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织局的生产格局及生产量排名第二

2023-10-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清代江南三大织造局几乎承办了清王朝所需的全部丝绸精品。这和织造局的其他规制进程是相一致的。现在再来观察一下，三织局在这种格局形成前后至咸丰初年织局重新调整之前每年具体的生产量。这是为求三局统一和反映实际织造产量的缘故。因为康雍之际苏州每年报销银数正好约等于此数，而其时三局之间生产量无甚高低。官营织局的生产能力和生产量，主要不在于其经营状况的好坏，而在于织造经费的盈亏和统治者需要的多少。

清代江南三大织造局几乎承办了清王朝所需的全部丝绸精品。举凡帝后王公的服用，百官和外藩头人的赏赐，国家庆典的装饰，乃至祭祀天地祖宗所需的制帛，封爵的诰轴，校尉的驾衣，军士的绵甲等，几乎无不取之于三织造。

从清廷令典的规定和历年实际织造内容看来，三局之中，除了织造相同的部分外，侧重点略有不同。如大红蟒缎、大红缎匹、金拆缨等项主要由江宁局承造。江宁局还专门制织各种制帛，各色驾衣、丝绸和线罗等。纺丝、绫、杭细、各色丝线和长短不一的画绢，主要由杭州局织办。苏州局则承担各种绣活和各类布匹的采买。故乾隆二十九年江宁织造彰宝诉苦说该局“奉派者均系缎纱大件，向非苏杭二处搭有䌷布等件，堪以外办者可比”^[17]。道光二十八年杭州织造毓祺则云：“向例每年分派三处织造织办缎纱䌷绫，皆系预备敬神并内传成做上服活计，及内庭主位宫分表里之件，例用杭州缎䌷居多。”^[18]他们的抱怨，反映了三织造各自的织造重点。如果将清代三局历年织造的缎匹统计出来，我们可以发现上用缎比例最高的是江宁局，内用缎是杭州局，户缎则是苏州局。

然而，上述织造格局的形成，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过程。翻检历年奏销册得知，乾隆元年杭州织办过户工二部派织的红绸地驾衣4 212件，次年苏杭二地奉命各织红绸驾衣1 000件。^[19]日后专门由江宁局织造的驾衣，在这时仍由苏杭二局承织，说明织造格局尚未最后形成。这和织造局的其他规制进程是相一致的。三织造每年各自织办上用官用缎匹报销银43 333两，大约在雍正末年始为统一。乾隆元年，议定苏宁两地花本线斤十年更换一次。^[20]乾隆四年，三局织造各色妆缎的尺寸和用料方告划一。^[21]而直到乾隆七年，三处织造修理机房银、备公银两的来源和库平纹银的申余折数才一体办理。^[22]总之，无论从报销银两，还是其他种种做法的整齐划一，清代江南织局直到乾隆初年才最后完成草创，进入稳定时期。

现在再来观察一下，三织局在这种格局形成前后至咸丰初年织局重新调整之前每年具体的生产量。时下的有关论著，一当涉及实际生产量，不是尽力避开，便是语焉不详，如要作个大概的估计，则高低悬殊至令人不可相信的程度。这固然因为史书和其他文献如方志等没有为我们留下较为可靠和具体的材料，但实在也与我们长期以来不注重产量数据的搜集有关。这对于与清代几乎同始终，生产量几乎囊括了全部官营丝织品的江南三织造的研究，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陷。美国学者李明珠先生曾经在其力作《中国蚕丝及其外销》（China's Silk Trade：Traditional I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1842—1937）一书中，对此表示十分遗憾，认为如果能充分利用档案资料，辑录出织局历年生产量，将对江南织造及清代丝织业研究大有裨益。今将笔者从汉文档案中摘录到的有关材料，结合他人已经得到的数据，整理成下表。

清代前期江南三织局历年奏销织造银两表^[23]（单位：两）

（续表）

（续表）(www.chuimin.cn)

上表所列的银两数不一定是各局历年实际报销数。这是为求三局统一和反映实际织造产量的缘故。江宁局有诰命神帛养匠银2 634两或2 700两，其他二地无，故扣除；杭州局匠工食折银计算，而其他二地基本以本色支给，故扣除；自乾隆二十五年至咸丰三年，三局分办新疆贸易绸缎，只有江宁报销时计入，又因这种缎匹主要通过采办购自民间，实行独立核算，不能反映生产量，故所有三局贸易绸缎的报销银两未曾计入，表中也就一律扣除；每十年一次报销的六七千两花本线银，如果计入报销的那一年，则容易产生假象，造成织造产量的不符实际的起落，因此也没有计算在内。但表中所列也并不全系织造丝织品所花费的银数，在江宁局中有䋔绬等，在苏杭二局有各色布匹线䋔续等，不知详数，无法扣除。总之，三局每年实际报销的银两要略高于表中所载，而用于丝织品织造的银两则可能略低。

上表表明，三局中，自乾隆时起，杭州报销钱粮最多，江宁次之，苏州最少；其比例依次为39.04%、36.66%和24.3%。苏州最少的原因是，自乾隆四十八年起，每年织办各种差使活计。^[24]因此，在乾隆四十年前，苏州较之南京，悬殊还不大。但从历年制办活计的实际情形来看，3万两额银，造解报销多则2万余两，少则只有几千两，通常在1万两左右。即使将此一并算入，也不会改变苏州殿后的地位。说明其生产任务越来越少，重要性日渐减弱。相反，杭州不但基本上一路遥遥领先，而且扶摇直上，以压倒优势傲视其他二局。因此，就织造品种而言，南京优于苏杭二地，而就织造数量而言，杭州则雄居第一。这与杭州织造内容有关。杭州承织的绫绸宫䌷杭细，主要用于各种宫廷庆典，清廷越到后来庆祝名堂越多，次数越频，规模日盛，需用丝绸也就一年多于一年。

就三局整个情形观察，由上表可知，自乾隆时起，每年平均各承织54 700余两价银的缎匹。这个数字尽管没有包括平时的零星派织物，而计入了布匹、色线、颜料和生丝等花费的银两，因此与实际专门用于丝织的钱粮当无大出入。这甚至也可视为整个清代前期的历年报销钱粮数。因为康雍之际苏州每年报销银数正好约等于此数，而其时三局之间生产量无甚高低。也就是说，清代前期清廷每年派织江南三织局的丝织品价值约在164 100两之谱。任何高于或低于此数的估算，恐怕都有悖于实际情形。

考察三局织造产量的总趋势，如表所示，不是如人们所说的任务越来越少，生产量越来越低，恰恰相反，除了苏州，宁杭二地的生产量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且越到后来越明显，而苏州在三局中又是最无足轻重的。^[25]如果以道光元年为界，将清代前期的织造产量分为两期的话，则在此之前，每年报销银为53 367两，而在后则为57 653两，后者高于前者。后者即使与织造较为兴盛的乾隆中期相比，也逊色不了多少。总之，根据历年实际生产产量，所谓清代前期织造能力逐渐下降之说与实际不符，恐难成立。官营织局的生产能力和生产量，主要不在于其经营状况的好坏，而在于织造经费的盈亏和统治者需要的多少。统治者趋向奢靡，用宏取多，只要经费有可靠来源，织造量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再看各织局的情形。苏州，可以分为乾隆三十七年前、三十七年后至嘉庆九年、嘉庆十年至末年和道光至咸丰四个阶段。报销钱粮数高低依次为第一、第四、第二和第三，分别为52 828两、40 452两、37 196两和22 028两，年平均为39 879两。一、四两个阶段在平均线上，其余在线下。通观苏州织局前后生产量，乾隆三十七年前最高，自后迅速下降，到嘉庆末年减到最低程度，道光时开始回升，到咸丰初年超过乾隆后期。呈现出中间低、两头高的形状，而不是逐渐下降的趋向。杭州，可以分为嘉庆十一年前、十一年后到末年和道光到咸丰三个阶段，平均每年销银64 049两。第一阶段为65 671两，略高于总平均数，其中乾隆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较高，为73 721两。第二阶段44 741两，远低于平均数。第三阶段67 796两，高出总平均数，其中道光十五至十八年高达90 653两，道光三十年至咸丰二年高达92 237两。这反映出杭州织造的产量，形成乾隆中期、乾嘉之际、道光初年和咸丰初年的四个高峰和乾隆十年前后、嘉庆二十年前后的两个低谷，总趋向是不断增加，道光初年是其最为辉煌的时期。江宁前后变化不大，每年平均为60 152两。有的年份特别高，是由于驾衣、制帛和彩绸在起作用，逢派特多之年，报销银也就特多。最低时期同其他二地一样，是在嘉庆二十年，而最高点也在道光初年和咸丰初年，总趋向不是逐渐减弱，而是跌宕起伏，略有上升。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织造产量是与清廷规定的三局分配额银不相一致的。彭先生根据《清会典》苏州局额定报销钱粮的分配额由雍正初年的最少增加到嘉庆中期64 500两为最多的记载，认为“这表明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苏州局的织造任务和生产能力又占首要地位”^[26]。上表表明的实际情形与此结论正好相反。事实上，清政书的记载与实际做法是有一定距离的。苏州准销额银64 500两，并不始于嘉庆十七年。早在雍正元年，苏州织造胡凤翚即“遵照部文于江苏藩库支领银六万四千五百两为织办等项之用”^[27]。以后，历任织造官即以此为例，支银报销。到雍乾之际三处划一，宁杭二局每年准销上用官用（杭州为内用）缎匹银43 333两，而苏州仍然每年报销上用官用部派缎匹银64 500两，三局都是有余缴还藩库，超支截留归入下运报销。由此可见，清代织造的钱粮来源和分配比例及其报销定额，仅表示各织局可供织造的钱粮额数，既不反映其实际生产能力，也不反映其实际生产量，无法据以判定各织造的派织任务和生产能力。

江南织局的生产格局及生产量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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