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慈善设施资金筹措

2023-10-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会馆能否建立，慈善设施是否周全，资金筹措是基础。慈善设施的建立，大多以筹措经费为急务。由于徽州商帮慈善设施的服务对象是徽籍人士，因此赞助或捐献者也以同籍人士为范围；又由于不同地区的同籍人士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捐款者广及相关地区的同籍人士。这三帮按照营业额捐款，共捐银138.2两，起了重要作用。杭州惟善堂的经费最初来自自愿捐款。尽管如此，仍然反映出在这类徽商慈善机构中，商人是经费的主要承担者。

会馆能否建立，慈善设施是否周全，资金筹措是基础。慈善设施的建立，大多以筹措经费为急务。杭州惟善堂的章程中，有关于奖励捐款的专门条款，规定“一百千以上者，报县请奖，三百千以上者，禀府申详”。在实际运作中，标准大为放宽，捐款凡在一百两以上五百两以下者，亦“量加鼓舞”，得到了“泽枯广惠”四字匾额奖励。上海思恭堂增定章程时也呼吁同籍商人捐款，“迩年以来，茶业大盛，人数益众，堂中经费愈加浩繁，务望贵商如数照捐是荷”^[21]。

由于徽州商帮慈善设施的服务对象是徽籍人士，因此赞助或捐献者也以同籍人士为范围；又由于不同地区的同籍人士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捐款者广及相关地区的同籍人士。

乾隆时苏州积功堂义冢的筹资方式并不清楚，从日后会馆成立后的集资方式来看，当系个人和商号自愿捐输。徽郡会馆成立之初，“公项匮乏，无可设措，而基地颓垣，亟宜就理，爰邀涝油、蜜枣、皮纸三帮诸公，各输厘头，并捐人工，以为葺理之费”。这三帮按照营业额捐款，共捐银138.2两，起了重要作用。其余商人个体71人，共捐款315两。在捐款人中，苏州徽商以外，还有一位“嘉兴万顺布行李大业捐银十两”^[22]，捐款额较多。在积功堂基础上扩充成的诚善局，经费“原出茶商，爰广之皖省暨闽浙豫章，凡属徽郡同业者悉如例”^[23]。这个小小的诚善局，应捐徽商的活动地域广及江浙皖闽四省。同治时期成立的安徽会馆，因系全皖同籍组织，捐款人不但包括江苏全省的安徽仕商，还广及两淮盐法道、大学士李鸿章、直隶布政使、山东布政使、天津道、铭军统领、右江总镇、四川夔州知府等，但以江苏范围为主。会馆共接收捐款银8 820两，漕平或湘平银3 900两，银洋4 347.6元，如折合成银两约合14 798两。捐款者官员44人，捐款银8 820两，捐漕平或湘平银3 330两，银洋2 300元，折合成银12 907两，占87%；不明身份的个人73人，捐漕平或湘平银570两，银洋72元，折合成银468两，占3%；商号48家、业，捐银洋1 976元，折合成银1 423两，占10%。安徽会馆官员捐款比例独高有其特殊性，一是李鸿章以个人名义前后捐银5 000两，湘平银1 000两；二是苏州为江苏抚衙所在地，建立全省性地域会馆，官员多，捐款也多。不过就人数而言，商人是最多的，而且主要系徽、宁商人，会馆昭忠祠房租500余千钱，就是“访定徽、宁人在苏铺业殷实几家分派公存”^[24]的。

杭州惟善堂的经费最初来自自愿捐款。惟善堂自道光十八年成立到咸丰十年毁坏（1838—1860），共有17人捐献了田地、屋宇、建筑材料作为公产，有16个团体和1 760人捐了款，共捐钱6 982千文，银100两，银元3 119元，折合制钱约11 439千文。^[25]在捐款的团体和个人中，只有8人是官员、候补官员或职员，捐款额折合制钱为2 437千文，说明捐款人中商人占绝对比例。但由于单个官员捐款额比商人多得多，因此官员捐款额的比例比人数比例高，达21%。尽管如此，仍然反映出在这类徽商慈善机构中，商人是经费的主要承担者。如以捐款人的活动地域而言，徽商的家乡有1个团体即休东诵芬书屋和8个个人捐款，款额占21%；杭州以外的徽属商人有15个团体和3个个人捐款，地域广及常州、嘉兴、秀水、海盐、德清、海宁长安、苏州枫桥、嘉定南翔、江都、泰兴、如皋、泰州、如东、南通、海门等苏南苏北广大地区，捐款折合制钱1 313千文，占11%强；在杭州活动的徽属人士捐款约占68%，如果扣除徽籍官员捐款额，在杭徽属商人捐款仅占47%。这又说明，居有总枢地位的杭州惟善堂的设立，不独在杭徽属人士身预其事，家乡徽人甚至其他地域的徽商也十分关注，出力出资。

太平天国以后，自同治四年至光绪四年，惟善堂的经费改为个人自愿和商业各业愿捐的形式，而以商业愿捐为经费的主要来源，个人自愿捐款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光绪五年至六年，采用盐、茶、木三个主要行业商业抽捐堆金、其他行业量力助捐的形式，盐业每引捐钱2文，洋茶每箱捐钱6文。在商业捐款中，除了盐、茶、木三大行业外，典业、茶行业、茶漆业也占一定比例，其他还有面业、绸业、瓷业、肉业、南货业、香粉业、布业等。在个人捐款中，同治四年至九年，“红顶商人”胡雪岩捐洋100元，浙江学政吴存义捐洋40元，其他捐100元者有2人，50元者2人，30元者4人，20元者11人，当多系有职衔者。可是光绪三年的个人捐款仅为洋13元、银19两，还不及同治初年胡雪岩一个人的捐款数。^[26]个人捐款的微不足道，说明惟善堂的经费已有了较为稳定可靠的正常来源，不必临时募捐，也说明惟善堂由商帮经营的特色日益突出。就捐款人或捐款行业的地域范围来看，除了盐业因浙盐销售区域而广及整个浙江和徽商老家外，标明地域的有通州公益堂、扬州、临平、瓶窑等，其他虽未明确地域，但洋茶输向上海出口，木植来自闽浙，捐款者当不仅仅是杭州徽商。很明显，捐款无论是个人还是商业行业，都是以具有地域特色的新安惟善堂这一乡邦慈善机构为中心而展开的，慈善机构的募捐和应捐方式，最清晰地体现了徽商的乡邦特色。(www.chuimin.cn)

上海徽宁思恭堂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茶捐提厘，道光三十年议定，“红茶厘每箱二十文，绿茶厘十二文，关东茶于戊辰年复起，每件提钱十二文，以助堂中善举”^[27]。实力雄厚的茶商起了最重要作用。

吴江盛泽镇的徽宁会馆成立时，“徽宁之旅居于镇者，无不敦睦桑梓，声应气求”，除由单个商人捐献田产作为殡舍公产基地外，徽州府六县及宁国府旌德一县商人自嘉庆十三年至道光十年共捐足钱17 463千文，其中旌德一县捐款4 525千文。会馆续建费用议定徽州六县出十分之七，旌德出十分之三。值得注意的是，捐款者不但有七县在盛泽镇经营的商人，连那些已经“迁居入籍诸君”也能“敦念本根，仍以乡谊，咸预斯举，扶持劻赞，以底于成”，甚至在盛泽周围如新塍、平望、王江泾、黄家溪、谢天港、坛丘、周家溪等地活动的商人“亦皆乐善捐输，不限畛域”^[28]。徽商根深蒂固的家乡观念于此可见一斑。

南京马府街新安会馆修复于光绪三十一、三十二年间，第一次工程会馆正屋费银4 163两，因“本处人少力薄，又借助他山，幸赖各埠同乡感念桑梓，解囊相助”，共捐银3 658两，“不足则称贷以益之”。第二次工程西馆费银2 250两，“六邑乡人官于斯商于斯者人少力薄，胥赖外埠资助。沪埠茶商极为出力，通州次之，扬州、芜湖、安庆又次之，东台更次之。汉口则捐簿散失，两次派人劝输，仅得洋百拾七余元，资斧耗其大半。江西竟一毫不拔”^[29]。清末南京徽商势力大减，会馆建筑费用主要靠上海徽商赞助。

上述江南各地徽商的会馆及其慈善设施的资金来源，除了苏州一所全省性的会馆官员出资占了主要部分，其他都是江南当地及外地的徽商承担了全部或大部。需要指出的是，捐款者无一例外地包括了外地徽商，体现了不同区域之间，特别是江南区域不同地区的徽商横向之间的频繁联系；同一地域徽（宁）商以外的其他商帮一概没有捐款或祝贺性赞助，说明不同商帮之间只有竞争而没有经济往来；同一地域的非徽商各业也一概没有捐助，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样的会馆及其附属的慈善设施，直到清末仍然保持着鲜明的地域特色，与行业性公所截然不同。作为商帮，徽商始终是以地域组织的形式开展活动的。

徽商慈善设施资金筹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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