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慈善设施的建置与分布：明清江南地域文化中的成果

2023-10-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徽州商帮在江南的慈善设施最基本的是殡舍（丙舍）和义冢。徽州商帮是一个注重自我救助，善于相帮相恤的商帮，当地文献说的“以众帮众”，在慈善设施上也充分反映了出来。商帮内部慈善设施因其设立宗旨和服务范围的特殊性，与地方性慈善设施迥然有别，不能视为如今人所说的“地域社会”的一部分。

泾县人朱珔说：“皖江多好施，所在辄置义冢。”^[3]歙县人许承尧也说：“吾徽人笃于乡谊，又重经商，商人足迹所至，会馆义庄遍各行省。”^[4]说明注重慈善设施是徽州商帮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在最为活跃的江南地区，徽州商帮也表现得极为突出。

徽州商帮在江南的慈善设施最基本的是殡舍（丙舍）和义冢。殡舍通常称义园、义所，也有称公所、厝所、厝宇的，偶尔还有沿用历史上的名称称漏泽园的。与其他商帮的同类设施一样，徽商的义园、义冢一般都有堂名。如在苏州，先后有积功堂、积德堂、诚善局（诚善堂）；在上海有徽宁思恭堂，婺源茶商星江公所敦梓堂；在杭州有惟善堂；在一般府城嘉兴有翳荫堂、存仁堂、广仁堂；在县城常熟称存仁堂、广仁堂，娄县称崇义堂；在较大的市镇吴江盛泽镇称积功堂，长洲黄埭镇称旅亨堂，元和甪直镇称敬梓堂，南汇新场镇称思义堂，桐乡濮院镇称崇义堂。这些堂名醒目地表明，徽商以仁义为号召，以功德为手段，试图达到敬梓归邦固帮的目的。除了这些义园义冢，徽商张佩兰曾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盛泽镇东肠圩建立了新安义学，以课徽商子弟读书，^[5]后来的徽宁会馆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徽宁商帮于宣统元年（1909）在上海建立了徽宁医治寄宿所，为徽宁二府贫苦有病者提供食宿医疗。^[6]上述这些慈善设施，连同各地有会馆而尚未计入其义园义冢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清代，徽州商帮的慈善设施遍布江南城乡各地，其数量之多，可能没有一个地域商帮可以相比。从接受教育、延病就医到身后的妥善安置，徽商都有相应的保障性设施。徽州商帮是一个注重自我救助，善于相帮相恤的商帮，当地文献说的“以众帮众”，在慈善设施上也充分反映了出来。

就时代而论，目前所知徽州商帮在江南的最早善后设施是明代设立于虞山北麓常熟西庄的梅园公所，“置地厝棺，以安旅骨”，清乾隆六十年（1795）又在原设停棺栈屋旁卜建了存仁堂，“以为徽人寄栖医病之所”。^[7]最晚的慈善设施就是上述建立于宣统年间的上海徽宁医治寄宿所。根据很不完全的统计，徽州商帮在清代江南独建或与宁国商帮或与安徽全省仕商合建的慈善设施就达30多处，实际数量当要多得多。仅就这30多处统计，其中有17处建于鸦片战争前，或者确切地说是在道光以前，占了近60%；太平天国战争后设立的为13处，占40%强。大量文献材料和现有研究表明，江南面向全社会的地域性善会善堂大量产生是在道光以后，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地方文献称：“善堂之设，所以佐吏治之不及，然见于前志者犹无多也，道光以来郡邑村镇递次兴建，几于靡善不便……近年直豫秦晋相继告寝，好善之士闻风兴起，集资至数十万之多，救灾及数千里之远，一时东南好义之名称天下，何其盛欤。”^[8]日本夫马进先生的精细统计表明，江浙两省的64所善会善堂，建立于道光以后的有56所，占了五分之四以上。^[9]由此可见，江南的地域性慈善设施，绝大部分是在道光以后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而以徽商为主体的外籍商帮的内部慈善设施则主要建立于清代盛世，二者在产生时代上是很不一致的。商帮内部慈善设施因其设立宗旨和服务范围的特殊性，与地方性慈善设施迥然有别，不能视为如今人所说的“地域社会”的一部分。

那么，上述建于道光以前的占到大部分比例的慈善设施是否自道光时起就逐渐消融其地域观念了呢？恰恰相反，自道光时起，特别自同治年间起，徽商的慈善设施重建或扩建的有6处，新建或在原来基础上联合而建的有13处，其余11处绝大部分也一直存在。我们根本得不出所谓“地域观念逐渐消融”的结论。从其修葺扩建的规模与联建合并的趋势来看，地域观念不是逐渐消隔了，而是在新的竞争形势下更加强化了。同样，我们也无法得出乾隆中期以后江南会馆已“逐渐演变为工商业行业组织”的结论。30处慈善设施中，乾隆中期以后建立的有22处，当然我们不能据此就说江南徽商的慈善设施绝大部分建于乾隆中期以后，因为也许前此建立的不少设施已经毁圮，但是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乾隆中期以后，徽商的会馆及其附属慈善设施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演变为工商业行业组织”的迹象。当公所这一行业组织从乾隆中期起大量兴起后，会馆这一地域组织并没有消融或者演变，徽商地域组织反而由徽州一地扩大为徽宁二地甚至安徽全省。我们作为典型的苏州、杭州、上海三地的徽商组织都在乾隆中期以后发展壮大起来。

苏州安徽会馆殡舍义冢的设置，最早可追溯到乾隆五年（1740）。其时徽商在虎丘购地3块共9亩公建积功堂四民义冢，“权厝焉，久之莫容”^[10]。三年后，徽商又在其地购地10余亩建积德堂四民义冢。乾隆三十五年，徽商在镇抚司前阊五图创立徽郡会馆。道光八年（1828）又费银1300余两于阊门外洞泾浜在积功堂的基础上扩充成诚善局，司事10人，专理善堂事务。同治三年（1864），经李鸿章倡议在南显子巷程公祠旁创设安徽会馆，三年后落成，屋宇210间，并陆续建有李公义渡（安徽码头）、经商公所等；同治十三年置办全皖殡舍25间，义冢二处地广达54亩。^[11](www.chuimin.cn)

杭州新安惟善堂最初由个人捐建。嘉庆初年，歙县余锦洲在钱塘栅外一图建置新安权厝所，地隘房少，规模有限。不久募得桃花山麓张姓地，锦洲与其子侄等购得何姓地，增建房屋。道光十七年，司事胡骏誉等募得阚姓基地2亩，建筑厅堂及权厝所20余间，规模始备。各地团体个体商人纷纷捐款，次年各县口岸分设暂柩所，名登善集，同时制定章程、规条，“经画周详，规模宏备”。当年即雇备船只，将历年积存的142具旅榇分数起运回徽州各县水口，又清理厝所，催葬或代葬本地居民棺柩60余具。以后每年运回棺柩60具。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占领杭州，惟善堂“堂宇市房，纵焚殆无所有，租金存款皆化一空”。同治年间，汪鉴人等力谋恢复，获盐、茶二业商人支持，各地商也量力助捐，在旧址上建立厅堂以及内外厝所。其后又构筑新安别墅，翻建厝所，建亭施茶。光绪初年程野庭经手后，“经费渐有余资”，堂务日益妥帖。^[12]

上海徽宁思恭堂建立较早。乾隆十九年，徽州、宁国二府在宁国人程炳临倡率下于南门外斜桥南置买民田30余亩。乾隆三十四年初次酌定章程，定名思恭堂，栖停棺柩，议立义冢，掩埋无力盘回棺骨。嘉庆二十二年（1817），婺源人胡炳南等添建丙舍30余间，修砌自南门至思恭堂数里间道路400余丈。道光三十年得到松江知府休宁人汪方川的支持，建筑西堂，免征地税，茶商助施衣衾，于是增定章程，提取茶厘，经费大增。咸丰三年、十年两次遭受战火，堂屋被毁。战后重修，“费逾万千，不劳而集，焕然如故”。到同治十三年，经费余剩较多。自光绪时起，司总司事每年多达数十人，慈善工作正常展开。光绪三年（1877）大事修葺，东西二厅对峙，前为思恭堂正厅，再东为徽宁义园办事室及丙舍140余间，屋宇大增，气势恢宏，堂基及义园近30亩，历年添置义冢地广达85亩，在商帮义地中，仅次于110余亩的广肇山庄。又添建徽宁医治寄宿所，为乡人提供医疗服务，修定规条章程，以茶捐长生愿、绅商捐输及置产租息作为经费来源，设立司总司事，轮流办理施棺盘柩等善举。^[13]

这几个典型会馆及其附属慈善设施都在公所大量兴起后不断扩充，说明会馆与公所的存在是并行不悖的，绝大部分公所绝不是由会馆转化而来的，不能见到一二则不同商帮中的某些行业帮结成行业公所的内容，就遽而断言商人地域性已然消融甚至已经转化。历史事实表明，即使与同行合建同业组织的徽州木业、米业、玉业、烟业等帮，其地域特色仍然是很鲜明的。

徽州商帮慈善设施的建置与分布：明清江南地域文化中的成果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