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这一标准的改变,各流派传人间的竞争日益高涨,大力推动了当时流派唱腔艺术的发展。流派唱腔是京剧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存在,流派唱腔的出现让京剧意识到伴奏音乐的重要性,唱腔和伴奏音乐的严丝合缝,促进了京剧艺术的发展。......
2023-10-17
众所周知,京剧和昆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昆曲是京剧形成的基础,京剧的形成也是对昆曲的再创造、再发展,造成京剧和昆曲关系密切的原因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自从明代中期之后,昆曲逐渐成为我国戏曲剧种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在当时,昆曲的创作有很多文人参与,这直接提高了昆曲的艺术水平,但也正是对昆曲文学和审美的过度追求,导致昆曲逐渐变成了阳春白雪,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随着昆曲发展越来越鼎盛,我国的戏曲剧种出现了一种现象——“花雅之争”。也就是在这时,京剧产生了。
昆曲发展到清代,被当时的统治者定义为最高尚、最优雅的戏曲,也就是花雅之中的“雅”,除了昆曲之外,其他的戏曲剧种被称之为“花部”。在这样的背景下,昆曲的发展越来越向高雅和文学艺术靠拢,逐渐脱离了民间生活。与之相反,当时的其他戏曲剧种迅速地吸取人民日常生活的元素,创作出了以京腔、秦腔、梆子腔以及弋阳腔、罗罗腔为代表的“花部”戏曲。而且,这些地方戏曲在各个地方逐渐兴起壮大,形成了具有艺术特色的声腔剧种,这些地方戏曲也逐渐登上了北京的舞台。
在“花雅之争”持续的历史时间内,“花部”和“雅部”之前并非水火不容,相反,在当时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统治下,“花部”和“雅部”会互相吸收彼此的优点,相互影响、争相发展。“花雅之争”在历史上存续了较长的时间,对于我国戏曲剧种的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京秦合班
其中作为“花部”之一的的弋阳腔流传至北京后,经艺人们将其改为京字京音的唱调并吸收、融合了昆腔的成分,形成了地道的北京地方戏,后人称之为“京腔”(或称高腔)。弋阳腔的曲调粗犷、激烈、腔少字多,以锣鼓、饶钹等打击乐伴奏。值得注意的是,弋阳腔中有一种“滚调”的音乐形式,它则是以上、下句的形式(或五字句、或七字句),在有节奏的鼓板中进行富于音乐性的朗诵。即在曲牌演唱中贯穿语言朗诵。这一形式加强了戏曲唱腔的表现力,也突破了曲牌音乐的表现限制,在弋阳腔基础上演变而来的“京腔”中也保留了原弋阳腔的这一艺术特色。
因为京腔在北京的演出时间较长,与昆曲的接触、融合较深,导致一部分京腔开始向高尚和优雅的方向发展,但是大部分的京腔依旧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主。京腔的这种发展使它在当时既受到清朝宫廷的喜爱,也受到普通群众的追捧。特别是在民间,京腔的发展甚至有盖过昆曲的趋势,也因此在当时有很大一部分昆曲演员为了吸引观众,会同时学习京腔的唱法,在当时形成了“昆弋同班”的现象。
秦腔后来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秦腔甚至可以说是戏曲音乐结构体制变革的基础。秦腔也就是常说的梆子腔,它最初起源于西北乱弹,发展至明朝形成了独立的剧种,在当时各种唱腔繁杂、不同的唱腔剧种在交流碰撞的过程中,既会相互影响,也会受到当时地理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在魏长生进入北京之前,北京已经存在秦腔,但是他的到来为秦腔的发展带来了创新和改变。他自身对秦腔的要求比较细致,而且秦腔和其他的戏曲音乐风格不同,在他到来之后,秦腔在北京得到了蓬勃发展。
在当时吹腔剧种和吹腔的音乐风格总体上比较相似,但是吹腔剧种使用笙笛作为伴奏。为了使角色和音乐更加贴合,魏长生选择了胡琴和月琴作为秦腔的伴奏乐器。魏长生本身的唱腔风格比较婉转,再加之他对舞台的创新和细致的追求,他的表演逐渐吸引了很多喜欢过去剧种风格的观众。魏长生在进京之后,带领秦腔快速发展,在戏曲中获得了较高的地位,也将秦腔推向了全中国的舞台,这也是我国戏曲音乐由曲牌体向板腔体转变的关键时期。
(二)徽、秦、汉合流
以唱“二簧调”为主的徽班进入京城祝寿,第一个进京的则是以高朗亭领衔的“三庆徽班”。随着高朗亭在北京名声大噪后,其他徽班先后陆续入京,以四喜、春台、和春等,与三庆班并称“四大徽班”。(www.chuimin.cn)
徽调的来源与石牌腔及枞阳腔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徽调的唱腔亦有“二簧”叫法,当时徽班艺以唱“二簧”为主。弋阳腔、秦腔、昆山腔等流经安徽等地发生流变之后,形成了安庆徽班以“二簧”为主,兼唱吹腔、拨子等腔调的现象。在徽班进京之时,北京的舞台上仍然上演着京腔、秦腔、昆腔等声腔剧种,徽班又广泛吸收这些剧种的特长并不断对自身的表演剧目、声腔曲调等加以改善。与其他剧种互相吸收、交流融合之后的徽班,在当时呈现“花雅并奏”的景象,这也吸引了许多当时因剧种衰落而迫于生计的昆曲、秦腔、京腔艺人纷纷搭入徽班谋生。
徽班的发展理念是兼收并蓄、入乡随俗,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不断地吸收其他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精华。比如说学习京腔的字音、学习秦腔的音乐、学习昆曲的做工,但是,它对昆曲的剧本做出了改编,删除了过于冗长的剧情,而且吸纳了很多伴奏和曲牌。徽班人才的多元化以及表演艺术风格的综合化吸引了很多观众,也因此徽班在北京的发展得到了保障。与此同时,徽班的兴起带动了“花部”地方戏曲的再次流行,对此,清政府甚至一度给予打压,并且禁止徽班演出。但是,政府冷冰冰的禁令并不能阻止艺术的多元化发展,政府的这次打压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徽班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其他地方戏曲的精华,人才多元化,艺术形式多元化,所以当时徽班的演员会结合昆曲开展表演,表演中昆曲和其他地方戏曲相互掺杂,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局面,并在北京稳定发展。随着徽班在北京发展的时间越来越长,它逐渐吸取了当时在北京也比较流行的秦腔,最终形成了徽班和秦腔合流的局面。徽班和秦腔的合流为后来徽班和汉调的合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调极大地促进了京剧声腔音乐的形成。汉调演员在进京之后,加入了徽班,并且为徽班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曲调、新的剧目、新的音乐版式。汉调的声腔构成是很独特的,这也是汉调促进京剧声腔音乐形成的原因。汉调最初起源于湖北的弋阳腔,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吸纳了陕西一带的秦腔以及安徽一带的二簧,最终成为了独立的戏曲剧种。
因为汉调在发展过程中融合了湖北一带的二簧和秦腔,所以汉调的声腔主要是二簧和西皮,而且侧重于西皮,西皮最早出现在陕西一带中的秦腔,后来发展到湖北,湖北当地的戏曲表演者对西皮进行了改造。在湖北,大家习惯于把唱称之为皮,所以对于来自陕西的唱调,人们就将习惯地将它称之为西皮。后来,汉调的唱腔当中依旧保留了西皮具有的陕西、甘肃一带的高亢的唱法特点。
二簧的发展和西皮一样,也是湖北的戏曲演员依据湖北的戏曲剧种对安徽二簧进行的改编。湖北和安徽地理位置比较近,而且他们的二簧都是受到早期弋阳腔的影响,所以二者吸收融合得很好,完全展现出了彼此的优势,并且还在原来二簧的基础上,加入了腔调和丰富的板式,在彼此不断的融合和加工的过程中,汉调逐渐形成了西皮和二簧合奏的形式,随着发展的成熟,其逐渐演变成了汉戏。西皮和二簧合奏的声腔形式丰富了汉调表演形式中的表演剧目和唱腔板式,京剧唱腔的形成也正是参考了汉调的音乐形式。
后来,汉调演员逐渐进入北京,也为北京的舞台带来了汉调的唱腔以及汉调的表演剧目。因为湖北和安徽在地理位置上比较相近,二者的文化和音乐交流也比较频繁,所以汉戏演员在北京很容易就进入了徽班,并且能够和徽班演员同台表演。后来汉调涌现了大量的演员,比如米应先先生、李六先生、王洪贵先生、余三胜先生,这些演员进京搭台演出,也为徽班带来了很多新的演出剧目以及行当声腔。汉调演员大多是生行的角色,比如汉调的领军人物米应先和余三胜,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老生和花脸演员,他们用自己精湛的演绎扭转了当时主要以旦角为主角的局面。汉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完整的声腔系统,并且汉调的表演剧目众多,汉调演员也坚持不懈地改进汉调剧目。到后期,汉调逐渐在徽班当中占据了主要的表演地位,尤其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余三胜先生,他对汉调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奠定了汉调的地位。到了道光末年,京城戏班虽然名字叫徽班,但是唱的却都是汉调。
徽调和汉调长期的融合交流,也促进了西皮和二簧声腔的融合,皮簧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新的剧种——皮簧戏,皮簧戏在后期的发展中比较注重唱腔的音韵,尤其是在徽调和汉调合流之后。从音韵的角度讲,京剧的音韵构成比较复杂,京剧是以徽调和汉调合流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徽调和汉调在发展之初又都吸取过昆曲的表演精华,所以,戏曲先辈们的长皮簧腔是采取了昆曲的唱法。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昆曲当中的“中州韵”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后来随着戏曲的发展,它也产生了相应的改变。综上所述,可以说,徽戏和汉戏都属于“中州韵”。
由于长期在京演出的皮簧戏中有来自安徽、湖北、京、津等地方的艺人,不同的地方音调的加入,导致戏曲唱腔亦不尽相同。唱腔的音韵是京剧艺术家们创造京剧唱腔流派的一个重要因素。三大流派的传人将其表演艺术相继发展,以湖广音为主的谭鑫培脱颖而出,且自成一派,誉满全国。至谭鑫培去世后,在当时的京剧界的生行中形成“无腔不学谭”的局面。可以说谭鑫培对京剧中湖广音的运用以及讲究“以腔就字”的行腔原则使湖广音得到大力推广。虽然,多数的人皆学谭派唱腔特点,但由于一些非湖北人士较难精确掌握湖广音的精髄,于是在后续的流派发展中,他们皆选择以适合自己的字音延续唱腔的发展,基本上为以京音与湖广音(尤其以老生为主)为主要唱腔音韵,直至今天,京剧界仍是如此。
不同地域的音韵融汇在京剧声腔中,形成各式各样的声腔艺术,同时吸收了各地方剧种的伴奏乐器的形制及演奏等特点,奠定了京剧伴奏音乐的风格。京剧声腔音韵的形成及伴奏风格的奠定是京剧艺术进一步发展的前提,随着伴唱艺术的逐步推进,不同行当的流派唱腔开始出现,在异彩纷呈的流派唱腔中,独立性与艺术性是流派唱腔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伴奏音乐在流派唱腔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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