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书吏顶首银多达千两以上

2023-10-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书吏承充靠顶补，顶补需出顶首银。实际情形，则据抚衙书办高旭等供称，新添顶首6名，分派28人名下，选定20名，每名缴抚院公费银500两，共银1万两。三四人朋充一个书吏缺位，每名顶首银多达二三千两。[28]张维赤、柯耸之话，不但印证了清初江浙省级衙门书吏盛行顶首银的情节，而且行情均在千两以上至二三千两。可见省、府、州县各级衙门均盛行顶首银。以上可见顶首银之普遍，然则地方基层衙门书吏的顶首银数额如何，并不清楚。

衙门书吏，北宋已有世袭迹象，元代较为明显，^[23]因而一直引起时人注意。书吏承充靠顶补，顶补需出顶首银。所谓“顶首银”，是指书吏承充时后任顶充前任所付银钱，明代又称为“替头钱”、“替顶钱”、“顶头钱”、“顶头银”。^[24]顶首银目前尚不知起自何时，但至迟明代中期已经较为盛行，可以断言（容另撰文论述）。其时书吏业内当也有相应文书。明末崇祯年间浙江嘉善知县李陈玉处理顶首银事例，提到高三买俞守正捕书一名，原顶首银27两，经人见证，“减价七两，先入十两，立欠一十四两文契，欠帖俱交见证之手”^[25]。说明至迟明代末年肯定已有相应文契，但至今仍未见人提及明代顶首文书者。

进入清朝，书吏顶补，盛行顶首银。官是流动的，不熟悉具体事务；吏是固定的，熟悉专门业务。清人行政断案，参律用例，例案不胜枚举，官员大多惘然无知，全靠熟稔律例的吏胥援例定案。吏胥私相授受，子孙世袭，从而垄断某地某衙门的事务，进而作弊弄奸，欺诈百姓，挟制官长，成为一大公害。

顺治八年（1651），江宁巡抚土国宝婪赃案发，审案时，涉事官员供出如下情节：姚存、徐瑞、李诚等指证，书吏张君益等，“乘经制额设吏役，遂加增六名，每名婪价四千两，六名共二万四千两，官吏烹分”；李应祥则供，顺治四年七月，遵奉经制添设书吏6名，共值银12 000两，众书办凑公费银6 000两，送与故抚。实际情形，则据抚衙书办高旭等供称，新添顶首6名，分派28人名下，选定20名，每名缴抚院公费银500两，共银1万两。苏州府役李伯禹与顾元鼎共证：李伯禹因亲家顾允柔身故，遗下抚院书办名缺，曾于顺治七年七月十八日要顶此缺，但巡抚“不肯收用，遂行牌查身家有无违碍”，2次凑银1 000两，经锡祥之手送巡抚收讫；后李伯禹单独供认，当时“因顶顾元鼎父亲顾允柔书缺，先将银五百两付顾元鼎为缺价”，后奉巡抚“行查身家有无违碍，凑银一千两交邹锡祥，送进故抚（指巡抚土国宝——引者）收讫”。^[26]

此案颇具意味。江宁巡抚土国宝贪婪成性，大肆敛财，2次染指书吏顶首银：一次利用额设吏役之机，增加6名书吏，实际贪得银1万两；另一次是李伯禹要顶顾允柔书吏缺，土国宝以查验身家为名，敲诈得银1 000两。第一例，清初江宁巡抚衙门新增书吏缺，名义上每缺值银4 000两，官员和同行书吏分肥，各得一半，实际上每缺应在2 000两左右。第二例，李伯禹要顶书吏缺，先付了500两顶首银，又付了1 000两贿赂银，书吏顶充每缺至少需银1 500两。官员利用验证等书吏顶补程序谋求利益，正是顶补银存在、书吏顶补世袭的根源。

顺治十六年，刑科给事中张维赤题称，浙江司道府厅书吏，“每一顶首价值七八千金，此外引见酒席之费不下千金，往往三四人朋充，甚而有揭营债以买充者”^[27]。三四人朋充一个书吏缺位，每名顶首银多达二三千两。顺治末年，户科给事中柯耸上疏称，吏胥“一入衙门，无不乘坚策肥，栋宇连云，疆亩如绣，不知得自何来”，“如江浙之间，司道掌案吏书，每名顶首银两，多者二千金，少者不下千金，即刑厅书役，亦必千金。此辈挟此重资，钻谋营役，推其本心，方思取偿于一二事难倍收于一二年，小民之膏血几何，能堪狼虎吮吸也”。^[28]张维赤、柯耸之话，不但印证了清初江浙省级衙门书吏盛行顶首银的情节，而且行情均在千两以上至二三千两。直到道光十七年，有人揭露说：“近日东南各省上司衙门书吏，每名充顶之费辄须数千金。”^[29]书吏顶首银均须数千两。

省府衙署如此，州县亦然。康熙早中期，浙江巡抚赵士麟说：“在省城，则有各县之歇，在州县，则有各里之歇。”^[30]也有人说：“浙属州县七十有六，此辈立有顶首，用价买充，以县分之大小，钱粮之多寡，定售价低昂。有一人而买数县，有数人而朋一府，父子相承，兄弟挨值。”^[31]其时省属各地，如杭州府，“各衙门书役保歇，皆有坐管之里”^[32]。湖州府“乌程、归安两县三百余家，买定都图，立有顶首，父子相传，竟为世业”^[33]。可见省、府、州县各级衙门均盛行顶首银。

地方衙门如此风行顶首银顶补书吏，延伸至基层之里，其里书亦然。顺治十八年，柯耸上疏论及江南册书顶首银，称江浙各县往往在经制吏书之外，各有册书1名，利用大造册籍之时，“每人各出顶首银若干，买定里书。至造册之弊，移甲换乙，漏富差贫，即前花分诡寄之弊，皆出其手”。其家乡秀水县区书，“一人买充数里，每年包纳钱粮，额外私派，俱属积歇掌握”；而杭州府各县，“有以生员包充册书，官法既所不加，舞文亦复何忌！”^[34]在嘉兴府，每图有保人、图差、截书、区书等，“遂买定图分，议定顶首，父盘子踞，倚为金穴”^[35]。雍正年间，浙江巡抚李卫通谕全省称，征收钱粮，“一图各有一人，父子相承，买卖顶充，历年钱粮皆其掌管盘踞”^[36]。里书承充需交顶首银，极为普遍。

以上可见顶首银之普遍，然则地方基层衙门书吏的顶首银数额如何，并不清楚。

康熙初年，浙江总督刘兆麒发布檄文，详细描述了浙江嘉兴府各县里书以顶首银买充里书的行径：“各邑有顶首，数至二三百两不等者，惟嘉秀一邑，价值千金。初犹不肖地棍夤入其中，近且豪猾劣衿窜为窟穴，甚有积年衙役而改充里书，亦有身为里书而兼充衙役。……此辈坐拥富赀，父传与子，兄传与弟，官府以为在衙役之外，略而不问，不肖有司方且藉其箕敛，容纵养奸。”刘兆麒为此檄令：“嗣后……其里书顶首名色尽行革除，勒石永遵。”^[37]按刘兆麒所说，江南各地，县下里书顶首银，一般在银二三百两，而较为富庶的秀水一县，高达银千两。(www.chuimin.cn)

嘉庆初年，周镐形容浙江州县以上衙门书吏状况，称：“书缺买定也，某书管某县，某吏值某科，皆量其出息之多寡，以为授受。州县特其佃户耳。买定之后，则以此缺为传家之宝，官有迁调，而吏无变更，即或因事革除，而易名顶替者，仍其人也。”^[38]

江浙如此，其他各省大多类似。

如安徽，乾隆早期成书的《儒林外史》描写，安庆府向知府派两个书办到南京去接鲍文卿，两个书办便央求鲍文卿，恳请他在知府面前说情，驳了县里详文，可以送鲍三百两银子。到了安庆，向知府告诉鲍文卿，他的王姓管家，在他家已经三代，他将投身纸都查了赏他，而且又替他的儿子买了一个部里的书办，五年考满，便选一个典史杂职。^[39]叙述书吏购买、考满出缺选官以及如何不失时机作弊，其事虽未必真，但类似情节应该存在。

如湖北荆门州，每甲粮册1本，名为1块，全州共有590块，而“荆门册书，有一人而管一块者，有一人而管数块者，传为世业。间或顶售，则按册载花户之多寡，地方之肥瘠，以定价之低昂。每册一块，顶银二三十两以至四五十两不等”^[40]。册书俨然世业，按块计算，或一人管一块，或一人管数块，顶首银每块少者二三十两，多则四五十两。

如广东，康熙、雍正之际，人称东莞、顺德等县典吏，顶首银“少者数百金，多者至二千余金”。县令王植于考选房吏时，“每房多取一二人记名，有吏缺出，就中择其尤者一人，而以数人副之。尝有一房役满，大宪檄行送一姓名至，余亦准充，而以先所取者九人与之办事，以为将不安而去矣，久之，竟相安。密侦之，则九人者，已暗与帮贴，偿其所费，锢弊之难化如此”^[41]。书吏之间，结成一体，牢不可破，县令也无可奈何。

如四川，嘉庆末年，籍隶四川的监察御史程伯銮奏报：“查各衙门服役公差，便有定数，乃川省各州县粮快两班，多至千人，分为散差、总差、总总差名目。闻欲充当总差一名，用顶头钱或累千数，若非异取民膏以充私囊，何肯拼重费而入公门。故俗有‘差头换举人，举人倒补一千银’之谣。”^[42]

如陕西，光绪初年，渭南署任知县先将本县吏房书吏一缺由他人充当，而当冯文焕等公禀后，改令冯出银50两代张金镜还债，而由冯获书吏缺，后来偏向张金镜，又将冯革卯，改令张金镜充役，等到实授知县樊增祥履任，复将张金镜革卯归正。^[43]知县利用书吏改充之机，作弊谋利。

可见，清代上自中央各衙门，下至州县地方衙门乃至基层之里，书吏顶补普遍行用顶首银；因为通行顶首银，书吏之缺遂由祖孙父子世代传袭；书吏承充的顶首银，数量较之明代也相形高涨，省级衙门在一二千两，州县衙门在数百两至千两银左右，基层里甲也在数十两之间。市有定价，俨如商品。

明清江南书吏顶首银多达千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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