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会证明的!”他也确实做出了“证明”,只是有些“不择手段”,甚至放胆去虚构一些本不存在的生物,或是隐瞒显微镜下的事实,按照自己的意愿宣称“看到了些什么”。在漫长的一生中他“证明”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就这样怀着对胜利的信心去世了。“如果我没有行医机会,我就能向父亲证明,学医绝非什么好事儿。”魏尔肖老先生关于“细胞王国”的言论并没有被忘却,海克尔决定对这些“王国”进行研究。“真是太漂亮了!”......
202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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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一看欧洲地图,在英国中部附近一个大写的“伯明翰[1]”就会映入眼帘。这是一座工业大城,它的西边坐落着一个区,或者按照英国的说法,什罗普“郡”[2]。这是个偏僻的地方,这个郡的主要城市什鲁斯伯里[3]只是一座偏远的小城。塞文河[4]环绕着这座小城,且几乎从三面包围了它,仿佛是一条巨大而清澈的护城河。
在塞文河高高的河岸上有座陡峭的悬崖,悬崖之上有一所带有大果园的房子。这座房子是达尔文医生[5]建的。他是希鲁斯伯里著名的医生,事业兴旺发达。
拉马克于1890年出版了自己的著作[6]。也是在这一年的2月12日,在河边的这座房子里传出了一声婴儿的啼哭:达尔文医生家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了。这个孩子被取名为查尔斯。他是这个家里的第四个孩子[7],所以没有带来任何特别的麻烦:妈妈对照顾小孩这样的难事已经驾轻就熟了。
查尔斯·达尔文出生的房子
就像在别的家庭里一样,家里大一些的孩子对小弟弟都很是关心。哥哥姐姐们太想看看他了,都守着安躺着一大团白色襁褓的摇篮寸步不离。可是襁褓里才刚刚露出个红彤彤的小脸蛋,就响起了一声洪亮的哭啼,吓得孩子们匆匆逃走,而他们的医生爸爸就把自己办公室的门关得更严了。屋里坐着些女病人,达尔文医生与其说是用药物为她们治病,不如说是在通过谈话治病。尽管当地的药店老板对此颇有微词,但达尔文医生却因为这个治疗方法而格外出名。
查尔斯是在女孩儿堆里长大的。哥哥比他大近五岁,像别的哥哥一样,不愿意跟这个小毛孩一起玩耍。姐姐们,尤其是卡捷琳娜,却不讨厌跟他玩,查尔斯便和她们待在一起。他是个非常温和又有同情心的人,甚至会怜悯穿在鱼钩上的蚯蚓。有人教他将蚯蚓放入盐水中杀死:这样它们会平静而无声无息地死去。得知让蚯蚓无痛死亡的秘诀之后,他就只用被盐水杀死了的蚯蚓钓鱼了。
查尔斯是个狂热的垂钓爱好者,他能好几小时守在岸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浮标:它马上就要摆动着摇晃着被拖入水里了……但浮标只是偶尔微微动一下,更难得潜入水里。鱼儿不爱吃死了的蚯蚓,因此查尔斯好几个小时的等待都是徒劳,但他仍然坚守底线,不用活的蚯蚓钓鱼。
1817年春天,八岁的查尔斯被送进了学校。这是一所预备学校,他在这儿总共就待了一年。这所学校不太乐意接收查尔斯,因为他在家时是和姐妹们一起长大的,因此表现得“女孩儿似的”,一点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学生应有的锐气。他不会打架,很难做到伸出小腿给同学下绊,至于把一团纸嚼一嚼,抛出去,让它划一个弧线刚好砸到老师的头上黏住——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企及的技能。
七岁的查尔斯·达尔文和姐姐卡捷琳娜
可想而知,每次打架他都是被揍的那个,回家的时候要么额头上顶着包,要么鼻子又红又肿。
他真是出奇的单纯。
一天查尔斯和他的同学加尼特一同顺路去面包店。加尼特拿了几个小馅饼,没有付钱就走了。
“为什么你没有付钱呢?”查尔斯问道。
“我从来不付钱,”调皮鬼加尼特回答道,“莫非你不知道,我的叔叔死后留下了一大笔钱给这些生意人们,不过有一个要求:任何一个带着叔叔这顶旧帽子并且像这样摸一下帽子的人都可以免费拿走商品。”说着便用指头碰了一下自己的帽子。
查尔斯相信了这个故事,他没发现,加尼特戴的根本就不是叔叔的帽子,而是一顶普普通通的儿童帽子。这时加尼特又走进了另一个售货亭,选了几个本子,又一次没付钱就走了。查尔斯瞪大眼睛紧紧看着他,看见他就摸了一下自己的帽子。
“想要我这顶叔叔的旧帽子吗?”加尼特问查尔斯。
“那还用说!”
查尔斯想也没想“叔叔”的帽子怎么会刚好适合小孩子的脑袋就戴上了加尼特的帽子。他们走进了面包店,加尼特站在门边,达尔文走到柜台,选了几个小馅饼,拿起来,用手指头摸了一下帽子就朝门边走去。
“去哪儿呢?钱呢?”面包师傅朝他跑来。
查尔斯丢下馅饼就难堪地跑了,背后传来面包师傅的叫骂声和加尼特的大笑声。
一年以后查尔斯被送去了另一所学校,去了一所“优等学校”。这所学校的教学风格完全印证了它的名字:“文法学校”。学校里老师们反反复复地讲解语法和句法,拉丁语和希腊语最受学校重视,学生们不仅能像通常一样翻译文章,甚至还能倒着翻译哩。此外,学生们还得会随时随地关于任何主题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写诗。
达尔文可不擅长学习拉丁语,总的来说,他就不擅长学习语言。语言学习对他来说非常费劲,甚至想不留级都不容易。在这所学校念书时,达尔文迷恋上了收集硬币、贝壳、信封上的印章(那个时候还没有邮票)和矿石。他本来还要收集甲虫的,但不是活的甲虫,因为在跟卡捷琳娜姐姐商量之后他认识到,为了收集标本而杀死甲虫是不对的。
他决定:“我只收集死了的甲虫。”
但死了的甲虫很难碰到,查尔斯整个夏天才收集了不到20只。
这时候查尔斯的哥哥已经是高年级学生了,他忽然想要研究化学。兄弟俩在储藏室里搭起了“实验室”,沉迷于制取各种气体和捣鼓其他“实验”。查尔斯兴奋地擦洗着烧瓶和试管,闻有异味的气体,还仔细地阅读了《化学问答录》。
化学占用了不少时间。查尔斯的课业成绩一直都不好,这下子更是低得可怜。校长找他训话,开导他说学化学是没有用的,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拉丁语和希腊语上,而不是花在化学上。在长篇大论的最后,他将查尔斯称为“poco curante[8]”。
查尔斯不懂意大利语,这句话深深地伤害到了他,他以为这两个词很难听,但事实上它们的意思只是“不勤奋的人”,简单地说就是懒汉。
查尔斯的哥哥中学毕业后考上了爱丁堡大学[9]。就剩下查尔斯一个人,他便过上了快活的日子。他迷恋上了打猎,而他的学业则完全荒废掉了。这时候父亲决定把查尔斯也送到爱丁堡[10]去,他想,在那里有兄长的照看,查尔斯就会更勤于学业。但事实上他错了。
父亲要送查尔斯去学医,他觉得医生这个职业是最适合自己的小儿子。于是查尔斯去了爱丁堡大学医学系。
早上八点钟,查尔斯在上医学课。这门课很无聊,查尔斯昏昏欲睡。而这门课之后还有一节课,是人体解剖学,也是一门枯燥的课,查尔斯还是昏昏欲睡。
但无论如何查尔斯还是耐心地在教室里坐了好几个小时,甚至还去了医院实习。一天,他不得不参加一次手术,但在病人发出第一声呻吟时(那个时候人们还没发现氯仿[11])查尔斯就捂着耳朵跑出了手术室,还把应该在适当时候递给医生(关于这一任务他已经被反复叮嘱了很久了)的医用钳给带了出来。
在爱丁堡大学哥哥只跟查尔斯一起待了一年,毕业之后就离开了。查尔斯又孤身一人了。他结识了几个热爱自然科学的年轻人,并很快跟他们成为朋友。这其中有植物学家,有个后来因在古亚述国的旅行而出名的安斯沃特,还有已经发表了几篇科学论文的动物学家格兰特[12]。
新朋友们迅速转移了查尔斯对医学的兴趣。他们常常组织谈话和辩论,一起观察各种自然现象,一同去郊外捕捉各种动物、收集各类植物——这一切都比解剖学课程要有意思得多。
格兰特和他的同事科尔德斯特姆[13]常常去海边收集退潮时留在岸边水坑里的海洋生物。查尔斯经常与他们一同去捕捉蠕虫、甲壳纲小动物,收集软体动物。他与渔夫们交了朋友,还跟他们一起出海捕过牡蛎。很快他就有了相当多的贝壳收藏。
查尔斯越来越迷恋动物学。一年不到,他就成了个不折不扣的动物学家。他甚至做出了一个不大的科学发现,后来还在普林尼学会[14]宣读了关于这个发现的报告。查尔斯还认识了一个擅长制作鸟类标本的黑人,开始向他学习并跟这位标本制作老师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这个黑人是个有趣的人,他去过许多地方旅行。
这样过去了两年,达尔文博士相信,查尔斯成不了医生了,于是便决定送他去学神学。
“他很具同情心,又多愁善感,能成为一个不错的牧师。”
查尔斯没有反对这个决议。“牧师的工作并不繁重,”他想,“在空余时间就可以去打猎和钻研自然科学。”
但他仍然没有立刻做出答复,而是请求给他一点时间考虑。
“我不知道英国圣公会[15]的学说是否跟我的观点契合、有多契合。给我几个月时间吧,然后我将给您答复。我要去读读神学书籍,研究下这个问题,然后才答复您。”他对父亲说。
读了几本神学书籍之后,查尔斯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可能会与自己观念相悖的东西,甚至关于创世,关于植物、动物和人类如何被创造出的,关于史前大洪水[16]和许多别的传说的《圣经》故事都没有让他产生任何怀疑。毕竟那时候的他还只是个医学学生,而不是40年后那个但凡受过点儿教育的人都听说过的伟大学者查尔斯·达尔文,那个蓄着长胡子,眼神忧郁的老头。
“我同意当个神父。”达尔文回复父亲说。
现在事情就简单了:需要获得高等教育(英国的牧师都是很有学问的),于是就得完成大学的课程。爱丁堡已经不再合适。这时才看出来,查尔斯竟然如此“出色”地忘掉了文法学校教的知识,甚至连希腊字母都有几个记不得了。得给他找个家庭教师,然后死记硬背下希腊语的变格规则。战胜了深奥的希腊语语法和句法后,查尔斯于1828年成为剑桥大学基督学院的一名学生。
基督学院的学监萧先生是个狂热的赛马爱好者,他从不错过哪怕是一次赛马,因此学生们也成群结队地跟在他后面去看比赛。经常去看赛马让达尔文有机会对许多名马的系谱进行研究。他学会了马场工人和骑手的用语和动作,了解了怎样改良马的品种,这一切在后来都成为他的助力。
对运动的兴趣让达尔文结识了一伙十分快乐的人,这帮人还建立了一个“饕餮小组”。从这个小组的名字就能看出来他们都做些什么,但得说明一下,这个名字也不完全准确:这些快活的年轻人可不是聚在一起大吃特吃,他们每周都有一次聚餐,但吃的都是特别的东西。他们吃的都是通常不用作食物的动物。在聚会时达尔文的动物学知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他了解到了老鼠、青蛙、蜥蜴、乌鸦、猫头鹰等在任何肉店里都买不到的动物吃起来是什么味道。
在一个朋友的怂恿之下,达尔文开始兴致勃勃地收集起甲虫来,而此时的他已经不经过任何烦琐的程序就将它们“处死”了。他没有成为一个埋头于书堆和昆虫图鉴中的真正的昆虫学家,只是止步于图画册:根据图片来确定收集到的甲虫的名称。他很擅长图像记忆:只要看过一次的甲虫,他一辈子都不会忘。只要在树林里看见一只甲虫,他马上就能说出,自己的收藏里有没有这一种甲虫。
查尔斯·达尔文就读的剑桥大学基督学院
一天,查尔斯从一个老树桩上剥下树皮时发现了一只罕见的甲虫,他的收藏里还没有这样的甲虫呢。查尔斯捉住了它,但还没来得及把它收好,就又看见一只没见过的甲虫。当他两只手各抓了一只甲虫时,他忽然又看见了一只更为稀有的甲虫。来不及多想,他就把一只甲虫塞到了嘴里,以便为第三只甲虫腾出手来。这只塞进嘴里的甲虫不失时机地释放了一种刺激性的液体,让这个勤勤恳恳的捉虫能手后来吐了一整天。当然,他一只甲虫也没得到:一只被吐了出来,一只拿丢了,而还有一只在慌乱中逃之夭夭。
尽管如此,后来有一天查尔斯在一位货真价实的甲虫研究家史蒂芬的书作[17]中看到一行标注:“查尔斯·达尔文捕获”,他实在是太高兴了。这极大地满足了达尔文的自尊心,有段时间他甚至认真地考虑过是否要将捕捉甲虫作为自己的主业呢。
甲虫捕捉和对自然的热爱让达尔文认识了一位植物学家兼矿物学家亨斯罗[18]。亨斯罗是个很好的人,还是个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乐于将自己的知识分享给别人。他不仅帮助达尔文学习和喜爱上自然科学,还教会了他很多东西。正是亨斯罗将达尔文塑造成了一位博物学家。
甲虫、狩猎、赛马、“饕餮小组”,还有许多别的闲事儿:这就是达尔文在剑桥的生活。而对神学他反倒想都没怎么想。
1831年1月,达尔文通过了学士学位考试。夏天他与塞德威克[19]教授一同去参加了一次地理考察,在威尔士北部度过了几个星期。这样的游玩要比学校里的课程有意思得多:查尔斯不仅了解了地理学,还学会了绘制地图,完成地理勘测。不过,这次考察的时间不长。
达尔文宣称说,“我如果把狩猎季的头几天花在地理上,那一定是疯了。”他留下塞德威克教授一人继续研究各种峡谷、山包和冲刷岸[20],自己却匆匆赶回了什鲁斯伯里,以免错过狩猎季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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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个惊喜正等着查尔斯。亨斯罗教授给他寄来一封信,通知他说有个去环球航行的机会。军舰“小猎犬”号将于9月底出发,要找一个博物学家随船同行。
达尔文非常想去旅行,他早就梦想着去遥远的地方游历,这些梦想中也掺杂着些别的愿望:去猎捕闻所未闻的野兽、去捕捉巨型甲虫,诸如此类。然而他的父亲坚决反对,不让儿子出这么远的门。
在被儿子三天两头想要去旅行的请求烦透了之后,达尔文医生松口说:“只要有个头脑清醒的人建议我放你去环球旅行,哪所就一个,我就让你去。”
查尔斯拜托舅舅威治伍德去做说客。威治伍德是个非常能干的人,拥有一座享誉世界的陶瓷器皿厂(在今天威治伍德的陶瓷制品依然是“贵重如金”)。达尔文博士认为他非常智慧明理,而他也没让外甥查尔斯失望:他支持查尔斯去旅行。
“小猎犬”号被派到美洲海岸和太平洋去进行地理考察,去测绘海岸地图并勘探洋流。为了完成其他一些科考任务它应当完成环球航行。舰长菲茨罗伊[21]想要带上一名从事标本收集的博物学家。博物学家拿不到薪酬,并且还得支付自己的生活费,但收集到的标本都归自己所有。
罗伯特·菲茨罗伊
想要争取这个名额的人只有零星几个,而达尔文排在了第三位,但很快他就成了唯一的一个候选者,因为前两个候选人放弃了。达尔文热切地想要参加航行,但这时舰长菲茨罗伊本人却反对带他同行。这位船长是位大贵族(他是格拉夫顿公爵[22]的侄子),他非常迷信通过面相判定人的性格。他一看见达尔文就反对起来:
“这个年轻人的鼻子算是个什么啊?有这样鼻子的人决不会是个又聪敏又有决断力的人,我可不需要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鼻子,这么常见的鼻子,差点就坏了事!达尔文没法把自己的鼻子整改成“又聪敏又有决断力”的鼻子,因此他只好走后门,也就是说找关系。他找到了一些熟人和朋友,靠他们说服了菲茨罗伊。船长同意带上达尔文,甚至还把自己的舱房分给他一半。
“小猎犬”号是一艘装备了10门大炮的老旧军舰,有个海员们所熟知的绰号叫“棺材”。这个外号充分说明了它的“优点”,也就是说,当风暴来临时,这家伙很容易就会急急忙忙地沉入海底,仿佛就是为了等待这个小小的正当理由罢了。菲茨罗伊本来可以搞到一艘更大、更可靠的船,但他不知怎的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着手对这艘老古董进行大量维修。修船花了很长时间,害得好几次错过了预定的出航期限。最后,修理工作总算像是完成了,出航时间也定了下来:11月4日。而达尔文早在10月24日就赶到了停船的地方普利茅斯[23],怕“小猎犬”号撇下他直接开走了。事实上,达尔文完全是杞人忧天:船直到12月27日才离开港口。
“起锚!”期待已久的口令终于响起来了。
“小猎犬”号的每个部件都咯吱咯吱地响起来,像个老头似的吭哧吭哧地挪出港口。这时候起了风暴,它又急忙退了回去。菲茨罗伊可不想他的船还没离开普利茅斯就这样耻辱地立即沉没了,于是决定等到风暴结束再出航。
这位英勇的海员宣称说:“要沉没就得沉没在广阔的海洋里!”
达尔文对他勇气的敬佩油然而生。的确,菲茨罗伊堪称真正的“海狼”。
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耽搁后,“小猎犬”号终于驶向了大海。
航程开始了。
“小猎犬”号在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颠簸了两个月,这两个月达尔文可过得够呛。他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海上的颠簸,海浪稍一汹涌他就十分难受。这两个月里他真是受够了大海。
“我就不明白,海上有什么好的?”他奇怪道,“就连风暴都那么无聊。”
停靠巴西的海岸后,“小猎犬”号展开了洋流勘测和地图测校任务以及其他工作。
船在海上工作,而达尔文去了陆地上进行考察。他骑马深入巴西腹地,也骑马沿着海岸跟着船走。经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庄园,住宿过一家又一家旅店,有时在森林中穿行,有时走过原野和种植园,就这样达尔文和自己的旅伴们踏过了漫长的路途。他在巴西的森林里见识了各种神奇的东西,收集到了许多的鸟、野兽、蜥蜴、蛇、青蛙、蟾蜍和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昆虫。他在这些地方还出了名——被传成了个魔法师。他随身带了些“普罗米修斯火柴[24]”,当剪掉火柴头时,它们就会燃起来。当地的居民目睹了这一法术之后大为震惊,甚至整个村整个村地聚起来围观这位魔法师,有几个精明人甚至开出每根一美元的价格来买火柴。
“小猎犬”号
不过,就连向导都对达尔文抱有深深的怀疑。这个人成天在沼泽和密林里晃来晃去,收集甲虫和蝴蝶,往袋子里塞满石头,射猎那些小小鸟——那样小的鸟,煎炒煮汤都不值,对这样的人能有什么特别的信任呢?
达尔文在旅途中仔细地研读了莱尔[25]的书,这本书对他帮助很大。如果他没有读到这本《地质学原理》,有许多东西他就大概无法发现和理解了。莱尔在书中讲述了许多非同寻常的东西。
那时候的学者们认为,地表的变化是突然而剧烈地发生的。地震、火山爆发和其他地质灾害会使得山峰被夷为平地,峡谷、沟壑和无底的深渊突然出现,海岸在短短几小时内发生变化,而这一切总是迅速而突然地发生的。著名学者居维叶就是这么说的。
而这里莱尔所写的却完全不同:地表是缓慢变化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灾变!地震、火山爆发时常会有,但它们并不能如此剧烈地改变地貌。风、阳光、雨水、严寒、河流和溪流、浪花拍岸——正是这些改变了地表。这些改变很轻微,但它们会持续成千上万年,而这上千年的时间会展示出它的威力:高耸的山脊消失、磨平、倒塌,小溪冲刷出深深的沟壑和山谷……
达尔文寻找了这些缓慢变化的痕迹,发现它们无处不在:山坡上的岩屑[26]中,被冲塌的海岸上,在被河水侵蚀的河边岩石上,还有沟壑和山包中。达尔文不仅找到了这些缓慢的变化,还将它们与地质灾害引发的变化进行了比较。他运气很好:“小猎犬”号停靠在南美洲西海岸的时候,这里发生了地震。康塞普西翁城[27]被完全毁灭了,海浪冲走了近半个塔尔卡瓦诺[28]小城,将70个村庄夷为平地。
“这些都太微不足道了!”达尔文对菲茨罗伊说道,“难道这就能明显地改变地貌了吗?新出现了几个沟壑、十几处地裂和崩塌等,如此而已。而看看另一种改变……”他便讲起那些持续千年的,产生了山脊、无底深渊、海洋、岛屿和大陆的变化来。
莱尔的论断并非完全正确,他过高地估计了大自然“细微力量”的作用,但这本提出了渐变和演化思想的书对于那个时代依然意义非常。
在研究地质学并收集矿石石样和山区动植物品种的标本,攀爬砂质的岩屑和陡峭的河岸时,达尔文找到了许多骨骸。他甚至挖出了几副巨大的骨架。
其中一个骨架尤为有趣。
这是一个巨型动物的骨架,体形几乎与今天的象一般大,骨骼极为巨大沉重,盆骨和后腿的骨骼尤其沉重。看起来,这样的动物连路也走不了,只能一直保持坐姿,因为它后半身的骨骼太沉了。
“它到底要怎么走动呢?”达尔文自言自语道。
查尔斯·莱尔(1797~1875)
他看着这个庞然大物的骨骸,思索着这个问题的答案。这个动物的牙齿很像今天的树懒[29]。这真是太奇怪了。
“树懒在树上生活,但什么树能够承受起这样的重量?要是在树上挂着一头象,没有一根树枝能幸免于难吧……
但根据牙齿构造很容易看出,这个奇怪的动物是植食性的。
又过了很久,著名的英国学者欧文[30]在研究了动物化石后阐明了这种大型动物进食的方式:这种动物以树枝为食,进食时坐在树的附近,用前肢将树枝压低送到嘴边。它沉重的下半身让它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能坐得很稳。紧绷的树枝突然断裂时也无法将这个像“不倒翁”一样的动物推翻在地。
达尔文找到的东西里最棒的是一颗马的牙齿化石。美洲野马!
巨型树懒化石——大树懒
大树懒复原图
“当第一批欧洲人出现在美洲时,那里还没有马。印第安人从没见过马,看见西班牙人带来的马匹时他们都闪躲到了一边,感到很害怕,这是众所周知的,”达尔文喃喃地说,“而这个牙齿……是马的”。
被发现的骨骸让人不由自主地思考过去,思考南美洲遥远的过去。很久很久以前这里生活着巨型树懒,生活着马。它们都消失到哪儿去了呢?为什么它们都灭绝了呢?
这时候,仿佛是在回答达尔文的问题,他听说了不久前这个地区发生旱灾的故事。
旱灾开始于1827年,持续到1832年才结束。这是一场“大旱灾”,虽然旱灾在这里并不少见,但这样的旱灾还史无前例。
降雨量太少了,以至于所有的植物都枯死了。甚至那些耐旱的植物,比如飞廉[31],也都消失了。小溪和河流干涸了,辽阔的潘帕斯平原[32]覆满尘埃,变成了童话故事中一条条尘封的大道。成千上万的鸟兽死于饥饿和干渴。鹿群跑到居民区来,到水井中饮水。它们不再惧怕人类,干渴已经战胜了恐惧。
南美洲的大河巴拉那河[33]幸免于难,它水量实在太大了,没有干涸,但也变浅了很多。河水远远地退离了河岸,露出的河床干涸得很慢,巴拉那河开始流淌在泥泞的沼泽之上。
河中依然还有水,因此从四面八方引来了备受干渴折磨的动物。成群的牛羊从陡峭的河岸冲了下去,直奔河水,却没能返回,它们太虚弱了:有的陷入了遍布沼泽的河床,有的没能从水中爬出。不计其数的牲口命丧河中,被河水冲向下游的尸体甚至多于秋天纷飞的落叶。
成群的马匹冲向每一个出现在干涸河床上的沼泽,它们相互拥挤着践踏着,然后就是死亡、死亡。河床上尸横遍野。巴拉那河的水变得无处可用了:腐肉让它臭气熏天。但动物们依然饮用着这些水。
“这些庞然大物也可能是这样大量死亡的,”达尔文听这个故事时想道,“也许它们也是死于旱灾。也许它们也将彼此踏进了沼泽。因此它们的骨头都躺在一起:还有死于河中的母牛的骨头,共同构成了一个个保存完好的坟墓。”
达尔文还找到了某种长得很像犰狳的大型动物的骨架和甲壳,后来他还幸运地找到了一种类似于羊驼,但又比羊驼大很多的动物的骨架。
日子一天天过去,达尔文在粘土质的平原上找到了越来越多的骨骸,并且这些动物总是与现代的某些动物很是相似,但大部分又要大上许多。
“巨型羊驼为什么都死光了呢?”达尔文又自言自语起来。“它们不可能是被人类杀死的,那时候还没有人类呢。牧草也够它们吃的。”
他没能找到答案。总不能认为是取代了庞然大物的小型动物太能吃了,把整个草原都吃掉了吧。
“灾难!正是那场毁灭了所有生物的灾难,在那之后这里重新被完全不同的动物所占据。居维叶是这么说的……但是……为什么以前这里生活的是几乎跟现在一样的羊驼,只是体型要大上几倍呢?灾难之后羊驼又不会被磨碎成小型羊驼,它们是完全消失了。”
莱尔的书曾数次为达尔文答疑解惑,可当达尔文考察山区地层时,这本书就帮不上忙了。书里完全没有提及动物,因为达尔文只有这本书的第一部分。
在南美大陆以西950公里处有一些不大的岛屿——加拉帕戈斯群岛[34]。
巨型犰狳化石——雕齿兽
这些岛屿上十分阴暗,环境严峻。这里有由岩浆凝成的棱角分明、布满裂痕的黑色原野,有被太阳烤干的矮小灌木丛和悬崖,有早已熄灭了的巨大的火山口和山坡上几百个小火山口。只有山上清新而苍翠,只有那里时不时落雨,只有那里能让眼睛在这片光秃秃的黑色平原中稍加休息。
这些从海底隆起的岛屿从未与南美大陆连成过一片。在岛上安家的所有的植物、动物应该都是设法跨越海水迁移过来的。它们在岛上生活了远非一两年了:第一批动植物来到岛上后已经有几十万年了。
“小猎犬”号造访了这个群岛中的多个岛屿,几乎在所有岛上都生活着“大象那么大”的乌龟。许多乌龟重达150公斤,甚至更多。它们慢吞吞地在岛上踱来踱去,碰见天敌时就把头和四肢缩回壳里去。
各个岛上的乌龟都各不相同。开发了其中几个岛屿的移民们甚至说,不同岛上乌龟的肉吃起来味道都不一样。他们的话值得信赖,因为正是他们捕食了大部分这些慢吞吞的动物。
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达尔文也在这里收集植物、鸟类、昆虫和矿物石样。在这儿捉鸟真是太容易了,它们很少碰见人类,还没学会害怕。有一只鹞鹰被达尔文直接用枪托从树枝上打了下来。一天,他躺在灌木丛下休息,手中端着一杯水,一只鸫停到了杯沿上。它一点也不害怕,还淡定地从杯子中喝了些水。移民者们说,以前这些鸟对人更为信任,甚至会停到人们伸出的手上,显然,它们把人的手当成了树枝。
加拉帕戈斯象龟
捉鸟非常容易,达尔文便在这里的各个岛上收集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鸟。仔细观察这些鸟的时候,他发现不同的岛屿上生活的鸟互不相同。
科隆群岛上的鸟与南美大陆上的鸟极为相似,但彼此之间又不尽相同。查塔姆群岛[35]上的模仿鸟-鸫[36]与美洲大陆上的模仿鸟不一样,但令达尔文感到惊讶的不是这一点。
当他在查尔斯岛[37]、詹姆斯岛[38]和其他岛屿时,也在那里找到过模仿鸟,但那些鸟与查塔姆群岛上的明显不同。
“科隆群岛上所有的这些模仿鸟彼此都很相似”,达尔文思索着,“都与美洲的模仿鸟很像”。可以说,所有这些鸟都与美洲模仿鸟是一个类型的。但为什么两个相邻岛屿上的模仿鸟彼此之间差别这么大呢?要知道这些岛都是挨着的呀。
达尔文在科隆群岛上找到13种小型鸟类——地雀[39]。它们的羽毛都彼此相似,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但不同鸟的喙却明显不同。大嘴地雀的喙非常庞大,像欧洲锡嘴雀[40]的嘴一样。小地雀的喙不大,甚至比燕雀的嘴还要小。其他几种鸟的喙形状上是从巨型“锡嘴雀式”的喙到小喙的过渡。最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岛上生活的是不同类型的地雀。
许多鸟都是这样的。在每个岛屿上都生活着独特的种类,它们与邻近岛屿上的鸟相似,但却不能被算作同一种,它们只是亲缘物种而已。
蜥蜴和植物也是这样。岛屿之间的距离不算太远,也就几十公里,但不同的岛上生活的乌龟、蜥蜴、模仿鸟、地雀都各不相同。
“为什么会这样呢?”达尔文自问道,“所有这些鸟、乌龟和蜥蜴的生存方式都是一样的,但它们本身却各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他无法作答。
科隆群岛上的模仿鸟-鸫:三环模仿鸟(查尔斯岛);查塔姆模仿鸟(查塔姆岛和詹姆斯岛);小模仿鸟(伊莎贝拉岛)
科隆群岛上的模仿鸟-鸫:三环模仿鸟(查尔斯岛);查塔姆模仿鸟(查塔姆岛和詹姆斯岛);小模仿鸟(伊莎贝拉岛)
科隆群岛上的模仿鸟-鸫:三环模仿鸟(查尔斯岛);查塔姆模仿鸟(查塔姆岛和詹姆斯岛);小模仿鸟(伊莎贝拉岛)
地雀的头部:1-大嘴地雀(查尔斯岛和查塔姆岛);2-勇地雀(查尔斯岛和詹姆斯岛);3-小树雀(查尔斯岛和詹姆斯岛);4-绿莺雀(查塔姆岛和詹姆斯岛)
“岛屿之间的海水很深、洋流湍急,动物无法游过。没有强风在岛屿间吹来吹去,种子不能通过风在岛屿间传播,鸟类不能顺风穿过海峡而迁徙。海岛是相对不久前由火山岩形成的,它们从未连成一片陆地,从出现起就是相互隔离的小岛,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也从未有过生物交流。”达尔文就只能说出这些了。他对这些相似性如此高的岛屿上生物却多种多样的现象感到十分惊讶,但他却没法解释这种多样性的原因。这个解释许久许久以后才被给出。
关于达尔文在自己的五年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他见识了博物学家们只能在热带见到的东西;收集到了大量的标本,带回了厚厚的一捆密密麻麻地记满日记的笔记本。
出发时达尔文还是个轻浮的年轻人,只会射猎,只知道些甲虫,而返回时,他就算还不是个真正的学者,那么也几乎是个学者了。他研究了南美洲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地理,遍历了所有能去的岛屿,研究了这些岛屿上的动物群并收集了大量南美洲动植物群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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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对分类学向来不感兴趣,但要想根据图画册中的一览表来辨认南美洲的甲虫又是不可能的。毕竟巴西可不是英国:英国各种各样的甲虫早已为人熟知,要在伦敦周边找到一只尚不为人所知的新品种甲虫要比在巴西发现上千个新物种困难得多。因此达尔文打开自己的箱子,拿出收集有甲虫的盒子后,并没有将宝贵的时间用在为它们分类命名上,而是将它们束之高阁,自己则出门去拜访父亲了。
“看看!完全改头换面了呀。”查尔斯的老父亲迎接了他。达尔文博士这句话是想说,自己的儿子在五年的旅途中变化太大了。
关于当神父,达尔文博士一个字也没跟儿子提起,查尔斯也没有说起。这并非惺惺作态,两人都已经忘掉了这个计划。如今父子俩对儿子的未来都已是一目了然:他要成为博物学家。
在父亲那儿做过客后,达尔文返回了伦敦。艰难的日子开始了:从早到晚他都往返于博物馆、实验室和图书馆之间。后来他去了剑桥[41],又去了牛津[42],再返回伦敦。他去找同意接手他所收集标本的科研工作的各科专家:动物学家、植物学家、昆虫学家、鸟类学家等。
最后事情都搞定了:达尔文把自己的标本收藏分给了各位专家,而自己则负责进行描述和地质学研究。
着手准备出版《“小猎犬”号科学考察记》的同时,达尔文也没有忘了自己的私事;他结识了一些有用的人脉,做了几次报告,很快就被选为“雅典娜”科学学会的会员,随后又被选为地质协会的学术秘书(这是一个光荣的职位!)。
在地质协会中达尔文认识了在“小猎犬”号上所研读的《地质学原理》的作者莱尔。尽管年龄相差很大,但他们很快成了朋友。
与莱尔的友谊让达尔文受益匪浅。如果说是亨斯罗将达尔文塑造成了一位博物学家,那么正是莱尔的影响将达尔文引领上了这条为他赢得千古英名的道路。
准备《“小猎犬”号科学考察记》时,达尔文仿佛重历了自己的旅行。那些在美洲和其他国家时让他绞尽脑汁的问题此时又一次浮现在他面前。那个时候他没空想这些问题,而现在他就有充足的时间用于思考了。
“当然,植物和动物是在变化的。它们不断变成别的样子,最终我们面前就出现了新物种,”达尔文自言自语地推断说,“只是要怎么证明这一点呢?”
动物和植物都在变化,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并非如同《圣经》中所说,是在创世的第五天和第六天被创造出来的。这个想法变得越发坚定起来。
1837年7月,达尔文开始在记事簿中做笔记。他在这个本子中记下了自己听说的故事:关于千里马的、关于无角牛的、关于新品种草莓的、关于荷兰花卉爱好者栽培的独特的郁金香的……材料不断增多,尽管他还不知道拿这些材料做什么用,但他努力地积攒着证明动植物可变的事实。
他做了许多工作,终于感到疲倦了,而对于博物学家来说,最好的休息莫过于考察。达尔文决定去一趟苏格兰,去看看格林罗伊[43]河谷著名的阶地[44]。他去了大名鼎鼎的阶地,攀登了陡峭的斜坡,捕捉了几只甲虫(他清楚地记得,这样的甲虫他还没有捉到过),然后返回了伦敦,写了一篇关于这些阶地的形成的文章。在美洲见过了许多隆起或沉降的河岸后,他便习惯性地以为每处阶地都是海洋活动的结果,格林罗伊河谷的阶地也不例外,但他搞错了:海洋和冰川可有着天壤之别,而格林罗伊河谷的阶地原来正是冰川活动形成的。这差别可不小,达尔文万分懊悔自己那么匆忙就出版了自己的推测。这次不愉快的事件对达尔文此后的工作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他不再急于出版书作,而是冒着理论过时的风险也要将书稿留上好些年。
当达尔文30岁时,他结婚了。他的堂姐艾玛·威治伍德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他们自童年便相识,而今她从威治伍德小姐变成了达尔文太太。妻子成了达尔文的忠实的朋友,虽然在科学工作上很少帮到他,但却像个尽职的护士一样,把常常生病的达尔文照顾得很好。
一年以后,新婚夫妇诞下第一个孩子,达尔文便又有了许多事做。他十分喜爱自己的儿子,给他取名为伊拉兹马斯[45]以纪念自己著名的爷爷[46],但达尔文更喜欢的是观察。当孩子因为哭啼而被呛到时,这个当父亲的非但没有哄他,还开始观察涨红的小脸上的肌肉变化。稍后达尔文在一个专门的记事簿里歪歪扭扭地记录下来小孩子的哭、笑、做鬼脸等各种表情变化。
艾玛时常批评达尔文过分的好奇心,而他却反驳说,“这是相当重要的观察!弄清人类表情的起源,研究它并将它与动物的表情作比较,这是十分有教育意义的任务。”
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达尔文常常生病,于是艾玛认为,问题在于伦敦的生活:气候不好,还有许多无谓的烦扰。说做就做,艾玛去了许多不同的地方,最终找到了一处不大的庄园。这是一座带有一小片土地的房子,位于达温村[47],距离伦敦几十公里。
达尔文非常喜欢达温村周边地区。1844年9月14日他搬到了达温,一直到去世都住在这里,只是偶尔去趟伦敦。
达尔文研究了所谓的蔓足纲虾[48]。可别以为他研究这种生物是想要揭穿中世纪修士的骗局。那些修道僧们认为,正是这些蔓足纲虾中一些被称为“海鸭子”的生物变成了鹅。事实上不是因为这一点,这些蔓足纲生物的外形和生活习性非常有趣,是这一点吸引了达尔文的注意。他开始研究其解剖结构,同时也不得不进行分类学工作。这项工作对他来说可不容易:他有时把某些生物形态提升为一个物种,有时又把它们降级为一个物种的变种,而后突然又把这一类别归为一个特别的种类。好长时间蔓足纲生物让他伤透了脑筋,一想到那个突发奇想打算研究它们的日子,他就骂骂咧咧,但几年之后他出版了一部关于蔓足纲生物的两卷本著作。
从对蔓足纲生物研究中获得的经验让达尔文坚信,有时物种之间很难划定清晰的界限,一些变种实在太过奇怪,它们的存在也不稳定。从蔓足纲的例子可以看出,许多的生物类别时而被归为物种,时而被归为变种,这取决于研究者的喜好和观点。当然,如果不是将这些类别放入自然界中研究,而只是用于书面或口头的谈论里,那么划分成物种还是变种倒也无关紧要。
“难道物种和变种之间并非总能划定明确的界限吗?这是不是意味着,变种是形成之中的物种?”达尔文自问道。这是个伟大的想法。
莱尔向我们展示了,大陆表面的变化是缓慢的,是通过演化而非巨灾而改变的,这一点达尔文非常赞同,因为对此他已经持有一些依据了。但动物和植物的情况就要比山峰沟谷复杂得多。不难发现,动物和植物非常适应它们当前的生活。
蝴蝶以花蜜为食,它们的口器便伸长成了长长的吻。没有吻它们就吸不到藏在花冠底部的花蜜。鼹鼠在地下掘洞,它们的前肢变成了铲状。植物都会散失水分,因此它们有适于调节水分散失的结构:叶片的表皮上有许多极其微小的孔洞——气孔,它们与植物体内的含水量紧密相关,能随之张大或是缩小甚至几近闭合,当水分不足时气孔就关闭,这样水分就几乎不会散失。
查尔斯·达尔文(28岁)与妻子
达尔文故居达温宅
不管是自然界里的哪一样东西,都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这个构造多么精妙,多么合理呀,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来了!
他之前常去看赛马并与养马人和马贩攀谈的经历就是在这时候帮了他忙。
“选配优品的种马以生出优质的下一代……那么在自然界里呢?”
他思考良久,记下自己的想法,翻阅书籍,徘徊于花园中观察灌木丛和树木,时而研究甲虫,时而研究蔓足纲。
他脑中浮现出了一些模糊的想法,在这一片混沌中不时闪现出生存斗争和竞争[49]之类的念头,但都不明朗。
在马尔萨斯[50]的著作《人口论》(1792年)中达尔文找到了头绪。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1,2,8,16,32,64……),而生存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1,2,3,4,5,6,7……),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人口过剩而生存资料不足的状况。
该怎么办呢?要怎么避免这个灾难呢?那就是限制人口增长,而且是限制底层人口的增长,因为他们的生活最无保障。
在论及人口过剩和以无产阶级为主的不适应者的死亡时,马尔萨斯写道,“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为他设下席位;大自然命令他滚开,而大多数情况下大自然还会亲自执行这个命令。”
“过度繁殖……人口过剩……生存竞争……过度繁殖引起的生存斗争……”达尔文一边在家里踱来踱去,一边念叨着,“就是这样的,可是……”
存在着一种能在斗争的基础上让动植物变得非常适应环境的力量,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
“自然选择!”达尔文想出来了,“这是个不错的名字”。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一个由大自然执行,一个由人类自己执行。
名字想好了,剩下的就是收集事实和例证来证明这个选择机制并非他的臆想。
达尔文开始收集材料了。他需要找成百上千的例证。他阅读了大量书籍,这些书将他的书房塞得满满当当。书房里放不下这几千本书了,他便想出了个能让小小的书架容下一整个图书馆藏书的好办法。剪刀成了他的常用工具:不是解剖剪,而是普通的大剪刀。他成百上千地买书,然后毫不吝惜地从其中撕下自己所需的篇章,从杂志上剪下一篇篇文章。花费了他不少钱的藏书却变成了这么一副奇怪的样子,成了一堆残章断简,不过这样一来,几个书架就放下了他需要的所有资料。
大家都被他安排了活儿干,儿子们也得替他捉蜥蜴和蛇,拿来死了的小鸡、小狗和兔子。达尔文一概收下:他什么都需要,什么都可能是有用的。
了解了家养动物的品种之后,达尔文选中了鸽子,成了个养鸽专家。在他院子里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鸽子:凸胸鸽、扇尾鸽、罗马鸽、赛鸽等等。有两个养鸽爱好者俱乐部还将他选为会员,而他对这份荣誉感到洋洋得意,因为俱乐部通常是不会选新人做会员的。
“所有能买到或通过其他途径搞到的各个品种的鸽子,我都有。”达尔文自豪地说。的确,他的鸽子特别好,尤其那些不是买来,而是通过“其他途径”搞到的鸽子——显然,这些鸽子都是别人送给他的。
达尔文想要通过鸽子来弄清楚一个问题:杂种生物的繁殖能力是否总是更强,这样一来,他的鸽房里就挤满了各种组合产生的杂交鸽子,这让那些真正的养鸽爱好者们感到万分惊骇。
“怎么能这样胡闹呢?”他们说,“杂交鸽子是些什么东西?孬货,杂种!”他们对此大摇其头,走出鸽房时还在对达尔文嗤之以鼻。一些忠实追求纯种的养鸽爱好者甚至说,俱乐部不需要这样的会员,更甚的是,像达尔文这种人还会叫俱乐部蒙羞。
通过鸽子、狗、牛、羊和马的例子,达尔文弄清了一个事实:所有的家养生物都有野生的祖先,并且它们的野生祖先种类为数不多,而这些各种各样的家养生物品种都是人类通过选择得到的。于是达尔文把这个规则也类推到大自然中。他没有亲眼见过自然选择,何况怎么可能看得见呢?但他坚信,这种选择机制是存在的,并将其作为已经得证的事实来讲述。
各种品种的鸽子头部图:1-赛鸽;2-野鸽;3-安特卫普短喙鸽;4-波兰鸽;5-扇尾鸽;6-筋斗鸽
达尔文一连几小时待在花园里统计草茎的数目。他放任杂草在菜畦中大肆生长,怀着毫不掩饰的好奇心观察它们取胜的过程。当杂草取得胜利,当不断被杂草覆盖的菜畦上的农作物被一点儿不剩地排挤掉后,他感到自己仿佛见证了百万雄师之间恢宏的战斗。
艾玛生气了:“我就不明白!你种黄瓜就是要送给杂草糟蹋的吗?”
“您为什么要糟蹋掉这些黄瓜呢?”园丁莫名其妙地问道。达尔文回答说:“我想要探究黄瓜和杂草之间的生存斗争。”而园丁闷闷不乐地嘟囔道:“这谁不知道,如果不除草,杂草总是能毁掉黄瓜的。这有什么好观察的?种菜的不是都懂得要除草吗……”
随着材料不断积累,达尔文不再向熟人们隐瞒自己的研究。他在信里或是当面向他们介绍自己的理论。一些人对他的观点表示赞同,甚至还有人催促他尽快将理论出版。这些人中最为上心的是植物学家胡克[51]。
“您知道,”达尔文对他说,“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是很易变的。您是一位植物学家,那么您应该清楚,有时候实在太难区分物种和变种了。”
“的确!”胡克说道,“有一些个体实在是……”,他开始讲起一种澳大利亚的植物。
“那么,”达尔文一边搜寻着词语,一边继续说道,“不同的变种生活方式也各不相同。我想说的是,其中一些变种的特征能给它们带来更多的优势。比如说,一群普通的兔子中出现了一些腿更长更有力的兔子……因为这些兔子更容易躲避天敌嘛。”
“那得要它们其他所有的性状都与别的兔子一样,至少不弱于后者,”胡克反对道,“而如果它们的听力要差一点点,那么腿快也帮不了它们。”
“这倒是!但假设这些兔子们都全都一样,只有腿有差别,一些的腿更强壮,而别的弱一些。兔子的天敌很多,那么很明显,首先牺牲的就是那些跑得慢的兔子,活下来的是跑得快的兔子。我将这种现象称为“适者生存”。这些兔子活得更久,因此留下的后代也更多。跑得稍快的兔子逐渐取代跑得慢的兔子,因为那些跑得慢的兔子死得更多,留下的后代也就更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选择机制:自然界里跑得更快的兔子从普通兔子中脱颖而出,产生新的变种,而如果长时间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形成新的物种。
达尔文说了很久,而胡克认真地听他讲。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胡克说,“为什么您的兔子腿会更长呢?是因为它们跑得更多腿才变长,还是因为它们生下来腿就更长、肌肉就更有力?换句话说,它们是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吗,它们的速度是天生的还是后天获得的?
达尔文没有理解到这个问题中的陷阱:他当时还不了解拉马克学说,就连圣伊莱尔的理论他也不知道呢,而胡克显然是想用这一点来试探他。
“它们跑得快是因为它们有更强壮的腿。它们生来就是这样的,这是先天性变异。”达尔文回答道。
“很好,”胡克说,“不知道我是否完全理解了您的思想。在您看来,情况应该是这样的:动物和植物的部分后代可与自己的亲代有所不同,尽管只一些细微的差别,但假如这些细微差别对这种生物是有利的,那么就会让它们在生存斗争中获得优势,这些‘胜利者’就能存活下来,至少能活得更久一些。它们的后代最终将取代适应性较差的个体的后代。您将这种‘适者生存’的状况称为‘选择’。通过这种选择,新的特征将不断强化,两类个体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新的物种就产生了。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达尔文吐出一口气,“您的表述要比我的好得多。”
“但我应当提醒您,您将受到许多人的反对。我自己都能举出几百个与您的理论不相合的例子来。但您的见解非常高明,”胡克向达尔文鞠了一躬,“祝贺您,建议您抓紧时间,赶紧完成您的理论吧。”
但达尔文没有着急,他只是起草了几十页的纲要。几年之后他才对这个纲要加以完善,写出了250页的书作,然后便停笔了。他不善于高效工作,一词一句都得斟酌良久,要通过写作清楚地表达出思想对他来说实在困难,因此写作的过程拖得很长。
他不敢把自己的理论印刷出版,担心它还不够完善,担心例证不足,担心会有很多人反驳它,于是他决定收集足够多的材料和例证,让反对者们无话可说。达尔文自己想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并且做出了回答,预料了反对者们可能会列举的例证,并把这些都写入了自己的手稿中。他就这样夺下了潜在的反对者们手中的武器:反对意见在手稿中已经被列出来了,回答在这里也都给出来了。
时光流逝,达尔文的健康每况愈下,他担心自己还没出版自己的理论就会去世,因此特地在遗嘱中写下了对手稿的安排,甚至还分配了一笔钱用于它的出版。然而他那悲观的预感没有应验:的确,他常常生病,但立下这份遗嘱后他还活了约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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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紧时间,别把这件事搁置一旁!”植物学家胡克催促达尔文说,“别耽误了……”
他对太过拖沓的达尔文进行催促实在是太对了。应该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物种可变的观念已经流传开了。
达尔文正处于沮丧之中,他的一个儿子患猩红热死了,而正在这个时候,他收到了一位当时居住在马来群岛[52]的英国人华莱士[53]寄来的一篇不长的文章。文章中简要地论述了物种起源理论。
“抓紧些吧,你会被别人赶上的!”达尔文的哥哥曾经催他说。
而现在,他已经被赶上了!达尔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收集了大量资料,已经写出书来了,但书稿还躺在他的桌上,还没完全作好出版的准备,他却收到了这篇文章……
要不压下华莱士的文章,不对任何人说起,并尽快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达尔文可做不出这样的事,他很诚实。
“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达尔文的朋友们想到了办法。莱尔和胡克了解达尔文的研究,知道他的书已经准备付印了,他们决定帮他一把。
“写一篇简短的概要出来,”他们对达尔文说,“快些写,别磨蹭……”
达尔文为书稿写了一篇简短的概要,好让人能明白这本书讲的是什么。
“尊敬的先生!”胡克和莱尔给伦敦林奈学会[54]的秘书写了一封信,“所附的材料是关于生物变种的形成问题的。这是查尔斯·达尔文先生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先生这两位勤勉的博物学家做出的研究成果。这两位先生都……”接下去是对他们的研究的叙述,之后进入了正题:列出了附文。附文包括华莱士所写的概要和“达尔文先生于1839年起草、于1844年待胡克先生阅览和莱尔先生知晓了内容之后重新誊写的研究成果摘要”。同时被附上的还有达尔文于1857年10月在波士顿[55]写给阿萨·格雷[56]教授的私人信件,信中达尔文再述了自己的观点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1839年到1857年中并没有发生变化。信的结尾还说了达尔文先生在读到华莱士的文章之后请求尽快将它发表,达尔文这是在让自己蒙受损失,毕竟对华莱士先生所论述的这个理论,他的研究更加早,也要完善得多,等等。
胡克和莱尔极力试图证明,是达尔文首先提出这个理论的。他们寄给林奈学会的附件看上去仿佛不仅是要在学会的会议上宣读,还要送到伦敦民事法庭上去细细审理。伦敦民事法庭——这可是当时因审理让人瞠目结舌的欺诈案而出名的机构。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与华莱士的这两篇文章和胡克与莱尔的来信一并在林奈学会的完全会员[57]们面前被宣读了。这两篇文章都极力引起关注,激起在场学者们的争论,可是这些尊贵的会员们却都缄口不言。他们认真听完了报告,但却既没打算提问,也不愿争辩和反对。这两篇文章被印入了学会的刊物中,但却如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引起注意,只有一位来自都柏林[58]的戈东教授作了回应,但他的回应却不大让人高兴。
“这些文章中所有的新观点都是错误的,而文章中正确的观点全都是旧东西。”这就是他做出的回应。
胡克对此怒不可遏,莱尔也生起气来。他们不断催促达尔文,让他尽快出版自己的书,而达尔文尽管生着病,还是着手进行修改。他9月开始准备,翌年3月就将手稿出版了。他还从来没有这么高效率地工作过呢。
莱尔这时候还给了达尔文许多建议和帮助。他们进行了一次长谈,甚至谈及了书的封面。莱尔认为,即便是对于科学读物,封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本书终于出版了,在出版当天它就被抢售一空。的确,发行量不是很大,总共就1250本,可是在当时也没有发行量达好几千本的科学读物呀。人们争相购买这本书,他们从哪儿获知这本书的呢?这是个谜,但无疑,其中定有莱尔和胡克的功劳。这本书的再版工作立即就开始了。
对这样的书是不可能不作评价的。报纸上开始出现评论。一家大报社与一位评论家约了稿,但这位评论家偷了个懒没有读书。他对自然科学一无所知,但他有个名叫赫胥黎的朋友,是个生物学家。
“你就义气一回,帮我写吧!”
赫胥黎替他写了评论,评论家看了看,稍加修改而没有多想,就以自己的名义交了稿。这篇评论被登载在了发行最广的报纸《泰晤士报》上,虽然它没有署名,但却引起了轰动。
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
人们开始了争论。一些人表示赞同,另一些表示反对。出于谨慎,达尔文本不打算在这两版书中讨论人类起源的问题,但他终究还是没能忍住,就在书里暗示了一下,就连人类也毫无例外地遵循了这普遍规律。
读者们自己得出了结论:人类是猴子的后代。
曾经跟达尔文一起在威尔士[59]散过步的地质学家塞奇威克[60]在报纸上对达尔文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不仅是在提出批评,简直就是在叫嚣、谩骂和呼号,他指责达尔文试图将人类贬低成动物,宣称达尔文已经快疯掉了,还声称达尔文的理论会颠覆文明的根基。
达尔文没有反驳他。他其实也没法与塞德威克争辩,他可不善于写论辩性的文章,而科学文章可没法用来争论。他没有参与1860年牛津爆发的大论战,而是由赫胥黎代表他。换做是达尔文的话,他对自己理论的辩护怕是做得还远不如赫胥黎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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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过去了,达尔文的声名早已传遍了全世界。
“这个理论能解释一切!”达尔文的追随者们兴奋地嚷嚷着,“我们现在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了。”
所有的生物都是可变的,“昨日”的它们与“明天”的并不相同。多种多样的动植物并非同一个模型的无数个变种[61],也不是几个自我封闭的“分支”,而是同一棵进化树的枝干。生物的合理性被一些人看作是“造物主”智慧的最好证明,被另一些人看作是谜一般的“世界精神”[62]的显现,而事实上它只是生存斗争这种看似庸俗的现象的产物。自然界中有长着尖刺的刺实植物,有鲜艳美丽的花朵,有绦虫[63]、极乐鸟、蛞蝓、狮子这些各具特色的动物……物种的多样、形态的各异、色彩的鲜艳,这一切都只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生物构造上的相似并非“同一结构”的体现,而仅仅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亲缘关系。甚至“具有不朽灵魂和无上智慧”的人也是自然选择的产物……
达尔文的书中满是证据,而其中所列举的数不胜数的事实大部分都是为每一个人所熟知的,只是人们没这么阐释过这些现象,或者压根就没有细想过。如同一线阳光透过缝隙照进了黑暗的房屋,此前看不见的尘埃都忽然开始在光带中闪烁飞舞起来。《通过自然选择,即通过生存斗争中适者生存而实现的物种起源》,这本名字又长又无趣的书让人们大为震惊。
此后的头几年表现出了达尔文这本书对当时来说有多么重要。进化论正是生命科学进一步发展所亟需的基石。
不言而喻,进化论并不是什么新生理论。达尔文之前就有许多先驱。布丰写过关于进化的东西,但他难以理解的措辞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何况仅放空话而不讨论实例是远不能让人满足的。
卡维尔兹涅夫曾写过一本关于动物可变性的小书,但这本书一直鲜为人知。
拉马克曾宣扬过进化论,但他没能让读者们明白这个学说,而那时的大众也还没有接受这种“革新思想”的基础。时间也不合适,他还处在拿破仑掌权的时候,光芒万丈的居维叶击溃了圣伊莱尔的“同一结构”说,也摧毁了拉马克的进化理论。居维叶的物种不变论和灾变论与《圣经》十分相洽,因此很长时间统治着人们的头脑。
德国人将歌德称为进化论的奠基人,但他们“忽略”了一些细节:歌德只是在行将就木时才认识到,高等动物和人是从低等生物演变而来的,物种之间的相似性是基于它们的血缘关系的。而在那之前他一直都是“物种不变论”的支持者,也就是说,他压根儿不是进化论者。
莫斯科教授鲁利耶曾表达过一些杰出的想法,他的观点已经与达尔文的理论十分接近了,要是他再前进一步,那么也许他就是进化论的创始人了……但鲁利耶只活了44岁,他所写的专著也为数不多,况且那些个所谓学识甚高的“欧洲人”也压根儿没读他的作品。
达尔文还有许许多多的前辈,但那又如何?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只留下了一些零碎的想法、几个句子、些许暗示,而没有形成理论,没有建立起学说。在达尔文理论诞生之前,没人发现过这些暗示,就算发现了也没人明白它们的内涵。
自然选择理论解释了生物对其生存环境的适应性和它们的合理性。此外,生物的合理性是有条件的,它们只是十分适应特定的环境条件,一旦环境条件发生变化,那么适应就有可能变为不适应了,这让宣扬造物主智慧的《圣经》学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达尔文既解释了动植物的适应性和多样性,还证明了所有的生物都有共同的起源。居维叶所说的单独的四个动物类别根本就不存在,而动物界和植物界则是具有共同根源和大量分支的茁壮大树。生物有长达几亿年的发展历史,而我们面前的只是它们的后代;为了认清这些后代,我们就得研究它们的祖先,研究远古时代的动物。
科学体系开始了重建,“向达尔文看齐”。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植物学家、胚胎学家、动物学家和生理学家开始在各处寻找亲缘关系的迹象。没有一位学者袖手旁观,他们要么寻找支持达尔文理论的依据,要么在试图推翻它。
一个接一个的学会将达尔文选为会员,很快达尔文的签名后就加上了许许多多的名号,以至于一行都写不下了。原来的“Ch·达尔文”现在成了长长的一串:Ch·达尔文,M·A,F·R·S,F·G·S,F·E·S,F……,F……[64],这些都是他的学者称号。
《物种起源》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不是结束,而更像一个开始。还有许多问题等待解决,于是达尔文便开始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他研究了多年,而目的只有一个:为自然选择学说提供尽可能多的证据。
家养动物的品种和农作物的种类是研究物种可变性最为丰富的材料。人工选择让自然选择更加易于理解。达尔文写了一本名为《动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书。像往常一样,他收集了大量例证写入书中,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想法,以至于这么几十年过去了还有成百上千的学者在研究这一材料。
许多花都是虫媒传粉的,而花对这种传粉方式的适应恰是一个极佳的例子,充分展示了自然选择可能导致的结果。兰科植物尤为有趣,它们具有绝佳的适应性。康拉德·施普伦格尔曾写过一本《被揭开的自然之谜》,但这位可怜的教师写的书少有人知。现在达尔文继续了他的研究,写成了一本关于异花授粉以及花与昆虫之间协同进化的书。
沼泽泥炭地[65]中生长着茅膏菜[66],这种植物的叶片上有长针状的突起,茅膏菜就借助这些突起来捕捉昆虫。这些突起太过独特了,值得人们好好研究,让人不由发出感叹:多么了不得的适应性呀!这难道不是建造自然选择理论的宏伟大厦的上好基石吗?
达尔文研究了茅膏菜。
这种植物用叶片捕捉昆虫:叶片上布满了纤毛,就像脸颊上长满的胡髭一般,这些纤毛粗壮的一头能分泌液体,而当被这些晶莹剔透的“露珠”所吸引的昆虫停落到叶子上时,它们立刻就被这些黏性的水珠给粘住了。
这时纤毛开始慢慢弯曲,包裹住虫子,将它压入黏液的包裹之中……虫子就成了瓮中之鳖。
看到这一切之后,达尔文陷入了沉思:是什么引起了纤毛的运动呢?
他开始将手边所有的东西往茅膏菜的叶子上放:小块的碎玻璃、小石子、小纸片、肉、面包……叶子来者不拒。它们是那样的敏感,连只有几毫克重的头发丝儿都能引起纤毛的蜷曲。茅膏菜会抓住所有的东西,但它蜷曲的纤毛并不是将所有的猎物都一直抓着。这些纤毛显然能够以某种方式辨识出猎物来,它们将一些东西收下,却将另一些扔掉。它们本要弯曲抓住石子的,但很快又伸直了,仿佛是在拒绝这些不合适的猎物。
茅膏菜会久久地抓住肉、蛋白和昆虫,而油脂和小块的黄油它们是不愿接收的。达尔文给它喂了最好的黄油,在叶片上放上猪油和新鲜的蛋黄,但统统都没用!茅膏菜不要这些美味的东西。
“这太了不得了!”达尔文又开始了新的实验。
茅膏菜
他配制出了各种各样的溶液:在叶子上滴上稀的酸溶液和盐溶液,用了奎宁[67]和其他药物。当家里的药品都被用光之后,他又从伦敦订购了整整一套试剂。日复一日,他每天花上好几个小时守在温室里,这让园丁很是困惑。
“好好的一位先生,”园丁埋怨道,“就是一点不好:不能给自己找点儿有用的事儿做,成天盯着一朵花看。难道有正事儿干的人会这样做吗?”
达尔文并没有因为老园丁的难过而止步不前,他依旧是好几小时地盯着茅膏菜,时而往它们的叶子上滴几滴酸液,时而把整片的叶子浸到这些酸液里。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每个实验的结果,却因为每一种结果感到同样开心,无论这些纤毛只是蜷曲还是因吸够了有毒物质而变黑缩拢。
达尔文针对毛膏菜做了一系列试验
左:毛膏菜的叶面(放大图)完全展开的姿态;中:将一滴稀释的氨水滴在叶面上,毛膏菜纤毛立刻全部收拢;
右:将一小块肉放在叶面上,只有一侧的纤毛收拢
弄死了许多株茅膏菜,用光了数十瓶溶液,最后把家里的药品也全耗尽了,达尔文才弄清了一个事实:茅膏菜并非总是蜷曲纤毛来久久地包裹猎物。得在它们的叶子上放一些含有蛋白质的东西,或者至少得是含氮的化合物。“茅膏菜需要氮素,是氮素!”他叫嚷起来。
但达尔文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还想知道,茅膏菜能感觉到的最低含氮量是多少。他取来一滴硝酸盐的饱和溶液,并用了近一桶水来稀释它。他配制的溶液稀得连顺势疗法[68]的医生都会嫉妒他,然而……茅膏菜的纤毛竟然开始了蜷曲。这株茅膏菜叶子微微发红、很不好看,像莲座般直接生长在土里,想不到它竟然如此敏感。
继茅膏菜之后,达尔文又转而研究了其他一些食虫植物,最后他了解了这些植物的所有奥秘。它们用某种方式捕捉昆虫,然后叶子分泌出类似动物胃酸的特殊液体,在叶片上消化掉被捉住的虫子,再吸收其中的蛋白质。在根部从土壤溶液中吸收来的养分里缺少氮素时,食虫植物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补充营养的。
茅膏菜是达尔文理论绝好的例子,它们的适应性多棒呀!长期选择的结果多么成功呀!
6
《物种起源》出版后又过了10年。如今整个文化界都认识了达尔文——那个银须飘飘、双眉低垂、眼神忧郁的老头儿。整个文化界都听说过他的理论:动植物是可变的,一个物种可以随着时间流逝变成另一个物种,所有动物都源于一个共同的祖先。
那么人呢?人是从什么变来的?
这个问题被越来越频繁地提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写道,人不是普遍法则的例外,但也就仅仅写到这一点而已。其实本应多讲一点,应该谈谈低等生物是如何进化成为人的,应该指出,人是最为高等的动物,最重要的是,是拥有高等智慧的动物。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应该讲到:人是如何成为现在的样子的,成为这样的原因是什么。但可想而知,达尔文是解释不了这一点的:他对卡尔·马克思的学说[69]一无所知。
莱尔断言:“人是堕落的天使。”
“人……不,我决不会赞同人只不过源于动物的观点。人的心灵是具有神性的!”华莱士证明说,他认为即使人的身体不是神创造的,那么至少心灵是神创造的。
对达尔文来说,莱尔等知名学者对人类起源理论的支持非常重要。一开始,他所掌握的资料中关于人类起源于动物的证据和实例屈指可数,因此他很长时间都没有论及这方面的内容。
好些年过去了。科学中有了一系列新的发现,达尔文理论中的许多内容得到了全世界学者的仔细研究和补充。英国人赫胥黎写了一本名为《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书,证明了人的身体构造与猴子猩猩几乎是一样的。德国人海克尔[70]出版了一本书,说人是起源于动物的。
科学距离人类起源的问题的解答越来越近了。自然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不能再缄口不言了。达尔文开始动笔写关于人类起源的书。
人有许多特征都与猴子十分相似,因此达尔文就选了猴子来跟人做比较。
人类的哭和笑、他在生活中不同时刻的表情为达尔文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达尔文对自己的孩子们进行了许多研究,他仔细地观察小孩是如何哭和笑的。
在猴子身上能观察到许多与人类相似的表情。任何一个看见过猴子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更不必说看见过黑猩猩、猩猩等类人猿的人了,他们自然都会承认,这些动物与人外表上的差异非常小。
不过达尔文没有把这些关于表情的研究资料写进关于人类起源的书里,这些资料太多了,他将它们单独写成了一本书,作为《人类的起源》的补充。
上:黑冠猴平静的表情,黑冠猴被爱抚后快乐的表情;下:黑猩猩阴郁的表情
这本书出版了。书中说明了人类起源于动物,指出了人类与别的动物的相似之处,列举了人类从其先祖处继承的特征和身体结构特点。
虽然很多特点对于如今的人们来说已经全然无用,有时甚至是有害的,但它们依然保留了下来。细长的阑尾是人类祖先发达的盲肠的遗留物。我们如今已经不用来咀嚼的“智齿”、内眼角处的细小皱褶——“第三眼睑”、能让耳朵动起来的耳动筋……人类还保留着许多各种各样的痕迹器官。
人类的胚胎与其他哺乳动物的胚胎十分相似,在发展初期它甚至与鱼类的胚胎相似。
达尔文举出了长长的一列事实来说明人类的祖先是动物。
这本书出版后没有在众读者间获得很大的成功,它令读者们十分失望。
“一点新东西都没有!我早就听说了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哼,这些我早就听说过了,都是旧调重弹……”
这些就是人们读了这本书之后的评论。这本书与读者们的期望完全不符,书中对人类起源于动物的叙述不能让任何人满足,毕竟大家早就(这个“早”指的是10年前)就对人是从猴子变来的这个话题习以为常了。
达尔文的反对者们没必要特意对这本新书进行什么反驳,这本书只是《物种起源》的自然延续,而对《物种起源》的抨击已经让他们费尽脑筋了。
各教会和各宗教的神职人员发了牢骚,但他们早就宣称了,达尔文是个无神论者,因此这时的牢骚也只是个习惯性行为而已。
几年过去了,达尔文的精力大不如从前,有时他只是在园子里对着一棵树看得久了点都感到精疲力竭。他常常好几天卧床不起,但仍然坚持着对植物的观察和实验。他的儿子弗朗西斯[71]帮助他完成这些工作,常常替他写作或是在温室中进行实验。
很久之前,达尔文曾写过一篇关于蚯蚓能够促进黑土形成的文章。蚯蚓能将植物的残体一点点拖入地下,积累成一层腐殖土。它们挖洞时又会翻动土层。如果没有蚯蚓,植物的残枝落叶就会一直躺在土壤表层,土壤中就形成不了腐殖层。蚯蚓制造了土壤的腐殖层,它们是黑土的制造者。
达尔文向来喜欢地质学,黑土和地质学关系不大,但总归都是关于土壤的科学。于是达尔文兴致勃勃地开始写关于蚯蚓和腐殖层的书[72],这让他回忆起逝去已久的青年时期和对地质学的研究。
人类胚胎与犬类胚胎对比图(摘自《人类的起源》)
上图:人类胚胎下图:犬类胚胎
a-前脑、大脑半球等;b-中脑、四叠体等;c-后脑、小脑、延髓;d-眼e-耳;f-第一器官腔;g-第二器官腔;H-发育中的脊柱与肌肉;i-前肢;K-后肢;L-尾巴或尾骨
查尔斯·达尔文,摄于1881年
这本关于黑土的书是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书作。
1882年冬天达尔文完全病倒了。他时常因为心脏疼痛而失去意识。他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谁也不见。
4月17日他还能下得了床,儿子弗朗西斯暂时离开了达温,达尔文亲自进行了例行的植物实验。
4月19日他就去世了。死前不久他说:
“我一点也不害怕死亡。”
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
英国国会决定将达尔文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73]的宏伟建筑中安葬着英国的各位名人:学者、作家、政治家……达尔文也安葬在了这里,离牛顿的墓地不远。
达尔文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他在遗嘱中将一部分钱用于出版世界开花植物名册,以对达尔文理论孜孜不倦的推行者,才华横溢的植物学家胡克表达感激。
至于这份名册是什么样子的,看看手稿就知道啦:全部手稿竟然重达一吨!
“我不愿我的祖先是猴子”
1
他的命运很是不凡。他曾做过教师和土地测量员,后来却丢下教具和等高仪,拿起了猎枪和捕虫网,成了名旅行家。他几乎就能从达尔文手中抢走进化论首创者的桂冠了,后来他成了达尔文的追随者和捍卫者。但他又并非自始至终如此,在一些方面他无论如何都无法认同达尔文的观点。
没人培养他去做科研人员、医生或是教师。他的父亲生有许多孩子,却没什么钱,因此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在14岁便被送到伦敦学手艺去了。学哪样手艺倒无所谓,只要能糊口就行了。
一开始阿尔弗雷德当了土地测量员,但他还没来得及掌握好使用等高仪和测量链的全部技巧,又去当了一名钟表匠学徒。
而在钟表匠人手下他也没能待到最后。还没参透钟表机械的奥妙呢,才刚刚学会拆卸钟表,还不会将拆开的钟表重新装上,老板就关掉了小作坊。
要不再选一个新职业,再从头开始学习?
“不,我受够了!”华莱士决定重操旧业。他拿起等高仪行走在山野之间,时不时对拿着木桩的小男孩呼喝几声。
来回奔走测量土地并非什么乐事,他便开始收集植物来作为娱乐。华莱士没有成为植物学家,没有为植物学做出什么新发现,没有建立起新的体系,也没有写出完善的图鉴,不过,他也没打算与著名的植物学家们一争高下。他只是收集各类花朵,随随便便归一下类,分装到袋子里罢了。
后来他厌倦了测量土地后,去当了教师,但这个活计他也不太喜欢:原来当老师更加无聊呀,坐在课堂上讲解乘法表,这还不如当土地测量员呢。华莱士又回去找到了自己的等高仪。他想要在四处奔走测量时带上点什么东西,但他既没有枪,也没有望远镜,况且在那个时候他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拿枪和举望远镜呢,他只有等高仪。他便随身带着等高仪,从筒管中远远地就能清晰地看到交错的细线、木桩以及小男孩快乐的面庞。
但很快等高仪再次被扔到了角落里,而华莱士再次改变了职业。这一次他成了个包工头,与哥哥一起带领一个不大的工队修建铁路。这个新活计,不能说让他很是喜欢,但总归能够糊口。
24岁时的阿·华莱士
如果没有认识贝兹[74]的话,华莱士大概就会当一辈子的包工头了。
亨利·贝兹只比华莱士大两岁。他父亲是一个卖袜子的商人,平日里他给父亲帮忙,而空余时间就在田野和树林中捕捉甲虫。甲虫可以卖给标本商人,虽然这并没有修建铁路哨舍挣钱多,但却有着别样的吸引力。
在贝兹的怂恿下,华莱士也干起了抓甲虫的行当,并且他抓起甲虫来的积极性可要远远高于测量土地和在学校里教书。
很快这对朋友就厌倦了附近的甲虫,他们开始讨论说,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捉虫啊。
“嘿,在巴西……那里的甲虫啊有拳头这么大!”贝兹将手握成拳给华莱士看,“那里才值得我们去收集甲虫,那里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
一个个寒冷的冬夜,当甲虫们躲在青苔中或是藏在树皮里沉沉睡去的时候,贝兹和华莱士就不厌其烦地翻看着地图,一遍遍梦想着,要是能去巴西……
“我们得存钱,”华莱士下了决心,“等存够了钱……”
他们开始积攒先令[75]和英镑[76]。他们需要的钱不是很多,只要够他们到达那个充满诱惑的国度就行了,那里有成群的鹦鹉和巨大的甲虫,只要他们到达亚马孙河的水洼和沼泽,那么就好了。哦!在那儿就该他们大显身手了,那儿有够他们捉一辈子的甲虫和蝴蝶呢!
期待已久的这一天终于来了,成功建好的几个铁路哨舍大大加速了这一天的到来。他们出发去了巴西,还带上了华莱士的哥哥。他们的行李让海关官员们都有些尴尬:衣物寥寥无几,而盒子、箱子、大小罐子、昆虫网兜、镊子和大头针却多得不得了。
“先生们,您们是博物学家吧?”一个官员笑着问道,“看,我一下就猜出来了。”
这哪能猜不出来!除了博物学家,还有谁会在箱子里只带上两套衣物,却装上许许多多的昆虫网兜,还要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他们简直迫不及待了,每天早晨都跑到甲板上去,向远方眺望,看看巴西能不能望得见了。他们知道,还要坐很久很久的船才能到,但或许不知不觉就已经睡过了一个星期了呢……或许巴西,它就在不远处了呢。于是他们就跑去找船长,请他在地图上指给他们看,他们的船已经到哪里了。
整条船上的人都听说了这三位博物学家,他们都拿这三个不远千里来捉甲虫和蝴蝶的英国佬开玩笑。
“在我的农场上这些个破东西要多少有多少,”一位去阿根廷拓展经营的肥头大耳的农场主吹嘘着,“连长角的甲虫都有呢!”说罢他张开又短又粗的手指,想要比画一下他的农场上都有些什么样的甲虫。
“那里不一样,”贝兹和华莱士笑道,“那里的甲虫可跟英国的不一样。”
“你们怎么不说,那里的苍蝇还不一样呢。”农场主不满地回敬了一句。
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所有撞到他们手边来的东西都被捉了起来。他们收集了上千只甲虫和蝴蝶,射猎了无数的鹦鹉,他们如此狂热地收集鸟和昆虫,就像是要抓走巴西的所有昆虫,要夺走树林里所有的鹦鹉一样。他们不畏风雨和毒蛇,不怕猛兽的咆哮,勇敢地在草丛和沼泽中跋涉。
电工用炭让他们能躲入及耳的水中,埋伏起来以捕捉在亚马孙王莲[77]巨大的叶子上飞来飞去的蜻蜓。碰到凯门鳄[78]时,如果是大鳄鱼他们就逃掉,如果是小鳄鱼他们就从容地捉住它,塞进自己的袋子里。他们住在森林里或是河岸上,成天在沼泽灌木丛中日晒雨淋。
亚马孙雨林景色,摘自《亚马孙内格罗河游记》
这一切最终让了华莱士的哥哥患上了疟疾。他在帐篷中发着抖乱窜,还说着胡话,这样华莱士和贝兹就只能轮流去森林里兴奋地挥舞小网捕捉五颜六色的蝴蝶了。
华莱士的哥哥去世了,但这绝不是因为华莱士和贝兹照顾不周,而是因为黄热病本来就很少放人离开自己的魔爪。
在巴西待了四年之后,华莱士决定,是时候返回英国了,他的健康也让他不得不返程。将收集的标本箱搬上船后,他就动身上路了。贝兹留在了巴西,看来他还更为坚定一些。
“起火了!”警报声响了起来。
船在大洋中烧了起来,华莱士的标本箱子也在这场火中被烧得一干二净。
这位勇敢的旅行者,这位不知疲倦的狩猎者差点就没能跳上逃生艇。他与几名水手一起在浪涛中颠簸了10天。在这10天中这些不幸的人就望着海浪,等待着救援。水波的反光和灼人的日光差点让他们失明,他们的脸上脱了皮,手也受伤出血了,但好歹是等到了一艘船。
返回伦敦之后,华莱士不想再度拾起测量链了。现在他知道带上什么去树林里比较好了:手枪和捕虫网。
他写了两本关于巴西之行的书。这两本书没有取得特别的成功,但得到的稿费却暂时够他用了。华莱士开始结识那些已经听说了他是个有经验的标本收藏家的博物学家们。这些博物学家为他谋求到了政府的支持,很快华莱士便再次将装满罐子、小网、大头针和手枪的箱子和行囊搬上了船。这次他去了东边,去马来群岛考察。
可别以为这些博物学家是出于对他的尊敬和喜爱而替他东奔西走的,丝毫没有,他们只是需要马来群岛的动物标本才把这么一个有经验的猎人送了过去。
华莱士去了马来群岛,在那里待了八年,从马六甲[79]开始,一直到新几内亚[80],他走遍了大大小小的岛屿。如今他不仅仅收集蝴蝶和甲虫,射杀鸟类,用锌盒收集蛇和蜥蜴的毒液,他觉得自己已然是个博物学家了,于是便进行起各种各样的观察。而在马来群岛上,适合观察的材料真是数不胜数。
在苏门答腊岛[81]和加里曼丹岛[82]他发现了一些在当时的欧洲还不为人所知的红毛猩猩。华莱士非常喜欢猎捕和观察这些猩猩,况且猎捕这些猩猩也相当简单轻松。
“当我发现了红毛猩猩,我就回家去取抢,”华莱士讲起与红毛猩猩的故事,“而猩猩仿佛在等着我一样,都不会走远……”
找到了轻信的红毛猩猩后,华莱士便向它射击,而在受伤的猩猩吃力地逃上树顶并仓促地折断树枝为自己搭建一个暂时的巢穴时,华莱士便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愉快地记录下他的观察:红毛猩猩是如何搭建巢穴的。
一天,他射中了一只带着幼崽的母猩猩,小猩猩从树上掉进了泥淖里。华莱士捡走了小猩猩,试图把它喂养大。他日复一日地与这只小红毛猩猩玩耍,给它喂食物和水,照顾它,哄它睡觉。小猩猩还是死了,但华莱士对它进行了许多观察,笔记本里添上了好几页记录。
四处纷飞的大型蝴蝶非常漂亮。每当这些“鸟翼凤蝶[83]”在阳光下闪耀着黄金和祖母绿般的光芒出现在树林上空时,华莱士的心都因紧张和开心而跳动起来。这些蝴蝶的名字就能体现出它们的美丽:鸟翼凤蝶在俄语中被称为“鸟之羽翼”。而且的确,这种蝴蝶几乎与鸫一般大小。
华莱士一连好几小时站在树林边缘,等待美丽的蝴蝶降落下来。他用弓射出钝头的箭,用手枪射出沙子,而当被击中的蝴蝶落下时,他便飞快地跑过去。观察鸟翼凤蝶时,华莱士发现,它们中的雄蝶要比雌蝶漂亮得多。这倒没让他很惊讶:他对英国的蝴蝶很是熟悉,普通黄粉蝶的雄蝶就要比雌蝶颜色鲜艳很多,还有小灰蝶[84]的雄虫是蓝色的,斑貉灰蝶[85]的雄虫是火红色的。令他感到惊讶的是另外一点:他发现,另一些颜色也很鲜艳的蝴蝶有多种不同的雌虫,有的蝴蝶有三种雌虫,且这三种雌蝶之间的差别非常大。(www.chuimin.cn)
红毛猩猩幼崽
两种雌性门农凤蝶
极乐鸟有一身奇异的羽毛,这让它们难逃被追捕的命运。华莱士打下了好几十只极乐鸟,而每一只都能换来大把大把的先令。奇怪的是,所有这些鸟儿的腿都好好地长在身上,而不久前人们还一直坚信极乐鸟是没有腿的,就连林奈[86]在描述一种极乐鸟时,还将它命名为“无足极乐鸟”。华莱士发现,没有腿的只是那些被当地土著杀死的鸟,而在树林里的极乐鸟总是有腿的。土著们出于某种原因将猎杀到的极乐鸟的腿全都切割下来,并且他们对此实在是在行,连鸟腿的存在过痕迹也不会留下一丁点。欧洲人曾经还非常严肃地认为,马来群岛的森林中飞翔着一些无足鸟。
疟疾当然也没有放过华莱士,他病倒了。发病时他就在帐篷里或是土著的茅舍里卧床养病,而只要发作一结束,他就抓起捕虫网,拿起手枪到森林里去。仿佛是为了弥补生病耽误的时间一样,他更加顽强地挥舞着小网,捕捉苍蝇和黄蜂、蝴蝶和野蜂、蜻蜓和甲虫……
热带富饶的大自然给了他取之不尽的思想素材。的确,这也有些妨碍思考,因为有趣的东西太多了,根本没时间思考。时间只够用来观察、收集、做笔记和写日记。
华莱士不仅仅进行收集和观察工作,他所有的时间都在进行思考。动物世界的多样性、动物颜色如此鲜艳,形态如此奇异、一些物种之间十分相似以及同一个物种的雌性却差别巨大得让人难以相信它们是“姐妹”……丝毫不难发现,动物是可变的,例子随处可见。要给物种和变种划上界限并非总是容易,而仅仅这一点就让人大费脑筋。
一些情况下变种与这个物种的基本形态之间的差别很小,不需要费多大劲就能确定这是这个物种的变种,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变种与基本形态之间差别很大,看到这两种形态时无法立即就辨别出这是同一物种的两个形态,要确定仅仅是变种还得进行一系列的研究。显然,变种可能与物种的基本形态相差甚远,以至于成为一个独立的物种。
基于自己的经验,而非道听途说,华莱士还认识到一点:有的物种易于分辨,而有的物种却难以区分。这又立即让他想到,这是否就是新物种的形成过程呢?亲缘的物种才让人难以区分,因为这些物种还没有完全分离出来,还没有完全形成。
物种是变化的,物种都是来源于某个别的物种的。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了新物种的形成,是什么东西以何种方式在推动进化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能解答一切问题,但这答案暂且还没有。
一天,华莱士的病发作得十分厉害,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画面。他仿佛觉得自己正在从巴西返航的路上,在大船沉没后乘坐的那条小艇上,但在他身边的不是水手,而是红毛猩猩。巨大的鸟翼凤蝶在小艇的上空飞来飞去,而天堂鸟就在这群蝴蝶上盘旋,寻找着自己的猎物。
“但它们没有腿,它们要如何栖息呢?”华莱士想要喊出声来。
鸟儿还没来得及栖息下来,华莱士还没来得及叫喊出声,从小艇的甲板下面忽然出现了一个长着鹰钩鼻子和蜷曲的短络腮胡子的脑袋。
“你们这是真正的人口过量,”这个陌生人说道,这时华莱士竭力试图回忆起他在哪里见过这张特别的脸孔,“你们这是真正的斗争,战争,不是为了求生,而是为了求死……”
“马尔萨斯!”华莱士叫了出来。
那个脑袋消失了,而红毛猩猩开始大声呼号,让华莱士感到害怕。他抓起了枪,弄翻了小艇,然后……醒了过来。
发病结束了,华莱士一身冷汗地躺在被窝里。他不想睡觉了,便开始思考已经思考了好几个月的问题:什么是变种,这些变种将何去何从,它们能否转变为一个物种。鸟翼凤蝶、红毛猩猩、天堂鸟,他刚刚在梦中看见的这些动物仿佛活了过来,在他眼前闪现,而它们的后面是成百上千的他在巴西和在马来群岛这儿见到过的蝴蝶和鸟。
是什么力量让动物和植物发生改变呢?为什么一些变种很常见,另一些变种却很少有?变种可以随着时间变成物种,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是谁在各个变种中做出了选择呢?
华莱士苦苦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到头却是白费力气,没能找到答案。这时候他回忆起一本在伦敦读过的书。
“马尔萨斯!就是他,就是他的书。”
在书中说,人类以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仅仅以算术级数增长。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劳动人民的贫穷是人口过量的结果,劳动人民的饥饿只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了。
马尔萨斯相信“这是自然法则”,他试图证明,要改变现有的事态是不可能的,谁都不能废除自然法则。
对人们的竞争,对劳动、工作和失业的讨论很少能引起华莱士的兴趣,但“生存斗争”这个词让他陷入了沉思。毕竟这样的斗争在动物之间也存在,不就是这种力量导致了“选择”吗?
清晨,华莱士像往常一样去了树林。他眼前的东西还是与往常一样,但在这一天,这些熟悉了的东西在他看来却与往日迥异。
鸟儿捕捉苍蝇,而它们却又被猛兽捕食:它们在生存斗争中既是胜利者,也是被战胜者。华莱士看到了一种植物是如何驱逐另一种植物的,看到了被藤本植物环绕的树木是如何窒息死亡的,在他面前的还是熟悉的树木、灌木、草丛、鸟儿、野兽、昆虫……但如今华莱士看到,它们不仅仅是生长、奔跑、盘绕、飞翔,它们在为生存而奋斗。这种斗争是隐秘而缓慢的,但却一刻也没有停过。
日子一天天过去,华莱士越来越确信,是生存斗争导致了某种“选择”:有更多机会在一刻不停的比赛中获胜的就能存活下来。细微的变异可能是有益的。因为选择的存在,变种与原来的物种之间差别越来越大,最终,差别之大导致了独特的新物种的产生。
变种正是一个新生的物种,而每一个物种都能产生出许多变种——未来的物种。
这个发现需要尽快发表。华莱士对自己的正确性毫不怀疑:神秘的物种起源问题很容易解决,所有人都能明白这样的解释。华莱士就在德尔纳特岛上立即写了一篇不长的文章寄往伦敦。他身边没有图书馆,也没有博物馆或是实验室,但笔记本就是他的图书馆,森林就是他的博物馆和实验室。他将自己知道的都写了下来,写得简明扼要。
华莱士的信件乘着大船到达了伦敦,到了达尔文的手里。
“优先权该归达尔文!”达尔文的朋友们说,“他准备物种起源的书稿已经有20年了。”
“如果达尔文先生将这个问题研究得这么透彻了,那我就不坚持我的优先权了。”华莱士则对来自伦敦的询问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他就是这么个谦逊而诚实的人。
2
华莱士在马来群岛上一待就是八年,直到1862年他才返回了伦敦。这一次他十分顺利地带回来大量的标本。学者和标本收藏家、爱好者和商人们,甚至是单单出于好奇的人们:所有人都想来看看那些美丽的蝴蝶和鸟儿,都想要从他那儿买点儿什么。而但凡想买的人都能买到,同样的蝴蝶标本华莱士带回来5万件,同样的鸟有8000只,甲虫有8.3万个,而这趟旅行他总共带回了近12.5万件标本。他的买卖做得十分顺利,挣得的钱够他花很长一段时间了。
“我在热带丛林和沼泽里待得够久了,现在我要开始从事科学研究了。”华莱士下定了决心。
他可不是厌烦了热带的丛林,相反,他还挺喜欢站在林边射杀极乐鸟呢,唉,可是那里的热病可算让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身体已经拖垮了,40岁的人对新的旅程已经力不从心了。
于是这位曾经的土地测量员和钟表匠学徒成为一名学者。他没有受过专门的教育,没有学位和文凭,但谁又能阻止他进行科学研究呢?他这便开始了科研工作。
华莱士找到达尔文,向这位知名学者鞠了一躬说,“我是您忠实的追随者,我愿做您的第一名学生……如果您需要马来群岛动植物区系的资料,那么我和我的笔记随时愿意为您提供帮助。”
他那时仅仅对自己见过的东西有所了解,但他的所见所闻实在太多,这些知识就已经能让许多“书呆子”学者心生羡意了。
“请问您知道为什么一些毛虫的颜色如此鲜艳吗?”达尔文随口问了问。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华莱士立即开始寻找答案。
翻阅自己的日记和笔记后,他找到了一些关于在热带见过的五颜六色颜色鲜艳的昆虫的记录。他便捉了各种有彩色斑点的毛虫,并对它们仔细研究。他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中翻阅了几十本昆虫观察家和收藏者所著的书。自然选择理论帮助了他理解和解释这种鲜艳色彩出现的原因。
华莱士得出,这种鲜艳的颜色帮助毛虫吓退自己的天敌,毛虫鲜艳的颜色远远就能看见,仿佛在警告天敌说,“别碰我,我是有毒的。”
这样就产生了“警戒色”理论,或者换个说法,叫“预警色”。
于是华莱士开始从色彩的角度研究每一只毛虫,研究它们的色彩是否是警戒色。他不仅在毛虫身上寻找斑点和色带,也在别处寻找,还在甲虫和蝴蝶身上寻找类似的斑点。他甚至觉得,孔雀蛱蝶[87]的眼状斑点和天蚕蛾[88]毛虫身上的斑点也是警戒色。
“这些斑点看上去与眼睛很像,鸟儿会把它们当作不认识的动物的眼睛,就会害怕。”
大叉状尾天社蛾毛虫的威胁姿势(左),水青冈天社蛾毛虫的威胁姿势(右)
华莱士对警戒色非常感兴趣,甚至想要做一个伟大的实验,他想要给上千只毛虫染上警戒色,然后将它们放生,看看之后会发生什么。可是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实现这个有趣的计划。
华莱士怂恿了两位爱好者,让他们来给鸡喂各种各样的毛虫,然后对此进行观察。这两位好奇的先生们便弄清楚了,有许多毛虫鸡都是不吃的。
这样华莱士就用相应的实验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这一次他将所有的昆虫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警戒色保护的,另一类则具有保护色。保护色与环境背景的颜色相似,让昆虫很难被天敌发现。与具有警戒色的昆虫不同,具有保护色的昆虫几乎都是无毒的。
“这就是自然选择的绝好例证!”华莱士叫嚷着,“除了选择,还有什么能解释这些保护动物的体色呢?除了选择,还有什么能解释为何竹节虫[89]与干树枝这样相似呢?我自己都搞错过,把竹节虫当作过干树枝,也小心翼翼地把真正的树枝当成竹节虫捕捉过呢。”
华莱士完全独立地得出了类似于达尔文的结论,之后又成了达尔文理论勤勉的拥护者,他不仅保护达尔文理论不受反对者的攻击,对那些试图复辟拉马克学说的人进行反对,还对达尔文的理论进行加工。在一些方面他甚至比达尔文更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但在另一些方面他却没能与达尔文达成一致。
他们的第一处分歧在于达尔文的“性选择”理论。
当达尔文开始为关于人类起源的书作收集材料时,他遇到了一系列困难。人在动物学中具有不少特殊之处,人们不需要进行生存斗争。达尔文开始在动物之中寻找类似之处,他震惊了:苍蝇、蝴蝶、蜜蜂、黄蜂、蠕虫、甲虫、鸟、蟑螂……所有的动物都具有一些特别的,却又似乎不在生存斗争中发挥任何作用的身体构造(就是通常所说的“特征”),这些构造既不能帮助动物们觅食,也不能保护它们免受天敌的攻击。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些构造呢?为什么天堂鸟要有像宝石一样流光溢彩的长尾巴呢?为什么金凤蝶[90]要有艳丽的翅膀,小翅末端还有长尾巴似的翼突呢?为什么甲虫头上要有奇异的突起,胸口上有角突呢?鹿角虫[91]的角突是巨大的腭,它们用“角”进行自我保护,那么独角仙[92]的雄虫又拿自己的角突做什么用呢?
竹节虫与叶螩(xiū)
各种甲虫的雌雄差异特征
达尔文阅览了大量描述动物资料,翻阅了许多动物图鉴,他发现,雄性动物常常要比雌性漂亮得多:它们常常有角和其他突起,有特别长而美丽的羽毛,许多雄鸟还唱得一嗓子好曲儿。
这些特点大概不能通过自然选择发展出来吧,但它们也不会是平白就形成的,它们是怎么来的呢?这时,达尔文记起了自己养的鸽子,记起雄鸽是怎样追求雌性的,记起了黑琴鸡的求偶和秋季野鹿的交配……
“性选择”,他低声说,“这些特征,这些身体结构能帮助雄性在求偶时获得芳心。”
“性选择”这一名称非常恰当,这是为了争夺雌性的斗争,这种斗争丝毫不弱于生存斗争。达尔文便开始收集例证了。他翻阅动物图鉴和专题著作,在其中寻找有巨大角突的雄性甲虫,寻找有鲜艳羽毛的雄鸟,寻找雌雄两性个体之间差别巨大的动物。他对这个工作十分感兴趣,甚至添上了一些不太典型的特征。但即便如此,也并非所有的情况都能用激烈的求偶斗争来解释,毕竟蝴蝶又不会为争夺配偶而相互搏斗,它们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搏斗的啊。于是达尔文便有了这样一个猜想:雌性选择最漂亮、颜色最鲜艳的雄性来交配。雄性之间不必打斗,蛮力不一定能获胜,而胜利通常属于长得最美的一个。
“一派胡言!”华莱士生气了,“不能认为鸟儿能选出最美丽的雄性,鸟类对美根本就没有概念。就算鸟儿能选择,那么蝴蝶、甲虫、苍蝇,难道它们都能审美?不可能!这过去不可能,将来也不可能。一定有别的原因!”
于是华莱士对动物两性之间色彩差异的原因做出了与达尔文完全不同的解释。
雌性动物谁也不会选,它只与最强大的雄性交配,而这些强大的雄性色泽就连颜色都要比弱小者更为鲜艳。雄性颜色鲜艳并非因为雌性的喜好如此,而是另有原因。于是华莱士便将话题从雄性转向了雌性:
“哪些鸟雌性的外表不太引人注目呢?那些筑巢隐蔽的鸟,如啄木鸟、鹦鹉,它们在树洞之中安家落户,它们中的雌鸟与雄鸟的羽毛颜色都差不多。羽色鲜艳的鸟要是住在巢里老远就能被天敌看见,而要是雌鸟藏在树洞里,那么鲜艳的羽色也就不会带来什么危害了。”
由此可见,在华莱士思想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性选择,而完全是另一回事:雄性中被自然选择淘汰的是颜色不太鲜艳的个体,而与之相反,雌性中被淘汰的正是颜色鲜艳的个体。通过自然选择,雌性中具有保护色的个体被选择留下来。
一些学者挖苦华莱士说,“他真比达尔文更像个达尔文主义者呢!真是青出于蓝呢。”
时间证明,这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雄性鲜艳的颜色也很重要,而雌性不引人注目的颜色也是有益的,性选择是自然选择中的一种情况。当问题涉及人类时,华莱士这个“更像达尔文主义者”的人却屈服了。
华莱士信誓旦旦地公开宣称,“人的形成不可能没有神力的参与,毕竟人与动物有着天壤之别:人类如此聪明,而动物却如此愚钝。”
红极乐鸟,上为雄性,下为雌性
他便着手证明,原始人类的脑相较于其智力而言太过高级,因此这样体积和重量的大脑的出现无论如何也不能通过自然选择来加以解释。
“野人与猴子的生存方式差别并不大,因此它们的脑也不应当比猴子的脑重这么多。”
他在马来群岛上与土著的“原始人”们一同生活了八年之久,他认为自己是足够了解这些原始人的,除此以外,他也观察过类人猿,还住过“原始人”的茅屋,与他们一起烤过火呢。
华莱士急躁地说,“我可比你们要了解红毛猩猩,我在加里曼丹岛上可没少猎捕这些猩猩,”他还自信满满地补充说,“我发现,是一些高等生物为人类确定了发展方向,正如同人们控制动物的进化方向一样,他们也让人类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
人类为家养动物和植物设计了人工选择机制,而神力也对人类本身进行了选择,这样就产生了如今的人类。这一观点与达尔文主义者的身份格格不入,但华莱士依然坚持认为自己是达尔文主义者中最最忠实的一个,毕竟他只是将人类划作特例,且人类也没被完全划分出来,划分出的仅仅是人类的“心灵”,对于人类“生理”方面的进化他是赞同达尔文的观点的,但在“心灵”这方面……
“不,不行,不行!我绝不能同意我的祖先是猴子,不!我的智慧是神力赋予的,我不是动物,我是个人。没有什么自然选择能够赋予我灵魂。”
达尔文写信给华莱士说,“我对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分歧而感到十分难过。我不认为对于人类就应有什么额外的理论或者假说。”
如同往常一样,达尔文的表述十分严谨,将“神力”参与人类的进化称为“额外的假说”。而华莱士却依旧坚持认为他的灵魂乃是天赐。达尔文说服不了他,也就只能耸耸肩膀了。
华莱士开始整理自己在旅行期间所做的笔记,这可是一项严肃又浩大的工程。他写出了一本相当不错的书,并以达尔文学说来命名——《达尔文主义》。他还写了一本更厚的书,这本书讲了动物是如何遍布地球的。在马来群岛上学到的动物知识在这项工作中派上了大用场,正是这些知识让他能够找到区分东洋区和澳大利亚西区这两个毗邻的动物区系的细微特征。这条分界线就是巴厘岛[93]和龙目岛[94]之间的细长海峡,后来被称为“华莱士线[95]”。
华莱士的科研和著书事业起步较晚,转眼间他就到了垂暮之年。他还没有丧失对写作的热爱,但老年的他开始研究一些与动物学毫不相关的东西了。
“接种天花疫苗?这倒是个新鲜的问题!嗯……”华莱士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便投入了工作,很快他的办公室里就塞满了书籍、工作报告和医院里的数据汇总报表。
他一连好几个月研究这些数字核算,当他看完了最后一页的最后一个统计结果后,严厉地骂了一句“罪人!”
于是他一刻也不耽搁地开始揭发这“惨绝人寰的罪行”。他有义务拯救世界,他应当证明,接种天花疫苗是个可怕的错误。
华莱士写道,“只要这接种牛痘的法案一日有效,家长们就将多一日承受惩罚,而孩子们则多一日面临死亡威胁”,他为政府的行为感到愤恨,他们怎么能颁发这样荒谬的法案呢。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起社会的注意,让政府认识到错误,他还加上了一句,“接种牛痘就是个谬误,而强制接种牛痘,这简直罪不可赦!”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华莱士研究了土地国有化问题,这之后他又突然从事起颅相学来。颅相学,就是通过人的头骨形状来判定其能力与性格的学说。这一门“科学”不太受人待见,没人愿意把它当作科学看待,但华莱士却兴致盎然地想要证明颅相学的知识能够改变全人类的命运。
对颅相学的宣传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收获:华莱士获得了“名誉法学博士”的证书,这件事让华莱士惊诧万分,结果竞把他变成了个……招魂术的信徒。
“达尔文的理论向我们解释了,低等动物的机体是如何通过自然选择法则进化为人类的肌体的,但它也让我们明白了,人类的智力和道德是从别处得来的。只有在看不见的精神世界中我们才能为智力和道德的起源寻找到充分的理由。”
华莱士是个优秀的猎者,既然他相信这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存在,就没有不去尝试探察其秘密的道理。他都找到了制约人与动物的生理特征出现和巩固的法则,还能止步不前,不去尝试制定人类“精神”发展的法则吗?
“我曾到过巴西,也曾旅居马来群岛,我曾游猎于沼泽和莽丛之中,那么我为什么不去那不可见世界的密林中打打猎呢?”华莱士自言自语着。一番思考之后,他发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去那个世界狩猎。
于是他便开始了在“看不见的世界”中的狩猎。他成了招魂术信徒,因为只有招魂术士才知道与精神世界联系的奥秘。他是单纯出于兴趣和个人意愿而开始进行实验的,但狡猾的通灵术师在他面前变了些戏法,让他最终对彼岸世界的存在确信不疑。
华莱士目不转睛地盯着桌上占卜用的小碟子,等待着来自那个世界的回应,他的心比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岛屿上悄悄靠近极乐鸟或是手拿捕虫网捕捉美丽的鸟翼凤蝶时跳得还要厉害。他转动着小桌子,召唤着魂灵,事无巨细都拿来询问他们:大到宇宙的命运,把礼服送到哪个裁缝那儿去补,连他那小小的一笔钱投资的股票到底会不会上涨都要问问魂灵。
这个小碟子他用得得心应手,离开它便一天也过不下去。
他真心相信,拿破仑和斯宾诺莎[96]都十分乐意为他答疑解惑,因此便时不时将他们的灵魂招来。当达尔文去世之后,他还开始于达尔文的灵魂对话。
一天,华莱士气喘吁吁地跑来找胡克,“您知道吗,您知道吗?他告诉我说,我是对的。”
“谁?”胡克从植物标本上抬起眼。
“达尔文!他现在同意我的观点了。人的灵魂是不受自然选择的规律约束的,这是神力,是神力……”
他越来越沉迷于招魂术,著名的通灵术师尤萨比亚·帕拉迪诺的骗术被揭穿了,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华莱士的信仰。
他辩护说,“哪儿有什么骗术,这是误会。”
华莱士与魂灵们交谈了近20年,但有两件大事这些魂灵却没有提前告诉他:一件事是他就要去世了,另一件事则是他死后9个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骄傲,我的祖先是猴子”
1
毕业了,也拿到了学士学位,托马斯·赫胥黎却不知道自己应当从事什么职业。有位同学建议他去谋个海军医生的职位。“这算是个什么差事儿呀!”托马斯嘴上反驳着,却还是递交了申请。
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但没被拒收,还收到了考试邀请。而当他终于顺利地考完试,也办理完了烦琐的程序后,托马斯就被派到海军医院任了职,成为约翰·理查德森[97]手下的一名医生。理查德森是名优秀的博物学家,从事极地研究,但他却也是个阴沉的厌世者。众所周知,极地的海洋很难带给人愉悦的情绪,这一点在“老约翰”(这是年轻的医生们给约翰·理查德起的外号)身上展露无遗。
赫胥黎在海军中过得还不错,厌倦了包扎和开药的时候,他就去娱乐娱乐,拿厌世者“约翰”开玩笑。理查德森很想避开赫胥黎的毒舌,但要避开他就得把他派到别处去。而最终,他这一愿望还真实现了。
“‘响尾蛇’号将要起航去澳大利亚,那可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您要是去了那儿,就能看见许多新鲜的东西。不如您随船同去吧!”
赫胥黎没有立即答应,但“老约翰”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澳大利亚的自然风光,对珊瑚岛和热带海洋的美景赞不绝口,赫胥黎便被他说服了,去做了随船医生。他带上了显微镜和书籍,在箱子里塞满了瓶瓶罐罐和各种仪器,跟理查德森开了最后一个玩笑便开开心心地登上了船。他幻想着,自己就算不能成为哥伦布[98]或是库克船长[99],至少也要像理查德森一样,去开拓新的海域,寻找暗礁和环礁。
这次出行历时约四年,而其中近三年时间中,“响尾蛇”号都在沿着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岛[100]的东海岸航行,对大堡礁[101]进行考察。在船上的日子算不上快活,毕竟纪律很严明,船长也严厉苛责,生活十分单调,炎热的天气让船上的军官们透不过气,而无聊的生活更是让他们备感沉闷。而军官们发现,赫胥黎倒是找到了解闷的法子:他将舱房中塞满了各种各样的海螺和鱼儿,捕捉水母和透明的纽鳃樽[102],还从珊瑚丛中敲下大块的珊瑚石。然而,一些军官将赫胥黎这种娱乐方式看作是收藏怪癖,还认为赫胥黎本人“精神不大正常”。
“您又拖上来一整船‘布丰’!”他们一边看着赫胥黎从小船上卸下自己的宝藏,一边对他冷嘲热讽,“您的这些废物很快就要把舱底都塞满了呢。”
这帮人将海胆、海螺壳、海星、鱼和珊瑚这一系列东西统称为“布丰”。至于这个谑称的来源嘛,那是因为赫胥黎舱房中的书架上恭恭敬敬地放着一本布丰所著的自然史。
在那个年代,澳大利亚与周边地区的动物区系还没怎么被人研究过,因此赫胥黎的新发现真是纷至沓来。新的物种和变种终于等到了一位博物学家来给它们命名,让它们在动物谱系中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透明的纽鳃樽、美丽的水母、小小的箭虫[103]等等,各种各样的海生动物成群结队地游到温暖的水域,仿佛特意钻到赫胥黎的网中来。它们像是要为科学献身一般地叫喊着,“研究我们吧!是时候记起我们来了!”
赫胥黎不知疲倦地守着显微镜,今天观察后螠[104],明天观察小虾子的断腿,后天观察珊瑚虫的触手或是水母切片。
装满酒精的小瓶很快就泡满了捕来的动物。赫胥黎的指头尖总是黑黑的,他写字写得太多,墨水都洗不掉了。
一天,赫胥黎从巨大的礁石上敲下了一大块珊瑚石,便研究起了形成珊瑚石的珊瑚虫,“两层细胞?”他吃了一惊,“两层……这简直像极了别的动物的双层的胚胎[105]!”
他便开始绘制珊瑚虫的图,并在图中的空白处记下了珊瑚虫与胚胎十分相似等等。
他可没有时间纠结于此,他还急着去收集更多的珊瑚虫和水母,在蓝色的海浪中捕捉纽鳃樽以及其他海生生物,去找寻奇妙的海底暗礁丛呢。不过尽管繁忙,他还是写出了几篇论文寄到伦敦林奈学会去。他急不可耐地等待着回复,毕竟他可是第一次写论文呢。然而他等待的回复却一直都没有来。后来他又写了更多的论文寄到了皇家学会去,他是个十分固执的人,不达目的不罢休。他刚寄出一篇文章,便开始写下一篇,还鼓励自己说,“他们一定会出版我的文章的!”
他这份几近固有的执拗还在另一个与科学没什么关系的地方有所体现:那是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年,赫胥黎在悉尼参加一次舞会时认识了一个商户之女希斯霍特小姐。他对她一见钟情,当晚便决心要娶她做妻子。但要娶到这位小姐,就先得巩固自己的地位。
几天之后,赫胥黎便向希斯霍特小姐求婚了。
“我愿意!”他得到了肯定的回复。
青年时代的托马斯·赫胥黎
“但我得先在英国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来,”他马上补充说,“你愿意等我几年吗?”
“我愿意”,他再次得到了这样的答复。
很快,“响尾蛇”号就拔锚出海了。希斯霍特小姐挥舞着白色的小方巾送走了赫胥黎,擦干眼泪,目送着大船沉入地平线之下。
无论是在烈日的炙烤下在水草丛中耐心撒网时,还是在珊瑚礁的菱角上磨破了手时,赫胥黎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与希斯霍特小姐有关的一切。
三年过去了。
“响尾蛇”号载着赫胥黎回到了英国,如今他已经能算是半个博物学家了,他带回了大量标本,和许许多多完成或未完成的研究。
到了伦敦后,赫胥黎关于自己的事业走向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最后决定,能为自己赢来声名地位的最简单最快捷的方法便是跻身于博物学家之列,况且博物学家的工作比起当个医生而言更合他心意。而对于博物学家这一职业他也已经有一些积淀了:在皇家学会发表过文章(就是那篇他从澳大利亚寄出的论文),有一捆厚厚的笔记和许许多多的想法、假设。同时,尚在幼年时他便热衷于“传道”,甚至能够昼夜不停地给人讲课,这么看来,要做个好教授,赫胥黎也有的是资本。实际上,当他思考着职业选择时,脑海中浮现的却是希斯霍特小姐那张粉扑扑的俏脸。
赫胥黎开始成了海军部委员会的常客,他希望能够得到一笔钱来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
“我是在航海期间做出这些发现的。除了海军部,还有谁该来发表这些成果呢?正是海军部鼓励我在船上进行自然科学研究的。”
海军部终究没有同意拨款。他们倒不反对海军医生收集标本进行观察。显然,海务大臣是这么想的:就让他带着瓶瓶罐罐和海螺到处疯跑吧,总比酗酒和打架闹事要好得多。至于花钱让他出版什么关于珊瑚虫、水母、海螺、后螠的论文,他们可是一点儿也不情愿。
“他真是让我烦透了!”第一海务大臣向同事们抱怨说,“今天他带给我一本什么手稿,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发现了……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玩意儿……珊瑚虫之类的生物的什么层[106]……昨天他的一个同事跑来找我,还有一天有个博物学家也来当说客,说应当鼓励鼓励赫胥黎……我真是受不了了。快想个法子让我摆脱他吧!不过,”他又赶忙补充说,“别让我拨钱,我可是一点都不想在他身上花钱。”
同事们回答说,“好的,您别担心。”
他们找来了即将出海的船只名册,从中选出了一艘目的地非常遥远的船,请赫胥黎来一趟。赫胥黎以为是要给他钱出版书作了,便赶忙跑到海军部来了。
海务大臣非常殷切地征询赫胥黎的意见,“请问您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任务呢……就是随船去一个非常好的地方,还不曾有人去那儿收集过生物标本呢。您在那里能找到许许多多有意思的东西,您将会做出许多新的科学发现。到那时候,我们就会给您钱,然后您就可以出版您这本书作,”海务大臣两手一摊,“这样您就能立刻超越史上所有的博物学家了。您尽管去吧,去那儿工作工作,放心吧,我们不会忘记您的。”
赫胥黎生气了。如果事情只是涉及出版研究成果,他大概是会同意去海外待个一两年的,但在悉尼,希斯霍特小姐还等着他呢!他应当定居下来,谋一个不错的职位,而不是去大洋大海中漂泊。
“呵,您还不让我结婚了么。”赫胥黎想到这儿便申请了退伍。
第一海务大臣欣喜不已,这下他永远地摆脱这个烦人的医生兼博物学家了。
了结了与海军部和海务大臣的瓜葛之后,赫胥黎陷入了沉思。到底选择什么职业呢?只剩一个选择了,那就是走上讲台做个教授,于是他便开始寻找教书的工作。赫胥黎对生理学很感兴趣,想要教授这门学科。空缺的教书职位倒是不少,可是总是有别的候选人,赫胥黎按时递交了申请,可要么是他的竞争对手们更适合那些工作,要么是他们的推荐信更有分量。出于无奈他只好试着去美洲的多伦多[107]谋职,但连多伦多的职位也被另一个候选者捷足先登了。
各种珊瑚
最终,他还是相对幸运的。他的一位名叫福布斯的朋友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教职,便提议让赫胥黎去接替他在皇家矿业学校[108]的位置。唉!美中不足的是这个教职教授的不是生理学,而是自然史,还要讲授些地理。毕竟矿业工程师们又不需要生理学知识,而地质和古生物学对他们倒还挺有用的。就这样,赫胥黎这个生理学家只好讲起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来。赫胥黎暂且容忍了这一点,毕竟他等待希斯霍特小姐太久了,而她也等待他太久了,他必须要尽管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来。一年之后(这已经是他离开悉尼后的第八年了),他写信将自己的未婚妻叫到了伦敦来。
结婚以后,赫胥黎便开始疯狂地工作,想要以此向妻子证明她八年来的等待是值得的。他在矿务局的海岸勤务处做博物学研究员,去所有能去的地方讲课:从艺术学校到福梅医院都有他的身影。白天里他在学校讲课,去沿海一带考察,完成海岸勤务处博物学家的本职工作,夜里还整晚整晚地挑灯读书,整理手稿。
赫胥黎是个执着的人,他决定要顺从自己的内心,在学术界赢得声名。他工作得越多,就越发陶醉,到最后他辛勤地工作不再是为了挣得名誉,而是单纯出于对工作的热爱。对科学的热爱让他放弃了一切:只要他有工作要做,就算是家里来了客人,他也会不管不顾地回自己书房中去;妻子等他同去舞会得等上好几个小时;他常常还没等到早饭做好就出门了,吃午饭时却还迟迟不归。
赫胥黎认为,“如果有必要,那么一天就应该工作16个小时。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一定能取得成功。”而他自己也像牛一般辛勤工作,身体力行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最终他热烈地爱上了古生物学这门他曾经很不喜欢的学科。而他也丝毫不作拖延,在矿物大学中建起了博物馆,将听课的学生带去参观,因为他十分注重教学的直观性。关心起博物馆事务之后,他还去了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的大厅和落满灰尘的办公室都十分宽敞,可惜的是,赫胥黎在那里什么都没学到。
这座声名远扬的博物馆中实际上十分欠缺整顿。
“这算是个什么?”赫胥黎很是生气,“群众在各个大厅中徘徊参观,却什么也看不明白。这样一团糟的博物馆对学者们也毫无用处。学者们应当推动科学的发展,但这样的博物馆却让他们有心无力,这里的标本杂乱无章,什么都找不到。
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学者大会上振臂高呼,他太过急躁,说了太多批判的言论,以至于成了在整个伦敦出名的好事者。但大英博物馆管理处对赫胥黎的意见毫不在意,都是好几年之后才将博物馆收拾得稍有条理一些。
赫胥黎还决心拓展自己的教学活动,他开始给工人们上课。其实最初他尝试的是给市民和小商贩讲课,但很快便对这些听众们失望透顶了:
“给他们讲课真是太难受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也什么都不想知道,”他以自己教学实践中的一个插曲举了例子,“我给他们讲大脑,尽可能地讲得简单易懂,却突然发觉,没有一个人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便生气了,但很快我便发觉,有一位女性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上去听得十分陶醉,这让我稍感安慰和激励,便开始只对着她讲完了剩下的课程内容。你们猜结果怎样?课后她跑来找我,问我是否可以请教一个问题,我让她尽管提问,她却说,‘教授,我想知道,脑子到底在哪儿呢,是在头骨外面还是在头骨里面呀?’”
2
赫胥黎极为热爱科学。起初他对动物起源的问题还没有成熟的看法,他之前都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1859年达尔文出版了《物种起源》。赫胥黎读了这本书后便一下子被书中的理论吸引,从而喜欢上了这本书,也喜欢上了书的作者达尔文。
“你简直无法想象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赫胥黎感叹着向妻子讲着,好让妻子也如他一般为达尔文感到惊叹。
赫胥黎曾经看见过一艘小小的牵引船拖动着一艘巨大的货船。
“这是执着和勤劳的象征,”赫胥黎说,“假如我不是个人,那我也要做一条这样的牵引船。”
而如今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为自己找到了一艘货船:达尔文理论就是一条庞大笨重的船,而赫胥黎正是拖动它前行的牵引船。赫胥黎不遗余力、不顾健康地拖着这条船,带领它驶过漩涡和浅滩,越过岩石和暗礁,到达港湾,然后才安心休息。著名的达尔文理论才刚刚出版,赫胥黎这条牵引船就已经开始恪守自己的职责了,他为达尔文的书写了书评。
达尔文的理论成为赫胥黎生活的新目标。正如同曾经他为了希斯霍特小姐努力奋斗取得成功一般,如今他为了捍卫和宣传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学说而竭尽全力。
没过多久机会就来了:还没到一年他就出席了一次大型学术会议,并发言捍卫了达尔文学说。
那是1860年6月30日,英国自然史协会召开了一次会议,客居的美国医生德雷伯[109]要做一个题为“从达尔文先生的观点看欧洲的智力发展”的报告。
一大早牛津博物馆的讲演厅中就已经人满为患,穿着膨大的克里诺林裙[110]的女士、神父、学生和教授们、记者和各行各业不同官阶的绅士们不仅挤满了讲演厅,还将周围的房间也都挤得水泄不通,连院子里都站满了想要听演讲的人。
“今天威尔伯福斯主教[111]将亲自在此讲话……”
“是的!而且他不是要讲数学,而是要反驳达尔文先生的无神论。简直无法想象!达尔文坚信,人是从……猴子……变来的!”
“真的吗?从猴子变来的?!”
“千真万确!所以威尔伯福斯主教才决定,是时候终结这种胡说八道了。哦!他会给达尔文一点教训的。”
“请容许我插一句嘴,达尔文本人又不会出现在这里。他住在郊区,足不出户,他实在是病得厉害。”
“当然!没病的人可不会写出这样的东西来……”
“您放心!”一个学生插了进来,“赫胥黎教授不会袖手旁观的,他会发言的。您听说过赫胥黎吗?他甚至发言反驳过欧文呢!”这些听众虽然从未听说过赫胥黎的名字,但这位学生的表情就让他们感到,这个教授的讲话听起来一定也十分有意思。
自然史协会的成员们随主席步入讲演厅时,人群们一下子拥闹起来。主席皱了皱眉头,低声与教授们商量了一下,提议所有人到隔壁的大厅中去。这座大厅至少能容纳700人,但当学者们走进大厅时,却发现,连窗台上和门槛上都站满了人,以至于他们差点没能挤到自己的位子上去。
主席傲慢地坐到了正中间,他让威尔伯福斯坐在自己右边,而威尔伯福斯的右边则坐了访客德雷伯医生。学生们成群地堆挤在后面,他们是来“闹场”的,他们对威尔伯福斯主教可没什么好感。
“现在请德雷伯医生发言!”主席宣布。
德雷伯站了起来,开始读自己的讲稿。几乎没有人在听他讲话,人们可不是来听他的报告的,大家想听的是主教的发言,大家等待的是两派的争论。
德雷伯的发言结束后,在场的许多听众请求发言,主席皱着眉头说道,“可以辩论,但一定要严格合乎科学!”
“达尔文先生真是白费力气,他做研究时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一位反对者说,“这个问题需要用数学方法研究。试想一下,A点是人,而B点是猴子……”
“猴子!猴子!”学生们大喊起来,有人吹了一声口哨。
最后威尔伯福斯主教发言了。他是个有能耐的演说家,虽然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但倒丝毫不为此感到难为情。他时不时就兴致盎然地冷嘲热讽,还装出义正词严的样子胡言乱语,试图证明达尔文的理论只是无谓的饶舌。
“达尔文先生坚信各个品种的鸽子都是从野生的山鸽演化而来。好,我可以认同这一点……那么既然野生的鸽子能够变成家养品种,那么,为什么现在依然还有野鸽子剩下呢?我们既有家鸽,也有野鸽,而他却要我们相信,家鸽是从野鸽变化来的。”
威尔伯福斯说了很久,他提及了石炭纪[112]的花和果,谈到了“血细胞(血液以这种形式流动)的形状”,还说了许多别的东西。
“可是又有谁什么时候见到过或是证明过物种的起源和物种之间的转变呢?多大程度的转变是可能发生的呢?难道我们能相信,菜园子里的芜菁[113]通过有利变异产生的变种最后能变成人类吗?”
发言快结束时,这位主教没忍住,便转向赫胥黎说:
“我想请问这位坐在我对面,恨不得等我说完就把我碎尸万段的赫胥黎教授一个问题:教授认为人是起源于猴子的,那么您认为,到底是您的爷爷还是奶奶是从猴子变来的呢?”
听众们哄笑起来。
“他这是送上门来了!”赫胥黎低声对抓着自己袖子的邻座说。邻座瞪了他一下,放开了他的袖子,没有作答。
主教的发言结束了,他的最后一句话中说达尔文的学说违背了《圣经》,进化论思想“排斥造物主的存在,与上帝的万丈荣光毫不相洽”。
女士们挥动着头巾,神父们大声地鼓掌,还有人喊叫道,“说得好!接着讲!”
这时赫胥黎站了起来。他一边平静而从容地讲话,一边漫不经心地转着铅笔。他将主教的谬误之处一一列举出来,还指出主教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他说,主教大概在研究《圣经》方面是个大专家,但他连血液和水都分不清楚。况且石炭纪根本就没有花,也不可能会有,那个时候地球上连开花植物都没有,它们是后来才出现的。赫胥黎讲了很久,机智风趣地嘲笑了威尔伯福斯主教。在最后他说:
“至于人类起源于猴子,我们当然不能这样草率地进行理解。我们说的是,人类是由与猴子共同的祖先经过成千上万代发展来的……不过如果这个问题不是作为科学研究的题目提出,那么我倒宁可这样回答:人类不应该为自己的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耻。有的人又麻烦又多嘴,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取得了一些来源不明的成就,还不满足于此,要插手自己一窍不通的科学问题,以便用花言巧语的闲扯和善于煽动宗教偏见的本事来搅乱争论,让听众们的注意力偏离问题的关键点。如果我是由这样的人变来的,我大概更会感到羞耻一些。”
女士们“哎呀哎呀”地咋舌不止,神父们低下了头,而学生们高兴地一边笑一边拍手。
“他真是放肆!”女士们生气地骂道。
“他那样说一点也不过分!主教那是活该。他怎么能说赫胥黎的奶奶爷爷是猴子呢?这种言论太不绅士了。”一位德高望重的绅士回答说。
“赫胥黎!讲得好!”学生们大喊起来。
3
赫胥黎开始了辛勤地工作。他如今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多亏了达尔文学说,一开始他毫无兴趣的古生物学如今变成了一门非常有趣的科学。赫胥黎研究了一些名字很古怪的古生物化石,如雕齿兽[114]、迷齿龙[115]、恐龙、石炭蜥[116]等,他研究过箭石目生物,这类生物的化石有个庸俗却广为人知的外号叫“鬼指头”,他还研究了马的先祖,并发现了好些奥秘呢。赫胥黎对化石的研究声名远播,还被地质学会颁发了最高奖项——沃拉斯顿奖章[117]呢。
然而他与达尔文论敌们之间的纷争也越来越多。一本名为《砰地一拳(Punch)》的幽默杂志几乎每一期都会对达尔文和达尔文学说大加讽刺。
“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的家鸽、鸭子这些鸟类都是从鸟嘴变来的,而猴子和赫胥黎教授则是鸟儿产下的蛋长出的尾巴和后腿演变来的。”这本杂志就是这样向读者们解读进化论的。为了更加强烈地羞辱赫胥黎,这位编辑还在他的姓后面加上了“L·S·D”这三个字母,意思是“英镑,先令,便士”,暗示赫胥黎是拿了钱为达尔文做宣传的。
在杂志中,达尔文将赫胥黎称为“我的代言人”,但事实上这位代言人远非在所有时候、所有观点上都赞同达尔文。赫胥黎不止一次批评达尔文对大自然中激变的否定。
“激变是存在的,”他给达尔文写信说,“您不应当坚决否定激变,这平白给您带来许多麻烦。”
英国《Punch》杂志于1881年12月6日刊登的关于达尔文学说的讽刺幽默画“Man Is But a Worm”
时间证明了,赫胥黎是对的。
研究化石时,赫胥黎也研究了生物的颅骨,这让他接触到了“颅骨脊椎论”。这一理论是歌德提出的,后来欧文又对此做过细致的研究。欧文可不是诗人,他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他将歌德那些含蓄朦胧的理论进行了加工,用直白清晰的语言叙述出来,让这个理论获得了许多追随者。
英国《Punch》杂志于1881年3月19日刊登的关于赫胥黎的讽刺幽默画“Inspector Of Fisheries”
赫胥黎对这个理论一开始就没有好感。
“一派胡言!哪儿是什么脊椎啊!”他以惯有的直白残酷地羞辱了欧文。
赫胥黎着手研究起这个理论的每个细节。他比欧文更擅长作猜想和论述事实,他发布了一些对胚胎头骨发育的新观察结果,发现了一些大型恐龙、雕齿兽和一些奇异的鱼类化石。那段日子他都快变成掘墓人了,为了推翻欧文的理论,他勤勤恳恳地挖掘各种动物的尸骨,将欧文的颅骨脊椎论套用上去。
“人类!为什么您要对人类缄口不言?”他总拿这个问题与达尔文纠缠不休。
“我的理论遭受到的攻击已经够多了。”达尔文回答说。
“那又如何?难道您就害怕说出这最后一句话?我就偏要说出来。”
这样一来,赫胥黎与欧文又争得不可开交了。
早在达尔文还没出版著作的时候,欧文就已经提出了对哺乳动物的新式分类方法,将人类与其他所有的哺乳动物对立起来,归入一个特殊的类别“高等智慧生物”之中。此前林奈曾经将人与猿猴共同划分为“灵长类”,居维叶也为人类创造了一个单独的类别名儿“双手动物”。欧文比他们两人更胜一筹,他的新分类理论是建立在人类的大脑构造和尤其发达的心理之上的。
赫胥黎可没法认同这样的分类方式。他翻阅了所有关于人和猴子的脑解剖的研究,发现欧文所列举的那些人脑构造特征不仅类人猿也具有,甚至在一些低等猿猴身上都能找到。
赫胥黎便开始撰文、讲课,还出版了几部比较解剖学方面的研究,他的讲义和著述中都贯穿着一个思想:人与类人猿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本质的差别。
他坚持说:“人脑和猴脑之间的构造并不能体现出人与猴之间有很大差别,人和动物的心理之间也没有很大的差别,这些都是逐渐进化而来的。”
赫胥黎,这位聪明的辩手,这位博学的博物学家,他犯了个大错。人和动物的心理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简直是天壤之别。但……在那个时候这个差别尚且不为人所知,人们对此连一点模糊的印象都没有。后来,赫胥黎实在太想揭穿人具有神性这一说法了,他竭尽全力试图证明,人只是一种动物,与猴子一般无二,都是“自然的造物”。
两年之中,英国的报纸杂志上都充斥着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当然,《砰地一拳》杂志也没放过机会,它登出了一幅图,图上画的是一只大猩猩,下面有一行字“难道我不是人类的兄弟吗?”下面还题有一首歌颂两位学者间的争论的小诗。
赫胥黎讲授关于人类的课程,写书论证说在更为低等的生物身上能找到感情和理智的起源,这些并非人所独有。他很想证明给读者和听众们看,让他们相信人也有着动物的天性。
“人就是进化程度最高的动物,仅此而已!”
甚至连达尔文也为他的勇气感到惊讶。但关于华莱士倒没什么好提的,他只要一听到关于人类起源于动物的说法就眉头紧皱。
“不,亲爱的,关于人类的灵魂这样的东西您还是少说为妙,这不可能是从猴子那儿继承的。”华莱士说。
“我不会止步于此的!”赫胥黎激动起来,“人,这是非常高级的动物,仅此而已。他的智慧是猿猴那初级的智力活动发展到最高程度的结果。根本就没有什么具有神性的灵魂!根本就没有什么神力……您认为有灵魂?那请您展示给我看看呀。”
难道我不是人类的兄弟吗?
汤玛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因其为捍卫查尔斯·达尔文学说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人们称其为“达尔文的斗犬”(Darwin's Bulldog)
赫胥黎将自己所有关于人类起源的课程和论文整理成了一本《人类在自然界中位置的证据》拿去出版了。这本小书获得了不小的成功,帮助了关于人类起源的科学理论在大众之中的传播。
赫胥黎满腔热忱地传播着达尔文学说,被人们称为“达尔文的斗犬”。这个外号赫胥黎一点也不喜欢。在他看来,辩护人是指望着通过论辩术让人们相信他所不能证明的东西,而自己并非如此,自己就是在进行证明。此外,他已经时刻准备好抗击论敌的攻击了。“我已经厉兵秣马,随时备战啦,”他说,“我已经做好准备来捍卫达尔文的学说了。”于是他便拿出了自己的“兵马”,也就是他的知识、他清醒敏锐的头脑和他的三寸之舌,立刻变成了一只随时准备俯冲而下的雄鹰,成了一条拖着沉重的轮船前行的牵引船。
雄鹰和牵引船的任务非常的艰巨。赫胥黎甚至还去了趟美国宣传达尔文的理论,让不少美国学者也站到了达尔文的阵营里来。他不害怕论敌的攻击,但有时候这些攻击让他烦不胜烦。最后他宣布,批评达尔文理论的这些人对生物一窍不通,因此他们的批评都不值一读。
在《人类在自然界中位置的证据》一书中,赫胥黎有力地驳斥了各种不实的描述。比如后页图,这是由英国医生、解剖学家爱德华·泰森于1699年向英国皇家学院汇报并记录的“俾格米人”。即使泰森先生为我们提供的图片没有如此精细,我们仅从其结构特点,也能判断出这是一只年轻的黑猩猩。
在《人类在自然界中位置的证据》一书中,赫胥黎有力地驳斥了各种不实的描述。比如后页图,这是由英国医生、解剖学家爱德华·泰森于1699年向英国皇家学院汇报并记录的“俾格米人”。即使泰森先生为我们提供的图片没有如此精细,我们仅从其结构特点,也能判断出这是一只年轻的黑猩猩。
1883年赫胥黎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主席,对于一个英国学者来说,这真是最高的功勋了。他总共当了三年的主席,在他刚刚年满60岁时便辞去了在学会中的所有要职,做了个“无官一身轻”的人。
1892年,英国选出了一位“第一学者”,而赫胥黎荣获了这一封号。尽管他不做会议主席了,但国家也没有将他忘记。
【注释】
[1]英国第二大城市,位于英国中部。——译注
[2]英国英格兰西米德兰兹的郡,是英格兰人口最为稀疏的乡间地区之一。——译注
[3]什罗普郡的郡治。——译注
[4]英国境内最长河流,流经什鲁斯伯里。——译注
[5]罗伯特·韦林·达尔文(1766~1848),英国医生、银行家,查尔斯·达尔文的父亲。——译注
[6]即《动物学哲学》。——译注
[7]此处疑为作者笔误,其实是第五个孩子。——译注
[8]意大利文,poco为“少的”,curante为“用心的”,大意为“不用功的人”。——译注
[9]英国著名大学,成立于1583年,与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和剑桥大学齐名。——译注
[10]英国文化名城,位于苏格兰东海岸,是苏格兰首府。——译注
[11]即三氯甲烷,无色透明液体,医学上常用作麻醉剂。——译注
[12]罗伯特·埃德蒙·格兰特(1793~1874),英国医学博士,生物学家,曾跟随拉马克学习。——译注
[13]约翰·科尔德斯特姆(1806~1863),苏格兰物理学家。——译注
[14]爱丁堡大学的一个学生兴趣协会,学生们聚在一起宣读自然科学方面的论文并进行探讨。成立于1823年,终止于1848年。——译注
[15]英国的国家教会及安立甘宗的母教会。——译注
[16]《圣经》中记载的一次几乎摧毁了人类文明的全球性范围的大洪水。——译注
[17]指《英国昆虫图解》——译注
[18]约翰·史蒂文斯·亨斯罗(1719~1861),英国植物学家、地质学家。——译注
[19]亚当·塞德威克(1785~1873),英国学者,现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达尔文进化论的反对者,但与达尔文是终生好友。——译注
[20]由于地球自转产生的地转偏向力,北半球河水冲刷右岸形成冲刷岸,而左岸形成沉积岸。——译注
[21]罗伯特·菲茨罗伊(1805年~1865年),出生于一个将军家庭,英国海军中将、水文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多次参加地理考察,著有《“冒险号”和“猎犬号”探险船勘测航海记事》。——译注
[22]英国的一个爵位。英国国王查理二世于1765年封自己的私生子亨利·菲茨罗伊为第一代格拉夫顿公爵。——译注
[23]英国英格兰西南区域德文郡的海港城市,拥有丰富的航海史。——译注
[24]18世纪末出现的第一代火柴,由特殊的纸卷成,含有氯酸钾和密封的硫酸,剪掉火柴头时硫酸和氯酸钾接触就会燃起来。——译注
[25]查尔斯·莱尔(1797~1875),英国地质学家。其著作《地质学原理》为现代地质学奠定了基础。他证明了地表的变化是缓慢演化而成的,驳斥了居维叶和阿尔西德·比尼的灾变论。莱尔在地质学界的地位就像达尔文在生物学界的地位一样高。——原注
[26]一种火山碎屑物质。它们是火山通道围岩和基底岩石(变质岩、沉积岩、火成岩)被火山作用爆炸碎裂而成。岩屑形态不规则,主要取决于原岩结构构造。——译注
[27]智利城市,比奥比奥大区的首府。——译注
[28]智利中部太平洋岸重要港口。位于康塞普西翁湾西南岸的小半岛上。——译注
[29]树懒属于哺乳纲披毛目,常用爪倒挂在树枝上,有脚但是不能行走,靠前肢拖动身体前行。分布于南美洲。——译注
[30]理查德·欧文(1804~1892),英国学者、博物学家,动物解剖学和古生物专家,颇为权威,只有极为渊博勇敢的人才能反驳他。——原注
[31]菊科植物,为二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译注
[32]南美洲一片大平原,包括阿根廷多个省、巴西南部的南里约格朗德州和乌拉圭全境,总面积约75万平方千米。——译注
[33]南美洲第二大河,全长5290千米,流域面积280万平方千米。——译注
[34]即科隆群岛,隶属厄瓜多尔,面积7500多平方公里,由海底火山喷发的熔岩凝固而成的13个小岛和19个岩礁组成。——译注
[35]位于新西兰东南方800多千米处,由40千米范围内的约10个大小岛屿组成。——译注
[36]产于西半球。喙向下弯曲,以善于模仿而闻名,分布于美国北部和巴西。——译注
[37]美国东北部一个面积约5.7公顷的小岛。——译注
[38]位于冈比亚冈比亚河中距离河流入海口约30公里的一个小岛。——译注
[39]这里指达尔文雀,是达尔文在科隆群岛和科科斯群岛上发现的共计14种近缘雀鸟物种,为地雀属、树雀属、莺雀属等下的14个种。——译注
[40]又名蜡嘴雀,喙大。——译注
[41]位于伦敦北部的城市,与牛津同为著名的大学城、学术城。——译注
[42]英格兰东南城市。——译注
[43]苏格兰高地的一处国家自然保护区,以冰川活动形成的三条平行道路之谜而闻名。——译注
[44]指由于地壳上升、河流下切形成的阶梯状地貌。——译注
[45]威廉·伊拉兹马斯(1839~1914)达尔文长子,银行家。达尔文对其的观察后来被写入《儿童成长简介》。——译注
[46]伊拉兹马斯·达尔文(1731~1892),达尔文的祖父,是医生、博物学家、诗人。在论著中大部分以诗歌的形式表达了类似于演化的思想,但这些思想尚且十分粗浅。——原注
[47]坐落在伦敦东南郊的布罗姆里市奥平顿镇的一个小村庄。——译注
[48]节肢动物门甲壳动物亚门的一纲,躯体呈虾状,因此此处被称为蔓足纲虾。——译注
[49]生物学中通常用竞争指同种生物不同个体对生存和生殖资源的争夺,而用生存斗争指生物与其他物种或无机自然界之间的斗争。但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中的生存斗争包含上述两种意义。——译注
[50]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神父。他在著作《人口论》认为人口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生存资料仅呈算术级数增长,可行的办法在于限制人口的增长。——译注
[51]约瑟夫·胡克(1817~1911),著名英国植物学家威廉·胡克的儿子,本人也是著名的植物学家。他为了收集植物标本几乎游历了全世界。他是达尔文的朋友,是他的第一批追随者之一,是达尔文进化论的积极拥护者。——原注
[52]一组散布于印度洋和太平洋上,位于东南亚大陆和澳大利亚之间的群岛。——译注
[53]见本章第二部分。
[54]伦敦林奈学会,成立于1788年,主要从事生物分类学和分类学史的研究,出版动物学、植物学以及其他生物学期刊。——译注
[55]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首府和最大城市,位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译注
[56]阿萨·格雷(1810~1888),美国哈佛大学植物学教授,美国最早接受和传达达尔文思想的人之一。——译注
[57]林奈学会的会员分为学生会员、准会员以及完全会员。——译注
[58]爱尔兰共和国的首都及最大的城市,靠近爱尔兰岛东岸的中心点。——译注
[59]英国大不列颠岛西南部的一个公国。——译注
[60]塞奇威克(1785~1873),英国地质学家,提出了寒武纪、泥盆纪等地质时期的命名。——译注
[61]圣伊莱尔认为大自然给所有的动物都配置了相同功能的器官,并且数量相等,即所有生物具有“同一结构”,只是由于大自然同时又大大地改变了这些器官的性状甚至功能才有了多种多样的动物界。——译注
[62]又称为宇宙理性、世界理性等,是黑格尔的重要哲学概念。他认为世界精神是世界历史、人类社会一切形态与发展过程的主体和本质,人类历史的发展不过是它的表现,因而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译注
[63]一种巨大的肠道寄生虫。——译注
[64]英国学者常常为自己的学者称号感到自豪,因此总是将它们全部列出。功勋学者的姓氏后面会列出两三行大写字母,这些都是他们履历的缩写。即使是只接受了中等教育的年轻人都会在自己的姓后面加上“先生”,好让别人知道,他可不是泛泛之辈,而是学过几何和算术的。这些风气在一百年前的英国就有了,直至今日都没什么变化。上面列出的这些字母意思是:M·A——文学硕士,F·R·S——皇家学会院士,F·G·S——地质学会成员,F·E·S——昆虫学会成员。——原注
[65]由于长期积水导致缺氧,植物残体分解不充分,因此形成泥炭土质。泥炭土中有机物含量高,而植物所必需的无机氮素含量很少。——译注
[66]食虫植物中的一个大类,形态各异,叶片上密布着晶莹剔透的“露珠”以吸引并猎食昆虫。——译注
[67]俗称金鸡纳霜,植物中提取出的一种生物碱。——译注
[68]替代医学的一种,将能够使健康人产生与某种病症相同症状的药剂的稀释多倍后用于治疗。——译注
[69]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中提出人类发展的本质。——译注
[70]见本书第十四章。——译注
[71]费朗西斯·达尔文(1848~1925),达尔文的三儿子,天文学家,擅长植物生理学,编著了达尔文的传记。——译注
[72]即《腐殖土的产生与蚯蚓的作用》。——译注
[73]或译西敏寺,英国著名教堂,坐落在伦敦泰晤士河北岸,承办国王加冕、皇家婚礼、国葬等重大仪式。——译注
[74]亨利·沃尔特·贝兹(1825-1892),英国博物学家和探险家,曾与华莱士一起到亚马孙热带雨林进行探险。——译注
[75]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索马里、奥地利的本位币名;1971年前流通的英国辅币名,等于1/20镑。——译注
[76]英国、埃及、爱尔兰、塞浦路斯、黎巴嫩、马耳他、叙利亚、苏丹及以色列、直布罗陀、马尔维纳斯群岛等的本位币名。——译注
[77]睡莲科大型浮叶草本植物,生长于南美洲。——译注
[78]产于从墨西哥南方到巴西的热带地区的一种中小型鳄鱼。——译注
[79]马来半岛南部濒临马六甲海峡的一个州。——译注
[80]太平洋第一大岛,世界第二大岛,位于太平洋西部,马来群岛东部。——译注
[81]世界第六大岛,印度尼西亚第二大岛屿,位于印度尼西亚西部。——译注
[82]又叫婆罗洲,世界第三大岛。位于东南亚马来群岛中部,苏门答腊岛东部。——译注
[83]鳞翅目凤蝶科,共14种,均为大型蝴蝶,其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蝴蝶——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它们只分布在大洋洲及南亚。——译注
[84]一种相对较小的蝴蝶,雄雌体色不同,雌蝶通常呈暗色,雄蝶常具有翠、蓝、青、橙、红、古铜等颜色的金属光彩。——译注
[85]灰蝶科一种日间活动的蝴蝶,翅上部呈火红色,下部为橙色,带有黑色斑点。——译注
[86]卡尔·冯·林奈(1707~1778),瑞典博物学家,生物双名命名法的创建人。——译注
[87]一种色彩鲜艳的蝴蝶,翅膀底色是锈红色,翅端上有黑色、蓝色及黄色的眼状斑点。——译注
[88]一类身体粗壮,体表被毛,翅膀较宽,色泽明丽,翅膀中央常常有眼状斑纹的蛾虫。
[89]一种身体修长的昆虫,呈深褐色、绿色或暗绿色,类似竹节。——译注
[90]体态华贵、花色艳丽的一种大型蝴蝶。——译注
[91]学名锹甲,性情粗暴,雄虫头顶有一对伸向前面的长角突,前胸背板也长有角突。——译注
[92]学名双叉犀金龟,雄虫头顶有朝向背部的分叉角突,前胸背板长有角突。——译注
[93]印度尼西亚33个一级岛屿之一,被认为是亚洲大陆棚的边缘。——译注
[94]印度尼西亚西努沙登加拉省岛屿,西隔龙目海峡,面对巴厘岛。——译注
[95]华莱士线是生物地理学中,区分东洋区和澳大拉西亚区的分界线。1854年到1862年英国动物地理学者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在马来群岛研究岛屿上的动物时,注意到加里曼丹岛与苏拉威西岛、峇里岛和龙目岛之间,似乎有一条隐形的界线将两边的生物分开;界线以西接近东南亚的生物相,界线以东则接近新几内亚的生物相。——译注
[96]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西方近代哲学史上与笛卡尔、莱布尼茨齐名的理性主义者。——译注
[97]约翰·理查德森(1787~1865),苏格兰医生、植物学家、鱼类学家。——译注
[98]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约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先后4次出海远航,发现了美洲大陆。——译注
[99]詹姆斯·库克(1728-1779),英国航海家、探险家,曾三度出海前往太平洋,带领船员成为首批登陆澳洲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译注
[100]位于太平洋西部、马来群岛东部,是太平洋第一大岛屿、世界第二大岛屿。——译注
[101]位于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东北海岸,是世界最大最长的珊瑚礁群。——译注
[102]海樽纲浮游动物,被囊透明,在海面漂浮生活。——译注
[103]海生蠕虫样无脊椎动物,身体呈箭状。——译注
[104]一种海生蠕虫,雌虫体形如豆,有长口吻,雄虫生活在雌虫体内。——译注
[105]动物受精卵由桑葚胚、囊胚发育至原肠胚时具有双层或三层细胞构成的胚胎结构。——译注
[106]即水螅型珊瑚虫体腔由两层细胞构成。——译注
[107]加拿大最大城市,坐落在安大略湖西北岸。——译注
[108]英国著名高校,建于1851年,旨在培养矿业和相关应用学科人才。——译注
[109]亨利·德雷伯(1837~1882),美国内科医生和业余天文学家。——译注
[110]旧时用衬架支撑的钟式女裙,流行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译注
[111]塞缪尔·威尔伯福斯(1805~1873),英国国教会主教,是当时最有名的公众演说家之一。——译注
[112]约处于地质年代2.86亿~3.6亿年前,陆地上遍布蕨类植物和最初的裸子植物,而绿色开花植物还未出现。——译注
[113]二年生草本植物,块根肉质,扁球形或长形,可食用。——译注
[114]一种从化石中发现的食草哺乳动物,生活在上新世、更新世期间的南美洲。——译注
[115]生活在石炭纪晚期的两栖独居动物。——译注
[116]生活于石炭纪至二叠纪初期的一种生物,属于两栖动物还是爬行动物类尚无定论。——译注
[117]威廉·海德·沃拉斯顿(1766~1828),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发明了铂的锻造方法。以他名字命名的沃拉斯顿奖是地质界的最高奖,由伦敦的地质协会颁发,每年评选一次,每次只选一人,奖牌由铂制成。——译注
有关霍蒙库鲁斯:趣味生物学简史的文章
1“我会证明的!”他也确实做出了“证明”,只是有些“不择手段”,甚至放胆去虚构一些本不存在的生物,或是隐瞒显微镜下的事实,按照自己的意愿宣称“看到了些什么”。在漫长的一生中他“证明”了所有的东西,然后就这样怀着对胜利的信心去世了。“如果我没有行医机会,我就能向父亲证明,学医绝非什么好事儿。”魏尔肖老先生关于“细胞王国”的言论并没有被忘却,海克尔决定对这些“王国”进行研究。“真是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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