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江地区的市镇,基本上分布在水运沿线。这种极不均衡的现象在苏州府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市镇分布中,都是极少见的。常熟市镇的分布密而且小,与其自然条件较为优越有关。南临松江府和濒临长江的嘉定、太仓和昆山地区,市镇的分布格局是另一番景象。这三个部分的市镇,在同一府的范围内,可见它们的分布既极不平衡,又毫不规则。苏州市镇如此,他府他县市镇大率如此。......
2023-10-16
市镇是沟通城市与乡村、当地经济与外地经济联系的纽带,它通过对外经济联系而发挥作用。苏州市镇的对外经济联系途径,因所处地理位置、经济结构、种类规模各不相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位于交通要道的市镇,一般说来,对外经济联系最为直接,范围最广,依赖性最强。前述流通型市镇浒墅、枫桥、平望、福山、刘河诸镇,无不如此。号称“十四省通衢”的浒墅,在鸦片战争前,可说是全国经济的窗口,不但各地的货物,如上江的米粮,东北、华北的棉花、小麦、杂粮,闽广的山地海货,苏杭嘉湖的丝棉织品及其他手工业品通过这里销往全国各地,而且本镇周围的农副产品也赖以集散。如当地农村出产草席,“妇女织席者十之八九”[22],所产杂色相间,品类繁多,镇中就有固定的集市,“每日千百成群,凡四方商贾皆贩于此,而宾旅过关者,亦必买焉”[23]。福山镇是江淮豆麦、棉花、海货输入和常熟棉布输出的港口,沟通了常熟与北洋航线的联系。同样,正因为这类市镇与交通线息息相关,因此一旦运道功能衰落,其对外联系也就相应减弱。太平天国革命前,平望镇所集的当地的冬舂米和上江的白籼米,皆由各地商贩前去籴买,而后来因海运日盛,运河优势丧失,米市散布各处,平望米贩只得运米到各处去粜卖。后来更因通商口岸的增多,长江上游多运白籼至上海,由轮船装往闽、广、天津,平望米市日见萧条。刘河镇原是江南最大的海港,海运商品大多在此集散,“自海关至外口十有余里,商船相接。有四缆停泊者,直至口外四五里”[24]。在嘉庆五年十月、十二月两月中,仅赣榆一县在此停泊的贩豆船就有275只之多。近代上海兴起后,昔日商业繁盛的景象一去不复返。黎里原为偏僻的风景胜地,上海开口后,湖丝改由黎里运沪,黎里逐渐发挥出流通的功能。所有这些事例,都说明了苏州流通型市镇严重依赖交通线的对外经济联系特色。
棉织业、丝织业等专业市镇,不但商品生产发达,而且生产比较单一,生产和人们生活都依赖商品交换,与全国各区域市场都有着相应的联系。一方面,成品要销往全国各地,另一方面,市镇又需从全国各地输入源源不断的原料乃至包括粮食在内的生活必需品。在这类市镇上,商人最为活跃。在南翔,如前所述,布商直接在镇上开设字号,广为收购,踹染加工后销往全国各地。外冈因产冈尖布,“以染浅色,鲜妍可爱,他处不及,故苏郡布商多在镇开庄收买”[25]。在诸翟,清中叶苏州“布商先发银于庄,而徐收其布,故布价贵”[26]。唯亭镇的布匹,也是由苏州城中的布商前去收买的。连松江府青浦县朱家角镇盛产的本色布,也由“南翔、苏州两处庄客收买”[27]。在梅李、支塘、唐市等市镇,大多由当地牙人代替布商收买,乡民于清晨将布售给牙人。在盛泽、震泽、黄溪等丝织市镇,外地商人通过设立会馆,收买丝绸,发放丝斤,组织生产。这类市镇的兴衰,某种程度上也就取决于商人的活动,取决于对外流通的渠道是否畅通。布业市镇是“贸易财源赖布商”[28]。丝织业市镇,如盛泽,咸丰三年太平军占领南京,“苏郡戒严,商旅裹足,机户失业,麇集于市”[29]。如黄溪,“凡销绸者曰‘绸领头’,每日收至盛泽、王江泾牙行卖之。花样轻重,必合北客意,否则上庄辄退”[30]。生产不但受到销售的限制,而且为购买者的好尚所转移。小生产者日益卷入商品生产的旋涡而不得自拔。因此,有赖商人组织生产及其收卖活动,形成专业生产市镇对外经济联系的一个特色。当然,这类市镇的兴衰同样要受到交通运输线的影响。如梅李镇就极为典型。该镇嘉靖时“居民可二千余家,中有甃衢,浒浦未塞,有通、泰,苏、湖商舶”,而“浒浦潮淤,海上之贾舶不至;盐铁塘路断,南北之舟楫不来,而镇斯衰矣。赖徐六泾一水犹通,每月之初三、十八小舟蚁集辐辏,其民治产逐末,俱获赢利”。[31]直到近代,“浒浦流通,江海之沙船远集;盐铁塘浚,沪渎之洋货纷来。商贾辐辏,贸易颇盛”[32]。梅李镇的盛而趋衰,衰而复盛,充分说明了运道不但是流通型市镇的生命线,而且对生产型市镇也有着重大的影响。
由于苏州是专业生产市镇产品外销的必经之道,又是当时最为发达的工商城市,丝棉加工技术远远高于各镇,因此商人大多以苏州为大本营,而以各市镇为据点,从事组织生产与商品贩运活动。虽然也有在镇上收买丝绸棉布后不经苏州而直接运往外地的,但毕竟为数有限。在专业市镇,当地人的较大经营活动也是撇开县治而直接在苏州进行的。如原属嘉定、后属宝山的罗店镇,道光三年设立怡善堂后,“雇舟装载棉花布匹豆麦,路由昆、新至苏销售后,停泊阊门置办木料砖灰材药堂中应用等物”[33],历二十余年而不变。因此,明清时期丝棉以及其他专业市镇,大多是经由中心城市苏州与全国建立经济联系的。这不但与杭嘉湖的丝织市镇直接对外联系的途径有别,而且也与当地流通型市镇直接对外的途径有别,显示了苏州专业生产市镇由乡村经市镇到城市的渐次递进的三个地理层次。沟通农村与中心城市,联结本区域与其他区域,形成苏州丝棉等专业市镇对外经济联系的又一特色。但是必须指出,苏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府城,它是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不能与其他江南府城等量齐观。
消费型市镇和数量最多的小型市镇,或者因为当地自然条件较为优越,或者因为与另一镇距离很近,市镇居民及周围农家从生产到消费的各个环节,基本上可在“本经济单位”内完成,“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34]。因此,这类市镇基本上只是调剂农副产品余缺、提供必需的日用品和狭窄的农村娱乐活动的场所,与各大区域市场联系较少。如黎里镇,在鸦片战争前,“四方商贾不至,市无珍货,啬于用财。男耕女织,称仁里焉”[35]。五口通商后,与外界的联系才日趋频繁。明后期的甫里镇,“其民习耕梱织外无他业,间有贸易,亦不过转输邑市之货,规蝇头利而已”[36]。入清后虽然稍有变化,但自给自足的色彩仍然极浓。那些小型市镇则大多只是服务于当地农村经济的集市,如与常熟紧邻的太仓州之赵市,在明中期,“凡近市三十余区之民,有而求售焉者,无而求市焉者,盖不俟籝粮负橐操舟驰骑远赴都邑,而不日之间已遂其所求矣”[37]。农民在附近的小小集镇,即能基本满足生产生活的全部需要,“不日之间已遂所求”。所以地方官员上奏说:“浒墅关北二三百里以内,民居生齿日繁,积终岁辛勤血汗所出之米麦、豆粮、花布、鸡豕,完租办赋,养老育幼之赀,以有易无,此往彼来,熙熙攘攘,无日蔑有。”[38]这是一幅在附近市镇完成“以有易无”交换活动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图景。当时常熟的民间日用品多从苏州贩运。康熙时,据县官奏称:“常熟一邑,僻处海隅,地非冲要,从无远商巨艘往来。而民间日用油粮杂货,俱从苏郡撺贩。”[39]市镇日用工业品取自苏州,农村所需则就近取之于市镇。即如稍具规模的唐市,在乾隆时,“咸务本,有恒业。农家栽秧戽水,男女杂作,不但操舟馌饷而已。田事稍暇,男则捕鱼灌园,女则擗绩纺织,谋生之方不专仰于田亩。以故即遇俭岁,犹守庐墓,保妻子,不轻去其乡也……乡民为市,黎明而集,日中而散,不过贸易食货”[40]。唐市如此,其他数十户百来户的小小市镇,对外经济联系自然更少。四里一市,五里一镇的分布格局本身说明这类市镇是区域性小市场的一个个支撑点,是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而发展极低的产物。这就同流通型和专业性市镇与其他经济区域建立广泛的联系大为不同,构成苏州市镇对外经济联系的又一个特色。诚然,这类市镇互相之间、与邻府邻县市镇之间,以及与附近城市的经济联系都是极为密切的,但这恰恰说明,这类市镇的经济活动是在“本经济单位”内进行的。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
【注释】
[1]本文所述苏州,指明代的苏州府和清代的苏州府与太仓州,雍正二年,吴、长洲二县析为吴、长洲、元和三县,吴江析为吴江、震泽二县,常熟析为常熟、昭文二县,昆山析为昆山、新阳二县,故文中市镇所属县份因时而异。
[2]乾隆《支溪小志》卷1《地理志》。
[3]光绪《常昭合志稿》卷46《物产志》。
[4]光绪《常昭合志稿》卷6《风俗》。
[5]嘉庆《同里志》卷1《形胜》。
[6]嘉庆《黎里志》洪亮吉序。
[7]嘉庆《黎里志》凡例。
[8]康熙《吴郡甫里志》卷1《地里》。
[9]光绪《周庄镇志》卷2《第宅》。
[10]康熙《吴江县志》卷17《物产》。
[11]康熙《吴江县志续编》卷1《市镇四》。
[12]乾隆《吴江县志》卷4《镇市村》。
[13]乾隆《盛湖志》仲周霈跋。
[14]道光《黄溪志》卷1《风俗》。
[15]嘉庆《南翔志》卷1《疆里》。
[16]《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四年七月十八日,闽浙总督高其倬奏。
[17]道光《平望志》卷12《生业》。(www.chuimin.cn)
[18]嘉庆《同里志》卷8《赋役志》。
[19]嘉庆《黎里志》卷2《形胜》。
[20]《盛泽建立米业公所碑记》,《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452页。
[21]乾隆《南翔镇志》卷2《书院·营建志》。
[22]道光《浒墅关志》卷11《物产》。
[23]道光《浒墅关志》卷11《物产》。
[24]道光《刘河镇记略》卷5《盛衰》。
[25]乾隆《续外冈志》卷4《物产》。
[26]咸丰《紫堤村志》卷4《物产》。
[27]嘉庆《珠里小志》卷4《物产》。
[28]嘉庆《马陆里志》卷7《杂类志》。
[29]同治《盛湖志》卷3《灾变》。
[30]道光《黄溪志》卷1《风俗》。
[31]黄炳宸:《梅李文献小志稿》。
[32]黄鉴人:《新续梅李小志》。
[33]光绪《罗店镇志》卷3《营建志下》。
[34][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6页。
[35]嘉庆《黎里志》凡例。
[36]康熙《吴郡甫里志》卷3《风俗》。
[37]道光《璜泾志稿》卷7《文征》。
[38]乾隆《金匮县志》卷7。
[39]《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第244页。
[40]乾隆《唐市志》卷上《风俗》。
有关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的文章
吴江地区的市镇,基本上分布在水运沿线。这种极不均衡的现象在苏州府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市镇分布中,都是极少见的。常熟市镇的分布密而且小,与其自然条件较为优越有关。南临松江府和濒临长江的嘉定、太仓和昆山地区,市镇的分布格局是另一番景象。这三个部分的市镇,在同一府的范围内,可见它们的分布既极不平衡,又毫不规则。苏州市镇如此,他府他县市镇大率如此。......
2023-10-16
在江南,可以说没有一个府的市镇像苏州府的市镇那样具有种类齐全、专业典型和大中小并存的特点。在邻近全国最大的蚕丝业产地湖州府、嘉兴府的地区,苏州有盛泽、震泽、黄溪等丝织业市镇。各种专业都有,反映了苏州经济发展的多样化和综合发展水平,较之单纯依靠丝织业的湖州、主要依赖棉织业的松江,苏州市镇有着自己全面发展的特点。苏州市镇除了类型齐全、专业富有代表性外,还具有大中小并存的特点。......
2023-10-16
在明清时期吴淞江流域的好多集市都成了市镇,然后进一步成了城镇,甚至是规模可观的城镇。据著名学者樊树志在其著作《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中的统计,明代苏州府有市、镇共69个(嘉定县明代属苏州府,有九市六镇,不统计在内。其中吴县有一市六镇,月城市(即阊门外上塘、下塘。清代,苏州府的市、镇继续发展,因此到了清末,苏州府又新增了100余个市镇,共计有市、镇180余个。......
2023-11-18
以后直到明末,苏州府属市镇迅速增加的势头已过,只有零星的增加而已。在第二阶段,苏州市镇的发展体现为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两方面。与此同时,市镇内部结构则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化。这较之江南其他地区市镇的发展尤为明显。显然,这几个苏州邻近地区的市镇的发展,情形各异,几无规律可循。因此,明清苏州市镇较之其他府县市镇,显示出发展阶段分明、增长稳定的特点。......
2023-10-16
在存留下来的苏州地区的房产交易文书中,笔者注意到,自乾隆三年五月起,开始出现“遵旨一书一绝”的文书,而且后来即呈日益普遍趋势,到乾隆末年,已经成为房产转移文契的主要书立方式。最早的“总书一契”文书书立于乾隆三年五月,载明“遵旨一书一绝,卖价已足,贴价已敷,仍凭严处拆卸改造,永远管业”字样。在苏州邻府常州,也有同治年间直接言明“今遵宪示,立卖杜一契为凭,不分立卖、找、杜三契”字样的绝卖房文契。......
2023-10-16
黄金则原来只有从日本输出到中国,到正德新令时被严禁出口,到后来,黄金反而由清朝商船输出到日本,以换取日本的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54]有意思的是,《天保十二年唐贸易公文书》[55]中保留了有关中国黄金输日内容的文书,富有史料价值。上述呈文不独提供了其时清朝商人携带黄金输入日本的实例,而且透露了金银比价、黄金出口等具体问题。有关中国黄金输入日本一事,学界成果已多。上述呈文所反映的中国黄金输日情......
2023-10-16
入清之后,江南士人仍然沿袭明末旧习,结社盟誓,大举文会。清廷为稳定在江南的统治,采取一系列极端措施整治士心,严惩偷漏赋税行为。举其要者,前后约有三大案。这就是骇人听闻的“枉法坑儒十八人”之哭庙大案。二是钱粮奏销案。两人的研究,无疑均是符合史实的不易之论。相关史料记载涉案人数虽微有区别,但均在13 500余人,牵连广大。......
2023-10-16
在至今存留下来的相关文书中,笔者找到了苏州地区买卖房产一次性议定正找各契的事例,胪列如次。前后收取房价正契银450两,添绝银3次共180两,添绝银是房价正契银的40%。议单还对可能引起纠葛的事项作出了规定。[13]同张屏侯、新侯卖房文书不同的是,此件议单声明“先将交易事宜议明方始成交”,但未对何以一次性议定正契银和推收、杜绝、加叹三契作出说明。......
2023-10-16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