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士绅的张扬声气

明代后期江南的生员，实际上大多并不按照朝廷要求，在校认真读书，学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事，而是利用本人免役的特权和高于普通平民的社会地位，混迹社会，不少人成为地方的邪恶势力，几乎无恶不作。对此，生员出身的明末清初大儒昆山人顾炎武曾总结道：“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史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史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可见，出入公门，勾结胥吏，干预行政，武断乡里，操持舆论，是明后期生员的基本社会形象。有鉴于生员的恶习劣行，顾炎武甚至将生员与乡官和吏胥，比作“天下之病民”的三种人，主张：“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2]生员的乖张恶劣行径，具体说来，大要有五。

一是奔竞请托。万历时给事中浙江定海人薛三才说，士习日以浇漓，学政日以废弛，挽救之举“莫如禁奔竞”，盖因“彼顽钝衰暮，藉衣冠为垄断者无论，青年俊茂之士，率多投贽呈身，纳交有司，岁时而荐筐篚，庆贺则致帐词者比比也。而江南为甚。有司不胜桃李之私爱，亦或呕煦受之，因而开请托之路，长奔竞之风。夫士为诸生时，已奔竞若是，异时势利熏心，安所不至。有司以提调为职，作兴自有常典，而假此以树私交，是诲之使竞也，何可不严为禁戢也”^[3]。按照薛三才的说法，当时士子大多交通官府，岁时令节致赠行贿，而地方官府也喜树立门墙，予以照拂，因而请托之路大开，奔竞之风大长，尤以江南最为突出。

二是行为张扬。明后期，是江南士子行为最为张扬无所顾忌的时期。据说原来“吴中士习最醇，间有挟娼女出游者，必托名齐民，匿舟中不敢出”。万历十五年（1587），南京兵部尚书太仓人凌云翼，家居骄纵，殴打诸生，群情激愤，三吴士子进京伏阙诉冤，给事中、御史连章弹劾，朝廷下旨逮系鞫治，凌被削职夺衔，行凶者其义子遣戍，人心大快，而“此后青衿日恣，动以秦坑胁上官，至乡绅则畏之如伥子，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4]。当然江南士子举止粗野行径恶劣，绝不始于此事件，而是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早在万历初年，太仓人王世贞就曾致书大学士同乡人王锡爵称：“近日风俗愈浇，健儿之能哗伍者，青衿之能卷堂者，山人之能骂坐者，则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骄子矣。”^[5]其实不少山人也只是生员出身。此类浇漓行为，多系生员所为。生员之敢于罢学，挟胁上官，甚至连乡绅也畏惧三分，实在也是官府长期怂恿巨室过于溺宠的结果。

松江地方文献将生员入学前后异境视为迎送之变，称：“初子弟游庠及送科试，有司例用彩绒花披红药绢及红旗一对，有乘肩舆者，亦有步行者。今新进送学，巨室宦家多乘马张盖，罗绮绸纻，彩旗百竿，簪花至用珠翠作金龙以耀首，亲戚争以酒礼花币迎者，交错于途。自郡斋至文庙谒拜始各归家，设燕以待。乡荐南归，舟至西墅，迎接亦如之。读书人才少进步，正当教以俭约，士大夫不宜以此训子弟也。”^[6]士子一旦入泮，家人亲友就百般宠爱，倍加呵护，迥超于前。嘉兴地方文献则论师生前后地位变化道：“国初，民间有以生员举者，辄相怨詈，如服重役。盖学规甚严，诸生俱宿斋舍，日夕课业有程，不得休沐，人以为苦也。其时师道也甚尊严……今师道日替，弟子视其师顾如侪偶，相谑者有之矣。”^[7]明末清初，江南士子更被社会视为是非之人，敬而远之。御史陈玉辉说：“吾少时乡居，闾阎父老，阛阓小民同席聚饮，恣其笑谈。见一秀才至，则敛容息口，惟秀才之容止是观，惟秀才之言语是听。秀才行于市，两巷人无不注目视之。”^[8]

明后期，生员常常在乡宦支持或怂恿下，公然蔑视官府和官员，难堪甚至凌辱官员。万历时华亭人范濂就说：“士风之弊，始于万历十五年后，迹其行事，大都意气所激，而未尝有穷凶极恶存乎其间。且不独松江为然，即浙直亦往往有之。如苏州则同心而仇凌尚书，嘉兴同心而讦万通判，长洲则同心而抗江大尹，镇江则同心而辱高同知，松江则同心而留李知府，皆一时蜂起，不约而同，亦人心世道之一变也。”^[9]其实江南生员早就桀骜不驯了。隆庆元年（1567），无锡知县韩锦川，因某事不厌众心，致使诸生大哗，当面唾骂。同年，常州知府李幼滋，被五县诸生合击，差点毙命。^[10]万历四十四年，原礼部尚书董其昌的宅第被焚，被地方官定性为“难发于士子而乱成于奸民”。崇祯七年（1634），复社领袖张溥与苏州府推官周之夔论战，致书京官黄道周、蒋德璟等，生员则起哄张贴檄文驱逐周，迫使周改任吴江知县，而生员又集中到吴江举行排周运动，终使其不安于位而辞职。^[11]两起地方大事，皆因生员发起。最为突出者，可谓崇祯十五年无锡生员驱逐县令一事。按惯例，明末无锡生员每年可免粮银五钱，若无田需免，可直接领银，称为“扣散米”，生员的待遇相当优厚。知县庞昌胤未能按时发米，五月初三日，生员杜景耀等约同学群哄县堂，打碎堂上纱橱。龙教官令生员跪，生员也迫令教官跪。市民更毁碎县令轿伞、执器，围住马素修家。庞县令步行至西门下船出城，极为狼狈。故事，无锡县令出西门，即不得复入。当时诸生大书一纸云：“逐出无锡知县一名庞昌胤，不许复入。”用朱笔傍竖，粘于芦席上，作为牌子高擎。并将县衙吏役笞散。庞昌胤出城后，城门即关闭。后庞悄悄入城，初五日下午，秀才又哄闹县堂。庞昌胤哭诉于巡抚，调为嘉定知县。事隔很久，官方只逮系带头闹事的五六人，革去生员功名，竟不置重典。^[12]无锡生员借钱粮好处未能及时发放，小题大作，竟然将朝廷命官堂堂知县“驱逐”出境，目无法纪已极，而当局居然不予深究，从轻发落，江南生员气焰嚣张可谓登峰造极。

三是隐漏钱粮。明后期，士绅隐漏赋税钱粮，自是常态，人称：“一青衿寄籍其间，即终身无半镪入县官者，至甲科孝廉之属，其所饱者更不可胜计，以故数郡之内，闻风猬至，大僚以及诸生，纷纷寄冒，正供之欠数十万。”^[13]松江一府，华亭人范濂记道：“自贫儒偶躐科第，辄从县大夫干请书册，包揽亲戚门生故旧之田实其中。如本名者仅一百亩，浮至二千，该白银三百两，则令管数者日督寄户完粮……是秀才一得出身，即享用无白银田二百亩矣。”^[14]可见江南钱粮拖欠严重，与生员免役逃税大有关系。清人形容明末江南生员逃税漏税行径道：“明季廪生，官给每岁膏火银一百二十两。三科不中，罚为吏。五等生员，亦罚为吏。五年期满，抚按考选，分别等次，以八九品未入流铨补，仍准乡试。岁考等次，临时发落。始知前后不先出案。又贫生无力完粮，奏销豁免。诸生中不安分者，每日朔望赴县恳准词十纸，名曰‘乞恩’。又揽富户钱粮，立于自名下隐吞。故生员有‘坐一百走三百’之谣。”^[15]生员不但自身漏税，更包揽富户钱粮，隐吞应纳钱粮。

四是好持公论。明后期的江南舆论，是由乡绅和生员制造和掌控的。崇祯中期嘉善知县李陈玉说：“此中士习，矜尚名谊，与他邑不同，弟甚喜之。但忧其过于标表，或未底于粹耳。乃近来细察，衿尚固佳，引类聚哄，一概视为矜尚，美事则误矣。”^[16]明后期江南士子喜好集众倡言是出了名的。清人陆文衡说：“吴下士子好持公论，见官府有贪残不法者，即集众倡言，为孚号扬庭之举，上台亦往往采纳其言。此前明故事也。”^[17]把持公论的行为之一是造作流言蜚语嘲笑地方官，成为一时风俗。明后期，苏州、吴江、松江、嘉兴、无锡等地士子好为谑语，嘲讽守令。嘉靖时华亭人何良俊说：“松江旧俗相沿，凡府县官一有不善，则里巷中辄有歌谣或对联，颇能破的。”^[18]万历时华亭人范濂说：“歌谣词曲，自古有之，惟吾松近年特甚。凡朋辈谐谑，及府县士夫举措稍有乖张，即缀成歌谣之类，传播人口。”^[19]清人董含记：“将吏兹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有轻薄子投以一绝云：‘吴地由来异郁林，归舟压浪影沉沉。不须更载华亭鹤，江上青山识此心。’”^[20]长洲县令关善政，初至任，士子即谑破题道：“善政得民财，今之为关也。”^[21]吴江知县祝似华，初到时以风力自命，礼部尚书湖州南浔人董份有田数万亩在吴江境内，祝立意摧击，不久因暮夜得贿，遂改初衷。民间即有诗传诵道：“吴江劲挺一茎竹，才逢春雨便叶绿。青枝一夜透干梢，登时改节弯弯曲。”^[22]故沈德符说“至近日吴越间地方长吏，稍不如意，辄以恶语谑之”，而“大抵嘲守令居多”。^[23]这种公论，当然一定程度上是民意的反映，而民意实际上是由生员等造作出来的。

五是包揽词讼。明后期的生员，在民间诉讼中极为活跃，常常造事生非，兴讼揽讼，觅取好处。明末嘉兴人沈德符说：“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24]时语“雇秀才打汝”，反映出生员在官司词讼方面的优势地位和恶劣行径。

生员如此，较生员功名更高、社会地位更加显赫的江南士大夫，更是气势非同一般。家居时，虽然也有人约束检点、自重自爱，但绝大部分，特别是嘉隆以后的江南士大夫，则是暴横霸道，为害一方。杭州人原来自诩，“仕者咸以清慎相饬励，多无田园宅第”，“士夫居乡者，往往以名节自励”，可万历时杭州府志的编纂者陈善却说：“今士大夫居乡者，高爵厚禄，身占朝籍，抗礼公府，风雷由其片言，或垄断罔利，莫之敢争，煦之则生，嘘之则枯，侵官浸讼，纳贿千金，少亦足抵数吏之人，剥众肥家，岂其微哉！”杭州乡绅名声稍佳，尚且如此，苏松一带，更为了得。华亭人董含的族曾叔祖董容概括松江府缙绅居乡行为时说：“吾郡缙绅家居，务美宫室，广田地，蓄金银，盛仆从，受投谒，结官长，勤宴馈而已，未闻有延师训子，崇俭寡欲，多积书，绝狎客者。”^[25]明清时人论到其时的江南缙绅，几乎众口一词，深恶痛绝，前述顾炎武将仕宦与生员列为天下病民的三种人中的两种人，清人概而言之，“前明缙绅，虽素负清名者，其华屋园林，佳城南亩，无不揽名胜，连阡陌”，其立身行事，“徒知尚爵而不知尚德尚齿”。^[26]江南绅士家居行径，归纳起来，约有如下数端。

一是结社成帮，党同伐异。明末江南沿宋元旧习，结社成风。崇祯初年，松江有几社，浙江有闻社，昆山有云簪社，苏州有羽朋社，杭州有读书社。各地文社均统合在复社的旗帜下，同声相求，“外乎党者，虽房杜不足言事业；异吾盟者，虽屈宋不足言文章”^[27]。吴振械说：“盟社盛于明季。江南之苏、松，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国初尚沿此习。顺治十七年（1660），从给事中杨雍建请禁同社、同盟名目。”^[28]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理学名儒嘉兴人张履祥回顾总结明代江南士人结社之消极后果说：“士人胜衣冠，即无不广交游，谈社事，浸淫既久，乃至笔舌甚于戈矛，亲戚同于水火。予叹息而言，畴昔之日，数十人鼓之，数千万人靡然从之，树党援，较胜负，朝廷邦国，无不深中其祸。政事之乱乱于是，官邪之败败于是，人心之溺溺于是，风俗之敝敝于是。今者，祸乱已极，一时人士不能惩创既往，力图厥新，顾乃踵其失而加甚焉。”^[29](www.chuimin.cn)

二是干预行政，把持乡里。江南缙绅以其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影响力，干预中央和地方行政，时时事事无不要体现其意志，维护其利益。

江南士绅影响朝政，早在万历中期东林学派讲学，“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时已开其端。后来更集社结会，利用铨选官员的选人大权，在朝和在野互相奥援，大造声势，对中央行政施加各种影响。常熟县民张汉儒就曾控诉东林骨干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畏明论，不惧清议，吸人膏血，啖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生杀之权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赋税之柄不操之朝廷而操之两奸，致令蹙额穷困之民欲控之府县，而府县之贤否，两奸且操之”，劣迹多达58款。^[30]言虽不无过激之处，所论却多系事实。崇祯中期，宜兴周延儒任内阁首辅大学士，复社领袖张溥认为时机已到，“欲尽用其党人，而杀异己者，书二册以进，延儒秘而藏之”。后来张溥死，周延儒才松了一口气，说：“天如死，吾方好作官。”人惊问其故，周延儒将张溥所书二册名录出示座客道：“此皆天如所欲杀之人也，我如何能杀尽？”^[31]张溥气焰之张狂、周延儒应付之难度，可以想见。这些都是极为彰显的事例。其实明代江南官绅平时出处行事类多如此。清初，叶方霭在朱家角镇，洞庭商人许某出示吴中诸前辈手迹，其中董其昌手书多至百幅，“内数幅则自京所寄书也，皆家常琐屑受贿请托语”^[32]。真凭实据，所书皆记录“受贿请托”之事。

在地方，士绅更是出入公门，左右掣肘，对官府和官员施以各种影响。万历时，赵南星将乡官之害称为天下“四害”之一，谓：“夫吏于土者，不过守令，而乡官之中多大于守令者，是以乡官往往凌虐平民，肆行吞噬，有司稍稍禁戢，则明辱暗害，无所不至。”^[33]天启二年的状元修撰文震孟，由其《文文肃公日记》所记，可知其致仕在家，自天启二年五月至天启六年，几乎每天忙碌不停，或出外与友朋相聚，讨论时局，或接待、访谒、致书地方官员，日记中时有“往谒抚台”、“报谒抚公”、“报访二署邑”、“访太尊”、“抚台来”、“抚公来”、“按台来”、“刘学师来”、“杨兵尊来”、“郡尊同张司李来”、“郡尊来”、“王太尊来”、“吴江李令来”、“吴学师来”、“报访郡公”、“报访杨道尊”、“报访王侍御”、“访郡尊及吴县公”、“往晤抚按道府”、“题尊祖扇送周抚公”、“致苏石水淮抚书”、“报崇德令邓汉臣书”等记录，^[34]差不多所有地方官员均与其有往来。文震孟的事例，形象地说明，江南官绅，无论在朝在野，中央行政、庙堂大事、地方事务，都是他们时刻所系念的。崇祯时，松江地方文献则称：“缇帙之变，初乡大夫诸生与郡县交际绝少，近辄用册叶、锦屏，册诗则倩代作，以士大夫署名，或有摹石刻枣装为墨帖者，计润计工，率倍收之。一锦屏不下百人，而装池之费，每计数十金，主者遍索授纪纲，纪纲因而为利，且藉此阿上官。遂有亡行者，身犯大垢，甘与金木为伍而不悔。”^[35]崇祯初年当祁彪佳出任苏松巡按时，同样是那个复社领袖张溥，前往谒见，即“袖出一揭，乃苏州各属者，云系名士”，要求予以照应，绅士吴伟业、贺王盛、贺鼎、徐宪卿、陆献明、朱大烈、朱大治、莫俨皋、范允临、沈彦威、蒋鐄、李逢申、赵士履、姜云龙、李世祺、张肇林、谈自省、施元征，祁之年伯赵如衡、顾云鹏，年兄姜玉果、夏允彝、吴铸，以及难以记忆者，都纷纷前往谒见请托，^[36]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人情戏。请托之风如此炽烈，出面关说者如此位高爵显，地方官员自然难以施展手脚。以致有位知府将士夫干请之书与山人诗卷、僧徒募缘之册合称为吴下“三厌”。^[37]所以崇祯十五年刘宗周愤愤地说：“江南冠盖辐辏之地，无一事无衿绅孝廉把持，无一时无衿绅孝廉嘱托，有司惟力是视，有钱者生。且亦有衅起琐亵，而两造动至费不赀以乞居间之牍，至转辗更番求胜，皆不破家不已。甚之或径行贿于问官，或假抽丰于乡客，动盈千百，日新月盛。官府之不法，未有甚于此者也。”^[38]清乾隆后期生员顾公燮甚至认为，明后朝的江南乡绅，“尤重师生年谊，平昔稍有睚眦，即嘱抚按访拿。甚至门下之人，遇有司对簿将刑，豪奴上禀主人呼唤，立即扶出，有司无可如何。其它细事，虽理曲者，亦可以一帖弭之”^[39]。乡宦眼中并无官府，竟视公堂如私室，势焰十分嚣张。因此，所谓士论民心，实皆士论而已，乡绅之见而已。明后期的江南地方政权，一定程度上是操在这些有财有势的乡绅之手的。

涉及地方利益时，各地缙绅更与生员结成蛮横势力，干预地方官府行政。万历时期嘉兴府嘉善县的争田鼓噪事件，可称最典型事例。明代嘉兴一府，各县之间田地互相错壤，即户籍在此县而田在他县，尤以嘉善与嘉兴、秀水两县之间最为突出。万历年间，三县为交赋税而长期形成矛盾，到万历末年，延续30年未解的争田发展成鼓噪事件。万历四十四年（1616），三县知县会勘田粮，四月二十六日，嘉善乡宦五人到府衙，知府以查册丈田之说与之辩论，乡宦坚持依据嘉善之亏册抽丈嘉善之亏田。二十八日，知府邀集三县乡绅在城隍庙集中，反复申明前说，令三县会议具稿，传示三县乡绅次第书押，只有庄乡宦不肯书押，漏下三鼓，各人散去，抽丈之议格而不行。五月初三日，嘉善钱乡宦再次到府城，邀同吴知县议事，并送上公述公书一纸，称田不宜丈，册不宜查。五月初六日，嘉善生员四五十人、豪民三四百人，先至知府衙堂喊冤，后到嘉湖兵巡道叫嚷，各级官员反复晓谕，诟谇如故，甚至打伤旗鼓手，打坏乡宦门庭桌椅。初八日，嘉善沿街遍贴传帖，声称道府听信叛贼岳元声，本县当图大举，先接吴知县归县等。此次争田鼓噪事件，兵巡道佥事王重岱形容其“蔑视法纪”的严重程度“恐夷虏不是过”，嘉兴知府则称其“凶横暴戾，无复子民之分”，“猖獗之势成，屑越纪纲，决裂名分，真宇内异变”，以致提出辞职。在此事件中，嘉善乡宦和生员气焰嚣张，坚持地方利益不依不饶，一再要挟府县衙门，豪横把持，目中了无法纪和官府之尊，使得嘉善知县和嘉兴知府先后提出辞呈。^[40]这个争田鼓噪事件，其实质，诚如廖心一所说，“是两个乡绅集团的斗争”^[41]，充分反映了乡绅浓重的地方利益行为。

三是侵夺小民产业，横行不法。江南缙绅仗势欺人，指使纵容家人子弟奴仆侵夺田产，弱肉强食，刁钻残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又隐漏纳税田亩，将应纳赋税千方百计转嫁到小民头上。按照松江乡绅何良俊的说法，江南人直到宪宗成化朝时尚未积聚，自武宗正德朝开始，“诸公竞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后来则一中进士之后，“而日逐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则欣欣喜见于面”。^[42]而到嘉靖时，“竞以求富为务，书生惟藉进身为殖生阶梯”，“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若京师官店，六郭开行债典，兴贩盐酤，其术倍克于齐民”。^[43]到隆庆时，巡按直隶御史董尧封奏，查出苏松常镇四府投诡田1 595 470亩，花分田3 315 560亩。^[44]万历中期，常熟知县谭昌言说：“吴中士大夫田连阡陌，受请寄，避徭役，贻累闾里，身殁而子孙为流庸者多矣。”^[45]以致万历中期华亭人范濂说，当时缙绅，“营营逐利，虽有陶朱猗顿之富，日事干请，如饥犬乞怜”^[46]。清乾隆时常州人赵翼说：“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47]如常熟徐凤竹，官至工部尚书，其孙荫为部郎，“居乡恣横不法甚”，被县官逮治。^[48]如淮扬巡抚太仓凌云翼，“家居骄纵，给事、御史连章劾之”^[49]。如无锡俞宪，仕至按察使，居乡“抉取民膏甚厚”^[50]。这些人的居乡不法行径，较之那些势力更为显赫的缙绅的巧取豪夺，只不过是小意思。如嘉靖末年的内阁首辅华亭人徐阶，“子弟家奴暴横闾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而应天巡抚海瑞与苏州兵备道蔡国熙勒令徐阶退田，二人反被徐阶先后以势以金唆使给事中劾论去职，以致时人感慨道：“此一事也，见方正之难容焉，见法纪之澌灭焉，见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焉，见琐闼之言官甘为私门之鹰犬焉。”^[51]又如南京礼部尚书华亭人董其昌，三个儿子“素不加检束，而仲尤甚。有干仆陈明父子，更倚势煽虐，乡里侧目久矣”^[52]。更有甚者，如无锡秦梁之子秦灯，与太仓王世贞之子王士骕、华亭乔敬懋之子乔相，自负贵介，挖空心思，诈人钱财，“或与百金，或数十金，不则目慑之曰：‘尔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剿汝矣。’”^[53]宜兴周延儒为大学士，陈于泰为翰林，二家子弟暴横乡里，民众至发掘周家祖墓，焚烧陈氏兄弟宅第。这批乡宦恶少，凶神恶煞，实乃社会恶势力。缙绅侵夺田产最常见的手法是逼迫勒令小民投献，有的投献虽出于自愿，但都是缙绅豪横欺隐的结果。徐阶、董份、申时行、董其昌等缙绅占有的动辄数万亩、数十万亩膏腴田产，就是不择手段从小民那里劫夺过去的。明后期江南土地兼并形成高峰，也正是这些豪绅显宦巧取豪夺的结果。

四是肆意奴役乡民。缙绅贱视乡间小民，颐指气使，任意役使。有材料载：“淞江钱尚书治第时，多役乡人，而砖甓亦取给于彼。一日，有老佣后至，钱责其慢，对曰：‘某担自黄瀚坟，坟远故迟耳。’钱益怒，老佣徐曰：‘黄家坟故某所筑，其砖亦多取自旧冢中，无足怪者。’”^[54]可见缙绅自家中琐事至兴筑工程，随意役使乡民已成习惯。

五是接受投献，蓄奴成风。明代仕宦享有蓄奴特权，他们更滥用这种特权，远超法律规定大肆蓄养奴仆。华亭人范濂称：“自乡宦年久官尊，则三族之田悉入书册……故一官名下，有欠白银一千余者。”^[55]顾炎武论到江南士大夫蓄养奴仆之风时，又说：“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原注：……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56]徐阶、董份、董其昌家，投靠家奴皆达上千。所投靠者，表面上出于自愿，多半却是因为缙绅大户独多，享受优免特权，繁重的赋役负担全部落在小民头上，小民出于无奈而不得不投靠势家以求庇护。如董其昌就是“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57]。也有的投靠纯粹出于一些奸黠辈的借机图害。势家对投靠为奴的小民予取予夺，鞭扑责罚，致残致死，毫无人性。奴仆忍受不了百般虐待，一有机会，即反抗主家。礼部侍郎松江人董传策，“性气刚戾，待下严酷”，家居“鸷毒日甚”，万历七年被家奴杀死。^[58]董其昌宅第被乡民焚毁，家财被掠。明清鼎革之际太仓、上海、嘉定、昆山、石门、金坛、溧阳广及苏松常嘉四府之地纷纷发生奴变，索契杀主，实在是缙绅地主长期作威作福的结果，咎由自取。明末江南奴变最为激烈，与当地豪门最为集中、蓄奴风气最盛、驭下最为苛酷是有着必然联系的。个别豪奴恃仗主人势力，成为主人鹰犬，为非作歹，为所欲为。如宜兴县民周文爙、张瑞、刘宁、蒋美、胡成，都是本县乡官陈一教的义男，张凤池、樊士章、张成等，都是乡宦徐廷锡的义男，他们“倚藉主势，收租勒索赠耗，放债逼写子女田房，各却蔽主酿祸，造孽多端”^[59]，劣迹斑斑。事实上，不少豪强巨绅的万贯家财，正是靠这些家人义男从细民处掠夺勒逼来的。

六是奢侈淫佚，醉生梦死。江南缙绅，宦囊既丰，又兼营市利，鲸吞小民脂膏，百般役使细民弱户，积累起了巨额财富。身处繁华之乡，又见过世面，因而讲排场，摆阔气，蓄优童，拥丽姬，精赌术，已属寻常，甚者荒淫糜烂，追求畸形生活方式，了无读书入仕人的气味。如无锡俞宪，与谈恺、安如山、秦瀚、王瑛五位乡宦结成五老会，“楼船、鼓吹、园池、声妓、服玩，使令之丽，甲于江南”，成天“沈酣声色，广取艳妓妖童”。秦瀚交结严世蕃，“极多奇味”。俞宪与安如山“皆有龙阳癖，既富且贵，以重资购得者，不可胜计”。如山孙绍芳也“大有祖癖”。^[60]明后期各地士人多好此风，而以江南为甚。所以人称：“今吴俗此风尤盛，甚至有开铺者。”^[61]沈德符记时人风尚谓：“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乃若金陵坊曲有时名者，竞以此道传游婿爱宠，女伴中相夸相谑，以为佳事，独北妓中尚有不深嗜者。”^[62]

明后期的江南缙绅，以饮宴妓唱为乐事。如南京大手笔顾璘晚年家居，“喜设客，每张宴，必用教坊乐工以弦索佐觞，最喜小乐工杨彬，常诧客曰蒋南泠所谓消得杨郎一曲歌者也”^[63]。如万历时御史苏州人钱岱，家居蓄养女优13人，女教师2人，“第宅之广，姬妾之多，衣食供养之华且靡也，人人共见为富贵逸乐”，“优游林下数十年，声色自娱”。^[64]整个江南士大夫事实上常常沉浸在丝竹色场中。以致明末嘉兴人沈德符说：“吴中缙绅，则留意声律，如太仓张工部新、吴江沈吏部璟、无锡吴进士澄时，俱工度曲。每广坐命技，即老优名倡，俱皇遽失措，真不减江东公瑾。此习尚所成，亦犹秦晋诸公多娴骑射耳。”^[65]缙绅居乡放荡，使得江南奢靡之风日甚一日。华亭人范濂说：“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多新事百端。”^[66]无锡人尤伯升也说：“吾邑本尚俭，始奢于冯龙泉、顾东岩，至嘉靖中，俞、谈诸老争以奢侈相尚，而风俗益靡矣。”^[67]湖州人李乐则说，风俗之陋，“作俑于大宦家”^[68]。说到底，哪里缙绅多，哪里风俗就奢，可以说，江南风俗奢靡，正是由缙绅辈一手导演出来的，其程度也正与缙绅势力的兴盛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