请到这位著名的解剖学家兼胚胎学家，便又聘请他去解剖教研室。贝尔举棋不定地考虑了很久，一会儿开始收拾行李，一会儿又将东西都放了回去，最后那个职位被另一位候选者拿到了，虽然那个人学术水平不那么高，也不是十分有名，但却比他机灵变通。而就在他跟大学谈条件的时候，彼得堡院士们的薪水增加了。

“您被选为了院士。”贝尔收到了通知。

这时候贝尔才刚刚将为去杰尔普特而收拾好的行囊拆开放回去，丝毫不想再收拾一遍，于是他又开始了对去留问题的纠结。好几周之后他才给出了答复，同意了科学院的聘请，但却不急着启程。

在这了不起的1828年（被选为院士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贝尔去柏林参加了学术大会。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讲讲自己做出的发现，只有这一点能让他克服不愿出门、想要赖在办公室里的情绪。

到了柏林之后，贝尔默不作声地徘徊于学者云集的大厅中，期待着人们谈论起他来。可是事与愿违！大家东拉西扯，却偏偏没人提及贝尔的发现。贝尔是个爱面子的人，而且气度也不大，他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已经开始幻想他要如何报复这些粗鄙无知的人了。

直到最后一天，才有一位名为勒兹^[20]的瑞典学者想起了贝尔。

“您能否向我们展示一下哺乳动物的卵子呢？”

“非常乐意。”贝尔回答说。

有人牵来了一条狗。生理学家贝尔与当时尚且年轻的约翰·缪勒^[21]、约翰·普尔基涅^[22]等解剖学家一同开始动手寻找起它的卵子。如同通常一样，他们费了好长时间都没把卵子搞到手。贝尔变得焦躁不安，他甚至低声用爱沙尼亚语骂了几句脏话。有的同行挖苦地笑着，而约翰·缪勒则是一脸绝望，时而瞅瞅贝尔的双手，时而看看切开的卵巢。贝尔则一边寻找卵子，一边咒骂着那些把狗喂得太饱，让它全身上下都满是脂肪的人。

贝尔与脂肪的斗争终于以他的胜利告终：他找到了卵子，并得意扬扬地将它放到了显微镜下。

“请过来观察。”他抚了抚下巴下蓄起的胡子，邀请同行们去看。

同行们看了之后大为震惊，而贝尔更加得意扬扬了，人们终于对他的发现予以了应有的重视！但还没得意多久，便有几个争强好胜的人宣称说这样的卵子他们老早以前就见过了，声称卵子不是贝尔发现的，而是他们发现的。随便哪个思维健全的人都清楚，那几个人什么都没看见，因为他们试图阐述自己的“发现”时说得颠三倒四的，但他们还是破坏了贝尔的好心情，害得贝尔差点儿气病了：有人竟想要抢走他发现哺乳动物卵子的荣誉！

回去之后，他便开始准备搬到彼得堡去了，可他的妻子忽然生了病。贝尔给科学院写了信，说妻子生命垂危，自己暂且不能去彼得堡。又在柯尼斯堡滞留了一整年后，他请假独自去了彼得堡。本可以带上家人，递交辞呈，彻底离开柯尼斯堡，可他却下不了决心。

彼得堡的院士们盛情欢迎了这位新同事，甚至为他准备好了居所。这些院士或是来自波罗的海沿岸，或是来自德国，贝尔与他们一同参加了几次晚会之后便感到，在这儿跟在柯尼斯堡没有任何差别：说的也是德语，喝的也是大杯的啤酒，吸烟也是用瓷烟管。然而他刚一走进科学院，就开始碰到各种烦心事了。

这里没有动物博物馆，只有彼得一世建的藏珍馆，珍藏着一些珍禽异兽，却没什么可供科学研究的资源。动物实验室是压根儿没有的，需要建一个，可是建实验室就意味着需要搞到经费、写规划、制定计划和预算、提交申请和呈文。贝尔不喜欢这些官僚主义的烦琐程序，也很珍惜自己的时间，要是得日复一日奔走于各种各样的部门机构，哪儿还有时间用来进行科学研究呢？

没有博物馆，没有实验室，也就没有工作的地方，至于研究素材那就更是不容乐观了。贝尔打算在彼得堡继续此前对胚胎的研究。他得从屠宰场搞一些猪、牛、羊的胚胎来做研究材料，还要从渔夫那儿弄些鱼子，从鸟贩子那儿找些材料进行鸟类胚胎研究。在柯尼斯堡时，这些事情都已经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要什么有什么，而如今到了彼得堡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向科学院的同事们打听清楚了如何找到渔夫之后，贝尔便去了海边。渔夫倒是找到了，毕竟撒下的渔网老远就能看见，但他与渔夫们的交涉却很不成功。这些渔夫不明白这位“教授”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些什么，同样的，与鸟贩子的交涉也是一个结果。

气头上的贝尔忘记了，在柯尼斯堡时他与供应商们的交流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好多次他们带给他的压根儿就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没有博物馆，没有实验室，没有研究材料……我要怎么在这儿工作呢？”贝尔沮丧得都快哭出来了。

况且他的家人还在柯尼斯堡呢……贝尔的妻子可不想搬离故土，便想尽办法地劝阻丈夫。

“搬到彼得堡去，跟到北极圈里去考察有什么差别呢。”

如今她在信中更是劝说丈夫回到柯尼斯堡，回到习惯了的井然有序的生活中来。

这倒也不难，毕竟贝尔也没有从柯尼斯堡辞职，他只是请了假，但……北方啊，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北方现在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贝尔请了假，好去柯尼斯堡把家人接来。(www.chuimin.cn)

可行程却拖延了下来。这一次可不是因为贝尔的拖延毛病，而是彼得堡官员们的拖沓造成的。他们不慌不忙地将贝尔的申请一层一层递上去，一会儿要求提交证件，一会儿要求出具证明，而时间却一点一滴地溜走了。贝尔不习惯于无所事事，他开始料理一些科学院的工作。很快贝尔就发现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原来，著名俄罗斯旅行家帕拉斯的著作《俄罗斯——亚洲动物区系》虽然早在1811年就已经印刷好了，却只出版了寥寥几本。

“怎么会这样呢？”贝尔十分好奇。他听说是因为这本书定制的图画册一直没有完工。

这些图画被包给了莱比锡的一位著名版画家，而他却不知为何既没有送来订的版画，也没有对来信和询问做出任何答复。

贝尔受托去搞清楚哪些版画究竟怎么样了，反正他要出国，就遵循提议一并去一趟莱比锡。

贝尔在莱比锡找到版画匠后，便向他询问版画在哪儿。

“送当铺了，”版画家漫不经心地说，“我可算是接了个烂活计，事儿做完了，款却没有付清。”

版画已经在当铺里躺了好些年了，版画家都忘了它们的存在，而科学院也没怎么为此去打扰他。贝尔赎回了这些版画，将它们寄去彼得堡，而自己则赶往柯尼斯堡。

很快彼得堡科学院就收到了贝尔的信，信中他告知“尊敬的同事们”说自己要卸下院士的名头了。妻子、朋友和熟人们成功地将这个意志不坚定的人劝留在了柯尼斯堡。

科学院选了洪堡^[23]亲自举荐的德国教授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博兰特（又名约翰·弗里德里希）^[24]来顶替贝尔。这位动物学家倒是一点也没犹豫，一点也没拖延。他不怕与官员们的周旋，激情蓬勃地着手建立起了实验室和动物博物馆。

当博兰特在彼得堡建立动物博物馆时，贝尔也在柯尼斯堡干着一样的事儿，甚至他的准备还要早上一些。鸵鸟蛋、某种鸟儿的巢穴、蛀坏了的标本……贝尔此前就已经向猎人、看林人以及各个自然爱好者们寻求帮助了，这些不错的藏品正是他们集体的功劳。如今政府发放了一笔钱来修建新的博物馆，馆藏也需要进行大量补充并搬到新馆里去。

博物馆旁还为贝尔附建了居所，这事儿说好也好，说坏也坏：如今博物馆就在贝尔身边，他更是一连好几个月足不出户，俯身于显微镜前，继续越发深入地探究胚胎的奥秘。

也不知怎么的，贝尔突然觉得出城逛逛也是个不错的主意了。博物馆就建在城墙脚下，不远处就是农田，贝尔走出了办公室，机械地穿上衣服开始了散步。出了城后他就看见了正在抽穗儿的黑麦。

贝尔惊呆了：他清楚地记得，上一次出城散步时四处还是白雪皑皑呢。

“你到底在干吗！”他绝望地扑倒在地，苦涩地责怪自己说，“就算没有你，也有人去发现自然的法则和奥秘，晚那么一年两年的又有什么差别呢？难道就要为此牺牲掉一切……”

不过，第二年春天时上面的故事又重演了一回。

由于这样惯于久坐的生活，贝尔病倒了。他开始头部充血，甚至产生幻觉。他病得很重，医生甚至要求他停止工作按时休息。可忽然间坏消息却纷至沓来：他的长兄去世了，留下了一座位于爱沙尼亚的祖传庄园，然而这座庄园却欠下了一大笔债，他不得不立刻赶回爱沙尼亚去拯救这块祖地，否则它就要被拍卖了；以前十分赏识贝尔的部长在贝尔隐居的这段时间已经跟他生疏了，转而对他百般刁难；一些政治浪潮也开始涌起，这也让贝尔很是烦闷。

“我得离开这里。”贝尔下定决心，往彼得堡写了一封信。

科学院再一次将贝尔选做了院士。

如今贝尔就没有再那样拖沓了，1834年底他来到了彼得堡。

一路上他的胃病甚至还稍有好转。

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坐着俄式马车从梅梅尔^[25]到了雷瓦尔，让我消化器官的状况变得不那么糟了。这旅程不仅直白地向我证明了多做运动的必要，而且还将这一信念颠进了我全身的器官之中。”他的幽默感依然还在：俄国的道路和俄式马车的确能够把一切想要的东西都“颠进”全身的器官里。

4

与第一次来彼得堡时一样，胚胎学研究依然没有安排好，不过如今科学院已经有博物馆和实验室了。贝尔停止了对胚胎的研究，转而出版了未完成的书稿《动物发育史》的第二部分。

他开始研究海象。在柯尼斯堡的时候，他大概是没法弄到一头海象来解剖的吧。海象唤醒了他想要去新地岛考察的旧梦，毕竟从彼得堡到那儿要比从柯尼斯堡近得多。

贝尔对同事们说：“我想去看一看海象们是如何生活、如何被捕捉的，再一并了解一下新地岛的自然状况。”他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书，请求组织一次考察，以便研究新地岛这个博物学家尚未踏足的地方。贝尔被一个问题深深吸引住了：极北地区资源那么稀缺，大自然能够创造些什么出来呢？“

1837年初，贝尔已经到了阿尔汉格尔斯克^[26]，尽管路途上有种种波折，他还是在7月中旬时抵达了新地岛，并在7月17日进行了登陆。在那个时候，新地岛一年中仅有几个月可以登陆。

贝尔在这里度过了6个星期，一切所见所闻都让他兴奋不已。这儿没有丛生的树木，没有啼鸣的鸟儿，夜里北极狐（这些机灵鬼贼头贼脑地溜到考察者的帐篷附近，时时想要偷走点儿什么）会发出叫声……这些都让贝尔惊讶无比。他捕捉了甲虫和蝴蝶，晒干植物，收集矿石。贝尔收集了大量标本（这也是人们从新地岛收集到的第一份标本），9月初时他已经返回了彼得堡。

三年之后，贝尔与后来成为著名西伯利亚旅行家的米登多夫^[27]一同出发去了拉普兰。旅行对他来说变得越发有吸引力，只是……唉……他却不得不暂时将搁下旅行计划，因为他被任命为了军医大学^[28]的教授。

贝尔为学生授课已有10年之久，可生理学和比较解剖学这两门课程他仍旧安排得不够好：既没有好的教室，也没有实验装备。贝尔很少帮助学生们学习生理学基础知识，但他为学校本身做出了巨大贡献。多亏了他与皮罗戈夫^[29]一同建起了解剖室，至少能把人体解剖学这样的课讲得十分清楚了。

这些年里，贝尔虽然没有空闲游历俄罗斯，可他并没有抛下对地理学的喜爱。他积极参与了地理协会的成立，与赫梅尔森^[30]一同创办了涉及地理学、经济学、民族学以及部分动物学和植物学的杂志《认识俄罗斯》，还组织了多次国内考察，亚·费·米登多夫那次名声远扬的西伯利亚考察就在此之列。米登多夫还到了贝尔曾梦想踏足的泰梅尔半岛。

1845年夏，贝尔去了威尼斯和热那亚。他在那儿研究了低等海洋动物的发育和构造。他重拾了旧时的希望：研究胚胎发育史。第二年夏天，贝尔再一次出发去了地中海。他在这里收集了大量材料并打算对它们进行整理，然而……整理工作却没能完成。

不久后贝尔就被任命为科学院解剖博物馆馆长。这样一来他与胚胎学就已经缘尽了。

难道解剖博物馆馆长这个职位会妨碍胚胎学的研究吗？当然不是。建立实验室倒没那么困难，只不过……显然，贝尔之所以会成为旅行家和“描述动物学家”，这并不是毫无缘由的。

分类学和动物区系学，某种程度上还有解剖学——正是这些分科吸引了那个时代的动物学家。那时候名声最响亮的学者都是分类学家、动物区系学家和植物区系学家。既然在欧洲尚且如此，那就更不难理解，在俄罗斯也是这样了，毕竟俄罗斯有着广袤无垠的土地、丰富的动植物种、大量出乎预料的发现，也难怪吸引了众多研究者。况且那个时候从事研究和解决科学中的“一般问题”也有些困难。官方从《圣经》出发进行解释，而这提不起任何人的兴趣（况且还能怎么干呢？一切都很清楚嘛，只要画画十字、光荣一下“造物主”就行了），而任何一个“自由思想者”都将面临无穷的烦恼。尼古拉一世可不喜欢开玩笑，而在这位沙皇以及他那些身着蓝色制服、“装备”细纱手绢的帮凶们^[31]“慈父般的”关怀下，所有人都不得不“安静而顺从”地生活，而不敢去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时期，生物学问题的研究完全停滞，俄罗斯的自然历史研究却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正是在这些年里成立了俄罗斯分类学家和动物区系学家学派。这一学派后来在世界上跃居首位，至今还无可匹敌。

19世纪50年代初俄罗斯捕鱼业研究蓬勃发展，贝尔也兴致勃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

他开始了在俄罗斯的游历。头两年里，贝尔去了六次楚德湖^[32]和波罗的海沿岸。他被这些旅行深深吸引，而授课和走访山川湖海二者不可兼得，他便辞去了医学院的教授职务。

这些旅行仅仅是个开始。

人们对伏尔加河和里海水域捕鱼业的恶劣状况的投诉早已有之。由于无节制的滥捕，鱼类资源变得日渐稀少。贝尔组织的考察队从彼得堡出发，去研究捕鱼方法、鱼群的生活条件等诸多状况。

从下诺夫哥罗德出发，贝尔沿着伏尔加河一路向下，到达阿斯特拉罕^[33]，又到了曼格什拉克^[34]。冬天去彼得堡待了两个月，之后又返回了伏尔加河。此后他又去了库拉河^[35]河口、舍马哈^[36]、塞凡湖^[37]，不仅走遍了伏尔加河和里海，还将周边地区都考察了一番。

他在阿斯特拉罕看见了有人用一种叫“黑背鲱”的鱼榨油，便发问：“这是种什么鱼？”

人们恭敬地回答说：“是黑背鲱。”

“可以吃吗？”

“说什么呀，”周围的人笑了起来，“它身体里只有油脂有用，而且品质也不太好。”

“给我煮一条来。”贝尔吩咐说。

他津津有味地吃掉了鱼，并发表了一通长篇大论。他的话热情洋溢，可是几乎没人听明白了他的意思，简而言之，他说的是黑背鲱是种相当不错的鱼，它用作食物再好不过了，而不应用来榨油。

人们没有立即相信他的话，阿斯特拉罕的商贩和渔业工作者都是固执的人，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就渐渐开始吃黑背鲱了。阿斯特拉罕鲱就这样问了世，我们每个人都吃过这种鱼，却没人知道（当然，渔业专家们不算数，毕竟他们有义务知道这一点，即便如此他们中或许也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它的食用功能是100多年前才由贝尔发掘出来的。

伏尔加河-里海考察持续了5年之久。晚秋和早春的寒风冻得贝尔浑身僵硬，热病让他的身体颤抖不已，6月的酷暑让他在阿斯特拉罕的鱼儿发出的难闻气味中大汗淋漓。当他从最后一次里海之行返回时，他已经年满60岁了。

“我老了，”贝尔忧伤地说，“以后的旅程我已经力不从心了。”

又去楚德湖和亚速海完成了几次短途考察后，贝尔便不再旅行了。这可不是老年人的任性和多疑，而是由于那时的远程考察十分艰难，作为基本交通工具的仍旧是贝尔许多许多年前熟识的那种俄罗斯大车。

在旅行期间，贝尔不仅对捕鱼业进行了研究，他还分出许多精力来从事地理学、民族学和生物学的研究。这期间他做出了一些发现，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后来被命名为贝尔法则的现象。

俄罗斯知名地理学家和博物学家帕拉斯院士早已发现，许多俄罗斯的河流都是右岸为高岸，而左岸为低岸。这一点贝尔在旅行时也注意到了。他思考良久，终于得出了解释：由于地球自转，北半球大致呈南北走向的河流朝右岸偏转，因此水流对右岸的冲击蚀腐强于左岸，因而右岸变得更加陡峭。右岸被水流冲毁，整个河流地流向慢慢向右偏移的现象也不少见。

贝尔不再进行胚胎学研究，也停止了他的旅行，但他并不习惯于无所事事，若不像个学者一样钻研学习，他简直都没法活下去。要像个普通人一样造一所乡间别墅，在小园子里种植点儿香豌豆^[38]、玫瑰，甚至更为务实地种点儿苹果树和草莓——贝尔可不会做这些事儿。

卡尔·贝尔（1792～1876）

“这些都不是工作，而是娱乐。”他大概会这样说吧。

挺早以前，当贝尔还在柯尼斯堡时，他就对“颅骨学”这个名字响当当却又有些费解的学科感兴趣了。如今到了老年，他再次被这门学科深深吸引。

颅骨学是关于头骨的学科。研究人类头骨时，贝尔无比痛心地发现，头骨的测量没有任何准则可言：每个研究者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测量颅骨。尚在柯尼斯堡时贝尔就打算研究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为测量颅骨制定准则，但当时他没能完成这项工作。如今贝尔又重拾起这项任务来。

贝尔不愿独自一人承担起建立头骨测量准则的重任，他出了国，与国外的学者们进行了交流。

他费了许多口舌，也聆听了更多他人的意见，可学者们却没能达成任何一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测量方式是最好的。

“好得很！”贝尔说，“我来给你们调解吧。我提议将英寸作为测量头骨的单位。”

同时他还提出了用于测量的详尽方案。

一位学者感叹地将贝尔称为“颅骨学的林奈”。

在那个时代每一门学科都还在寻找自己的“林奈”。

贝尔却没有明白这个赞赏，他郑重其事地回答说：“我是贝尔，不是林奈！”

5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时，贝尔已经十分年迈了。他读了这本书，放回书架，却什么也没有说。

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到处都有人在喊“达尔文！达尔文！”贝尔却依然沉默。

“贝尔会怎么说？”一些好奇的人对贝尔的立场十分感兴趣，却又猜不透。

有人言之凿凿：“他一定会反对的！因为他是居维叶‘类型说’的支持者嘛。”

另一位学者则激动地宣称贝尔一定会支持达尔文，根据他对胚胎发育的研究，显然可以推导出“一切皆变”的结论。

然而贝尔却依然沉默。

最后争论不休的学者们实在是忍不住了，他们也顾不上是否得体，都开始对贝尔纠缠不休。贝尔不太喜欢达尔文的追随者，对他的反对者也是不冷不热，他始终不偏不倚，站在两个阵营的中间。

“当然，改变是有可能的，”贝尔拖着声音说，“但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是可能的。况且，这些变化也不像达尔文认为的那样是随机的，而是有着严格规律的。整个发育步骤是早就确定了的。”

“我就是这么告诉你们的吧？”达尔文的反对者高兴地说。

“但改变总是存在的，”贝尔继续说，“是的，是存在的……不过不仅仅是外界环境起了作用，还有一些内部原因……发育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进行的，它主导了方向……”

“啊哈！”达尔文的支持者没忍住叫了起来。

“这个理论到底还是什么都解释不了。”贝尔冷冷地浇灭了他的激动情绪。“什么都解释不了……这个理论中的主要部分是什么？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物种可变性、演化论……这些我们早就听过了。只有选择是新鲜的东西，只是……不，我不承认这个选择。”

贝尔见过许多的胚胎。他看到了不同动物的胚胎在发育的初阶段彼此之间非常相似，因此他不反对演化论，但仅仅是同生物门内部的演化。属于一个门的生物会发展成为一类独特的生物，而门内的演化在他看来则各有特点。贝尔不是演化学说的反对者，他本人也曾指出过动物是可变的，物种之间没有不可打破的壁垒。但自然选择理论他没有接受，他既没有成为达尔文的敌人，也没有成为达尔文的支持者。

“我是正确的！”争论者中的一个大声喊道。

“不，我才是正确的！”另一个人反驳说。

“我们将居维叶奖金颁给贝尔，他用自己40年来的探索精彩地验证了伟大的动物学家居维叶的物种理论。”1866年，争论者们读到了巴黎科学院的意见。

“连巴黎科学院都认为他是居维叶的支持者！”达尔文学说的反对者们欢呼起来。

“只不过再没别人可以颁奖了而已，”达尔文理论的捍卫者们也不肯消停，“巴黎科学院……好个权威……”

可是，像物种“按照章程”演变、生物在“门”的范围内进行适度演化这样的观点，贝尔早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接受，想让他在老年时改变这个根深蒂固的看法，未免是有点强人所难。

1876年贝尔去世了，享年84岁。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一直住在杰尔普特，几乎目不能视。他已经不能使用显微镜，不能测量头骨了，但他依旧没有停止工作。贝尔开始了著书。他进行口授，而抄写员用笔记录下来。《彼得大帝在地理研究中的意义》一书就是这样写成的，后来他还对著名史诗《奥德赛》^[39]中记述的历史进行了研究。

贝尔在克里米亚时便已注意到了巴拉克拉瓦湾^[40]与《奥德赛》中的拉斯忒吕戈涅斯湾非常相似。现在他想起了这回事，再次读了《奥德赛》，并开始了研究克里米亚与黑海的地图。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奥德修斯正是沿着黑海旅行的，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41]原来就是博斯普鲁斯^[42]，拉斯忒吕格涅斯海湾就是巴拉克拉瓦湾。显然，智多星奥德修斯并没有在意大利等地周游，而是在俄罗斯。

此后贝尔又对《圣经》故事中的奥菲尔国进行了寻找，发现它其实在马六甲。

这些研究充实了贝尔的晚年生活，他埋身于亚洲地图中来消磨漫长的冬日。贝尔直到去世都没有丢下工作，研究不了胚胎，他就研究地理学，做个旅行家；年老了不能再四处奔波了，他就开始研究头骨；不得不放下头骨研究了，他就从事写作。

1864年，彼得堡举行了纪念贝尔从事科研50周年的活动，贝尔在发言时说了下面这一段话：

“众所周知，经验告诉我们人是会死的，可经验并没有证明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给自己制定下了一个任务：不要产生死亡的意愿。如果我的器官组织不再愿意履行职责，那么我就将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它们的意志之上，而它们都不得不屈从于我的意志。我建议在场的各位都像我一样做，我邀请你们所有人50年后再到这里来参加我的第二个50周年庆典。希望我能有幸再次作为主人接待你们。”

简单地说，他的意思就是不要气馁，要努力活得更久。

贝尔也用亲身经历证明了，人真的可以久久地不向死亡屈服。

【注释】

[1]爱沙尼亚城市塔尔图于1224～1893年间的正式名称。——译注

[2]卡尔·莱代博（1785～1851），德国植物学家。——译注

[3]卡尔·布尔达赫（1776～1847），德国解剖学家和生理学家。——译注

[4]麦克唐纳（1765～1840），法国元帅，塔兰托大公。——译注

[5]拉脱维亚的首都。——译注

[6]又名乌兹堡，德国巴伐利亚州美因河畔的城市。——译注

[7]伊格纳兹·德林格尔（1799～1890），德国神学家、教会历史学家、博物学家。——译注

[8]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首府。——译注

[9]德国巴伐利亚州的直辖市。——译注

[10]德国巴伐利亚州第二大城市。——译注

[11]柯尼斯堡，如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加里宁格勒，位于桑比亚半岛南部，曾为德国文化中心。——译注

[12]病理解剖员（该词在拉丁语中意为分流器），即解剖、外科医学、生理学系的助教。——原注

[13]克里斯蒂安·伊万诺维奇·潘德尔（1794～1865），波罗的海沿岸人，曾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在科研生涯初始阶段研究过鸡的胚胎发育。中断胚胎学研究后，他将一生中大半时间致力于古生物学，为古生物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堪称俄罗斯古生物学奠基人之一。——原注

[14]洛仑兹·奥肯（1779～1851）德国耶拿博物学家、教授。当时著名的《自然哲学教科书》（1809）的作者。在奥肯看来，自然哲学是“研究上帝在世界上永恒的变化的科学”，这句话足以体现奥肯哲学的非科学性。——原注

[15]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谢维尔佐夫（1866～1936），俄罗斯主要的达尔文主义者之一，进化形态学新流派的创始人。他曾对生物发生定律作过正确的解释，确定了动物组织发育到任意阶段的新标志。他在莫斯科创立了比较解剖进化论主义者流派。其父尼古拉·阿列克谢维奇·谢维尔佐夫（1827～1885）是动物学家、动物地理学家、旅行家，是鲁利耶的门生，是俄罗斯第一位生态动物学家。——原注

[16]俄罗斯北部一片区域，主要位于北极圈内，气候极为严峻。——译注

[17]亚洲最北半岛，位于俄罗斯北西伯利亚。——译注

[18]俄罗斯北部岛屿。

[19]卡尔·安东诺维奇·特里尼乌斯（1778～1844），德国人，俄国植物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译注

[20]安德尔斯·勒兹（1796～1860），瑞典解剖学家，卡罗琳学院教授，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译注

[21]约翰·缪勒（1801～1858），德国著名博物学家，桃李遍布整个欧洲。他在动物学、生理学解剖学领域的科学、技术和研究方法层面均做出过许多新发现。他的学生中出了许多名声赫赫的学者，因此他也被称为伟大的“导师”。——原注

[22]约翰·普尔基涅（1787～1869），杰出的捷克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微生物解剖学奠基人之一。他首先提出了“原生质”这一术语。——原注

[23]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译注

[24]费多尔·费多尔维奇·博兰特（1802～1879），德裔俄国动物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译注

[25]立陶宛城市克莱佩达的旧称。——译注

[26]俄罗斯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首府，历史上是俄罗斯重要的港口。——译注

[27]亚历山大·费多罗维奇·米登多夫（1815～1894），博物学家、俄国科学院院士。多次游历俄罗斯北部和西伯利亚地区，为俄罗斯动物（现代生物和化石生物）区系研究做出了诸多贡献，撰写了颇有价值的普通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著作。——原注

[28]即基洛夫俄国军医大学，俄罗斯第一所服务于军事部门的医学类高等院校。——译注

[29]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皮罗戈夫（1810～1881），著名外科医生、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在彼得堡建立了解剖学院，在40年教授生涯中做出并详细描述了1.2万个发现，建立了俄罗斯外科医学学校。——原注

[30]赫梅尔森（1803～1885），俄国地质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译注

[31]指沙皇的宪兵。——译注

[32]又名佩普西湖，是位于俄罗斯和爱沙尼亚边境的淡水湖。——译注

[33]俄罗斯州名，位于伏尔加河三角洲地区，是伏尔加河流经的最后一个大城市。——译注

[34]位于哈萨克斯坦的半岛，在里海东岸。——译注

[35]北高加索最大河流，发源于土耳其，流经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注入里海。——译注

[36]希尔凡首都，近东最大城市之一。——译注

[37]亚美尼亚境内湖泊，高加索最大的高山湖泊。——译注

[38]别名花豌豆、腐香豌豆，花型独特，既可作冬春切花材料制作花篮、花圈，也可盆栽供室内陈设欣赏。——译注

[39]古希腊诗人荷马所做的史诗，叙述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的历险情况。——译注

[40]克里米亚南部海湾，克里米亚最温暖的地方。——译注

[41]《奥德赛》中的两个海怪，前者为吞吃水手的女妖，后者为吞噬航船的大漩涡。一般认其栖息地位于如今意大利的墨西拿海峡。——译注

[42]即伊斯坦布尔海峡。——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