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内矛盾与农村教师政策研究

2023-10-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二战”后，美国一方面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谋求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国内的民主繁荣。但是，正如其在世界上面临的诸多挑战一样，美国的国内发展也存在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底层发展机会的缺乏和贫富差距的加剧。对自诩为民主国家的美国而言，其国内一直存在诸多的社会矛盾，而弱势族群也一直在通过各种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因此，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是美国国内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战”后，美国一方面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谋求霸权地位，另一方面也要兼顾国内的民主繁荣。但是，正如其在世界上面临的诸多挑战一样，美国的国内发展也存在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底层发展机会的缺乏和贫富差距的加剧。

（一）社会民主的吁求：弱势儿童的发展机会问题

美国人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更信奉努力能够带来成功的机会，本杰明·富兰克林由出身底层的孩子成为美国总统，布什总统的商务部长和司法部长也出身贫寒，这些都是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极好范例。然而，实际上，美国社会阶层的固有结构并非那么容易被打破，一项范围较广的调查发现，在收入方面，父辈的优势有45%～60%会传到下一代。^[22]但是，美国人相信，学校作为社会的调节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打破固有的阶层结构。它能够使不同背景，诸如不同阶层、种族、家庭的青少年在接受适合的教育之后，以平等的身份踏入社会。

然而，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必然存在教育权利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往往也伴随着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对自诩为民主国家的美国而言，其国内一直存在诸多的社会矛盾，而弱势族群也一直在通过各种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民权运动可以说是美国弱势阶层争取民主权利，包括平等教育权利的一个典型事件。

“二战”结束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美国的经济实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均收入明显提高。伴随经济的高度发展，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也获得了迅速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可以说是迈入了现代“富裕社会”。但是，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不少问题。“二战”以来各种社会矛盾持续发酵，日渐尖锐，到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各种社会矛盾终于集中爆发，其中最典型的是1955—1968年间黑人反隔离反歧视的民权运动。在这一时期的民权运动中，美国国内的黑人不满于长期遭受贫困、失业等各种不公正的待遇，因而奋起争取民主权利，非暴力和暴力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除了黑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偏远地区的居民和大量城市贫民的生活在社会贫富悬殊的背景下也面临巨大压力。同时，由于社会地位低，所处的生活环境差，受教育水平也低，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不独黑人，也包括偏远地区居民和城市贫民，他们的子女无法接受更好的教育，学业水平与其他同龄儿童相比处于劣势，这就导致他们在成人后的发展中也缺乏竞争力，最终只能选择社会认可程度低、报酬不高的较低级的工作。教育上的不平等加剧了阶层复制，使得弱势儿童无法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为此，争取平等教育权利也成为民权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23]

在民权运动的影响下，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呼声高涨起来。美国国内教育界人士也纷纷指出，弱势族群或文化对儿童发展不利，由于早期生活中遭遇严重的文化剥夺问题，在语言发展方面也处于显著不利的境地，弱势儿童进入学校后在学习上会居于劣势，不易于取得高学业成就，这将妨碍他们未来的成功。为了帮助这些儿童得到更多成功的机会，避免使他们在学校学习中成为落后者或失败者，政府应该努力创造条件，着力改善他们的学习条件，使他们和同龄人一样具有同等的享有成功的机会。^[24]

在这样的呼声中，美国政府意识到不能仅仅关注精英教育，因而开始重视教育公平问题。当然，美国政府解决教育公平的重点是放在补偿教育上面，主要致力于为弱势族群或处于不利文化地位的儿童提供特别帮助。但是，不容置疑，改善弱势儿童的受教育条件，包括改善其所在学校师资条件也是帮助他们获得更多发展机会的重要方面。其中，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教师补充是不能忽视的问题。(www.chuimin.cn)

（二）国家富强的祈望：贫困人群的处境改善问题

尽管美国是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是，贫穷仍像毒瘤一样深埋其肌体之中。如前所述，“二战”以后，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经济地位居于世界前列，但是，通货膨胀问题也同时困扰着美国，失业率不断攀升，因此，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到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利益。相反，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日渐加重，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三类人群中，包括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以及土著印第安人。此外，城市中心区、南部地区和阿巴拉契亚山一带，还有大批的白人穷人。美国官方1964年一项关于贫困问题的调查报告显示：处于贫困线下的美国人占总人口的20%。有学者甚至提出，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剧，美国已被“分裂”成“两个国家”，一个是“富人国”，一个是“穷人国”。^[25]此后的几十年，美国的贫富差距一直存在，贫困人口的数量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到1993年，美国有15%的人处于贫困状态；2000年，贫困率稍微降低，为11.3%。^[26]2002年的统计数据则发现，美国新增贫困人口为170万人，这一数字使得美国的贫困人口总数在当年达到了3 460万人，占到美国总人口数的12.22%。而且，这也是过去10年来首次出现贫困人口连续两年增加。这一数字也成为此前30年来美国人收入不断减少的最大证据之一。更令人沮丧的是，美国国内的穷人很多都是“工作的穷人”，他们拿着可怜的薪水，勤劳而诚实，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回报。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富豪们手中掌握的财富却越来越多，这些富豪也比过去更有钱。^[27]到了2011年，15.1%的美国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与1993年持平。^[28]

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与美国所一直标榜的民主平等相去甚远。因此，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是美国国内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教育是提升人们收入较为有效的途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2004年不同学历间收入差距的调查数据，大学毕业生的年均收入是51 554美元，高中毕业生的是28 645美元，高中辍学生的年均收入仅为19 169美元，而拥有硕士或以上学位的，其收入却可高达78 093美元。^[29]这些数据表明，接受教育年限越长，程度越高，收入就越高，而且不同教育程度的收入差距是很大的。送孩子上大学，成为美国父母的一项重要开销，如果有可能，父母们更愿意孩子读大学名校。然而，想要读大学，想进入名校，首先要靠基础教育打基础。因此，保证基础教育的必要投入是政府保障人人接受教育并走向未来成功的必然选择。

在美国历史上，约翰逊总统是一位“向贫困宣战”的雄心勃勃的斗士。在肯尼迪总统遭遇暗杀后的第二天，身为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的瓦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向约翰逊报告了他正在思考的扶贫计划。约翰逊认为这是一个有很强政治吸引力的计划，为赢得更多选民的心，他坚决支持这个计划。几个月后，约翰逊就在他总统任内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本届政府将向美国的贫困无条件宣战”，并强调“向贫困宣战”在他1964年的立法方案中居于核心地位。基于瓦尔特·海勒的调查所得出的“教育是任何成功的脱贫计划的核心”的结论，约翰逊也经常把教育与消灭贫穷紧密联系起来，多次在其关于扶贫和伟大社会的各种演讲中阐述二者的关系。其中，在1965年提交国会的预算咨文中，约翰逊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言论，他说：“教育是我们消灭贫穷之战最主要的武器，是建设伟大社会的最主要工具”。^[30]

在约翰逊总统时代，学者们对于贫困问题还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并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美国学者迈克·哈林顿认为，劣等的教育及必要工作技能的缺乏将加剧贫困劳动者处境的不利。客观而言，贫困的产生有经济政治的原因，但也有文化教育的因素。迈克·哈林顿用“贫困文化”的概念阐释了这一问题，他提出：贫困以及对救济福利的依赖是可以遗传的，而且二者会形成恶性循环，这种循环催生了贫困文化，即“穷人缺少希望和抱负，不知道该如何采取有效的行动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的虚弱、惊恐、被动和无望直接传给他们的孩子，使孩子也处于贫困的文化之中”。因此，解决贫困问题必须消除贫困文化。当然，消除贫困文化也必然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教育，尤其是要为穷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31]而在美国，农村的贫困率高于其他地区，这就决定了通过发展农村教育帮助农村贫困者摆脱困境的重要性。

美国国内矛盾与农村教师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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