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地域文化：清初惩戒士绅大案

2023-10-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入清之后，江南士人仍然沿袭明末旧习，结社盟誓，大举文会。清廷为稳定在江南的统治，采取一系列极端措施整治士心，严惩偷漏赋税行为。举其要者，前后约有三大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枉法坑儒十八人”之哭庙大案。二是钱粮奏销案。两人的研究，无疑均是符合史实的不易之论。相关史料记载涉案人数虽微有区别，但均在13 500余人，牵连广大。

入清之后，江南士人仍然沿袭明末旧习，结社盟誓，大举文会。时人称：“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抒写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以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甬上，三吴则松陵。……松陵为东南舟车之都会，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69]苏州有同声社、慎交社、遥通社，吴江有惊隐社，娄东有端社、起韩、绿斐堂、七录斋，浙西有澹鸣社、萍社、彝社、介社、观社、广敬社、澄社、经社等，“吴浙之间，各有部署……每社各数十人，以为唱和，推之各邑，无不皆然”^[70]。无锡有云门社，“名动远迩”^[71]。吴越之间的文社而且互相连络，互为声势。越中文社名士百余人，以骆复旦为领袖，“尝率越士赴十郡大会，连舟数百艘，集嘉兴之南湖”，与太仓吴伟业、长洲宋德宜等数十名士酬唱。^[72]时人将当时的文社与明末文社比较，谓：“明季时，文社行，于是人间投刺，无不称社弟。本朝始建，盟会盛行，人间投刺，无不称盟弟者，甚而豪胥市狙，能翕张为气势者，缙绅蹑屐问讯，亦无不以盟弟自附，而狂澜真不可挽。”^[73]似乎恶俗甚于明末。顺治十年，与明崇祯六年（1633）一样，江南十府大社在虎丘大会。康熙十二年（1673）张履祥说：“今者，祸乱已极，一时人士不能惩创既往，力图厥新，顾乃踵其失而加甚焉。”^[74]结社风习直到康熙初年一如明旧。生员则仍然以播弄是非为能事，热衷于代人打官司。顾公燮谓：“康熙年间，男子联姻，如贫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纠集打降，径入女家抢亲。其女必婿亲扶上轿，仍以鼓乐迎归成亲，次日杯酒释欢。又讦讼者，两造各有生员具公呈，听审之日，又各有打降保护。故曰打降之降乃行，非降下。善拳勇者为首，少年无赖，属其部下，闻呼即至，如开行一般，谓之打行。今功令森严，此风不兴矣。”^[75]士绅劫夺小民，弱肉强食，拖欠逃避赋税如故，以致税粮逋欠多达上千万石。

清廷为稳定在江南的统治，采取一系列极端措施整治士心，严惩偷漏赋税行为。举其要者，前后约有三大案。

一是哭庙案。顺治十六年（1659），朱国治就任江宁巡抚，索馈苛征，兴起奏销钱粮大案。新任吴县令任维初，“开大竹片数十，浸以溺，示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殿最，皆系于此。’凡国课不完者日日候比，不必以三六九为期也”^[76]。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一日，正是钱粮奏销綦严之时，世祖驾崩哀诏至苏，府衙设灵堂，巡抚、巡按率领属官乡绅哭临三日。初四日，生员丁紫洄从府学教授程苍翼处领得文庙钥匙，生员倪用宾等到庙号哭，薛尔张作文，随而从至者生员百余人，鸣钟击鼓，又至府堂，乘抚按皆在时，跪进揭帖，控诉任县令滥用非刑，预征课税之贪酷状，相从而至者，更多达千人。巡抚大惊，下令左右逮治闹事者，11人被擒。当时正好金坛有叛案，郑成功北伐清军失利于镇江，朱国治乃上奏穷治。清廷派侍郎叶尼等四人鞫治，朱国治上疏绅衿抗粮，四出抄掠，货贿器用，劫掠一空。有人同情被逮诸生，也被波及逮系，增至18人，俱着处斩，家产籍没。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枉法坑儒十八人”之哭庙大案。^[77]哭庙案与钱粮奏销案搅在一起，成为收拾江南士绅的开端。

二是钱粮奏销案。关于奏销案，当时人大多将其归为江宁巡抚朱国治的暴政，说朱“因见协饷不前，创为绅欠，衿欠之法”^[78]，或说“抚臣更立奏销法”^[79]。近人孟森先生和今人何龄修先生先后有文论述。^[80]孟先生认为，当时江宁巡抚朱国治，因郑成功兵入沿江列府，意所不怿，于是以逆案为名，任情荼毒江南士绅。孟先生又说：“整理赋税，原属官吏职权，特当时以故明海上之师，积怒于南方人心之未尽帖服，假大狱以示威，又牵连逆案以成狱。”何龄修先生在孟先生持论的基础上，引述实录所收上谕，专文考察浙江奏销案，认为钱粮奏销新例实际上是全国奉行的条例。两人的研究，无疑均是符合史实的不易之论。结合兴案者朱国治所述、上海人叶梦珠据当时苏松常道奏文所述、华亭人董含所述和后来的昭梿所述，朱国治乃因当地绅衿拖欠钱粮严重，视为“抗粮”，出于钱粮考成，又意欲乘机慑服人心，乃酿成奏销大案。朱国治谓：“吴县钱粮历年逋欠，沿成旧例，稍加严比，便肆毒螫，若不显示大法，窃恐诸邑效尤，有司丧气，催征无心，甘受参罚，苟全所家而已，断不敢再行追比，撄此恶锋，以性命为尝试也。”^[81]朱国治的奏疏，清晰地供认了他兴起奏销大案的动机。叶梦珠也谓：明末清初苏松等地钱粮拖欠严重，守令往往因积逋罢官，“至顺治之季，江宁抚臣朱国治无以支吾，遂归过于绅衿、衙役。题参议处之令，先行常之无锡，苏之嘉定，至十八年五月，通行于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一县，所题陈明钱粮拖欠之由补入年终奏销之例。……奏销一案，据参四府共欠条银五万余两，黜革绅衿一万三千余人”^[82]。相关史料记载涉案人数虽微有区别，但均在13 500余人，牵连广大。叶梦珠和董含的说法，朝廷的谕旨可以印证。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世祖晏驾，是月二十九日，谕吏部、户部：“钱粮系军国急需，经管大小各官须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为称职。近览章奏，见直隶各省钱粮，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积逋，贻累后官；或系官役侵那，借口民欠。向来拖欠钱粮，有司则参罚停升，知府以上虽有拖欠钱粮未完，仍得升转，以致上官不肯尽力督催，有司怠于征比，枝梧推诿，完解愆期。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尔等即会同各部寺酌立年限，勒令完解。如限内拖欠钱粮不完，或应革职，或应降级处分，确议具奏。如将经管钱粮未完之官升转者，拖欠官并该部俱治以作弊之罪。”三月初一日，“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83]。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初九日，上谕户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征比。嗣后著各该督抚责论道府州县各官立行禁饬，严加稽察，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报，该督抚严察，一并题参重处。”^[84]细绎皇帝上述两则上谕，参阅清初人和地方官的记载，利用孟、何二位的研究，可知顺治十七年，江宁巡抚朱国治有鉴于明末以来江南钱粮拖欠的现实，面对清廷足额征收田粮的要求，利用郑成功北伐进军江南的机会，以“拖欠钱粮致误军需”事由条奏，严惩江南士绅的钱粮逋欠行为。清廷接受朱国治的奏请，户部题有定例，在顺治十八年颁发上谕，要求全国各地如江南一样奉行查处。在前后过程中，江南因为赋税定额最重，拖欠数量最多，绅衿人数又众，足额征税既能满足官员钱粮考成，同时又能摧折士气，威慑人心；朱国治更特别残暴，实行时又搞扩大化，大事株连，遂酿成褫革苏松常镇四府及江宁府溧阳一县绅衿13 500余人之钱粮奏销案。^[85]

江南奏销案，征收田粮之严，史所罕见。“凡绅衿欠粮者，无论多寡，一概奏请褫革，名曰奏销。”^[86]叶方霭的事例最为人乐道，即盛传“探花不值一文钱”的昆山人叶方霭，因拖欠钱粮一厘（合钱一文）而被褫革一甲探花功名，^[87]认为他确实因欠一文税粮而遭黜革。实际上，依据叶方霭后来的申诉，他家应税官田329亩，计税银44两4钱6分零，顺治十七年分（1660）实完银两已有46两1钱5分5厘，并有完税印票为证，不但未曾拖欠，反而多交了银1两6钱多，只因奸书徐宁宇朦开他家欠银一厘，是以被诬惩处。^[88]多交了钱粮，只要诬称拖欠，就被涉案，而且不问青红皂白，即予黜革，可见实行之严酷。(www.chuimin.cn)

清廷在江南改变前明做法，足额督征田赋钱粮，严惩拖欠钱粮的士绅，既制定条例，推向全国，江南地方官更切实实行。也就是说，严惩拖欠钱粮，虽以奏销案最为焦点，而并未从此结束。顺治十八年十月，韩世琦继任江宁巡抚。据他题奏，其“履任后，即将所属江宁苏松常镇五府顺治十八年分未完钱粮严督催征，仍一面将绅衿衙役三户有无挂欠责令各道府确查，造册遵例奏销”，据呈报全完后，“犹恐各州县官徇庇不实，又经驳核，复据呈送各州县绅衿衙役全完印结前来”。^[89]奏销案后，江南地方官切实遵照谕旨，严督催征钱粮。康熙二十五年，赵士麟任江苏巡抚时，“用法严峻，意在锄强去暴。一时势恶土豪，剪除殆尽”^[90]。直到康熙中后期，由江苏巡抚宋荦所奏可知，地方官每至奏销年限，“非不加意严催，以期赋完饷裕”，而因为江南苏松常镇财赋重地，岁征银米特多，力难全完，以致“经征经督各官降调接踵”。^[91]奏销案后，官府严格催征钱粮，长期力行不辍。

三是雍正时清查亏空钱粮案。顺治末年奏销案和哭庙案是利用赋税钱粮打击江南士绅的第一轮，第二轮即是雍正时清查亏空钱粮案。清查亏空并不限于江南，但江南拖欠钱粮最多，清查亏空影响也大。康熙后期，钱粮征收似乎较前稍为宽松，钱粮拖欠也就日益严重起来。江南数府，自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四年（1712—1726），钱粮积欠多达1 000余万两。雍正六年，朝廷派遣刑部侍郎彭维新赴江苏清查。彭在署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等人配合下，只查拖欠，不管催征，“悉心查察，一一得实，俾官侵不混入吏蚀，吏蚀不混入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吏蚀”^[92]。其做法原来与顺治末年相似，“逮捕追比无虚日”^[93]，后来似乎稍为宽松，将官侵吏蚀和实系民欠区别对待，并“不妄戮一人”^[94]，不事株累，查出“官侵吏蚀四百七十二万余，民欠五百三十九万余”^[95]。实际逋欠在民的钱粮，比例还是高过官侵吏蚀，说明当时江南士绅对如期足额完纳钱粮又有所松弛，当然也说明江南的赋税定额确实高出了能够承受的能力，以致在雍正、乾隆年间朝廷两次减低苏松两府赋税征收定额。

雍正初年大规模清查积欠钱粮后，江南士绅才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加遵守法度，率先输纳。乾隆十一年（1746），江苏巡抚陈大受奏报说：“但江苏钱粮，从前旧欠最多。自雍正年间清查之后，积弊已除。”^[96]乾隆十二年，皇帝上谕：“从前各处乡绅，侍势武断，凌虐桑梓，欺侮邻民，大为地方之害。及雍正年间加意整饬，严行禁止，各绅士始知遵守法度，循分自爱，不敢稍涉外事。”^[97]次年，署理两江总督策楞上奏说：“臣等伏查，江苏各属，财赋甲于天下，而钱粮积欠亦甚于他省。其间役侵民欠，弊窦多端。自雍正年间奉旨清查之后，奸胥玩户，始知儆惕，侵欠之风，得以少息。”^[98]乾隆十四年，两江总督黄廷桂也认为，当时“绅衿大户，查现登仕籍者，无不遵奉功令，率先输纳，惟有名列衿监及捐职家居之辈，恃有护符，专以抗延为能事”^[99]。乾隆后期的苏州生员顾公燮也认为，江南绅衿势焰嚣张，至康熙时仍沿此陋习，“迨我世宗宪皇帝整纲饬纪，一洗从前积习，绅衿皆知敛迹。非公不至，绝无坐大轿者矣”^[100]。种种说法表明，在顺治末年钱粮奏销案，特别是雍正年间的钱粮清查后，江南士绅虽然仍有人不知约束，但较之以前，及时完纳钱粮的情形大为好转。

明清江南地域文化：清初惩戒士绅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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