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文化：从享保至元文减船令的实施前提

2023-10-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正德新令实施后，南京船和宁波船领得信牌回国后，受到没有领到信牌被迫载货返回者的控告，信牌被官方没收。[44]减少船数的这一元文新令，是在怎样的前提下制定的，既有研究均未置评，甚至减少船数的年代也记载互异。接下来，谕文分条列举贸易的具体情形，明确具体办法。通篇谕文的核心是减少船额，但好像出发点是为了清商利益。谕文透露出当时唐船贸易的诸多重要信息。

正德新令实施后，南京船和宁波船领得信牌回国后，受到没有领到信牌被迫载货返回者的控告，信牌被官方没收。次年携带信牌前往长崎的只有奥船7艘，而口船1艘也没有。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五月有关信牌的纠纷解决，信牌发还原主，八月起，清朝商船陆续驶往长崎。因为上年赴日商船数量太少，长崎方面准许号外船贸易，被准贸易船增到43艘。同年增加信牌10张，船数改为40艘，银额增为8 000贯。到享保四年（1719）又规定自下一年起，恢复为每年30艘。到元文元年（1736）出于与正德时同样的考虑，长崎贸易船数减少5艘，为每年25艘，每年贸易总额降为4 000贯。^[44]减少船数的这一元文新令，是在怎样的前提下制定的，既有研究均未置评，甚至减少船数的年代也记载互异。令人欣慰的是，《漂海咨文》抄件保留了一定的内容。今移录于下：

迩年长崎唐船贸易，其法混杂，事绪烦剧，更有铜觔价直龃龉，因解长崎各处铜觔阻滞不敷。为此暂减船额，凑其不敷，略改斯须，用定今后之商法：

一、唐人买回铜觔价直，较于近年日本之价钱止半价，以致各处解崎之铜无有利息，因而铜价所不勾者，长崎补贴，以与唐人卖去。虽然近来唐人所带各色货低，加以唐船进港时候不顺，总之交易利息鲜少，无力补贴，所以各处出产铜觔，遂至一年不敷一年，唐船羁留，为日滋久，固宜裁减所配铜觔，以令贸易。然若扣减历来所配额定铜数，尔等唐人自有不便，为此暂减船额，南京港门玖艘之内，暂减贰艘，宁波港门玖艘之内暂减贰艘，台湾港门贰艘之内暂减壹艘，通减伍艘，一年船额定为贰拾伍艘，以凑铜觔所缩之数。但其铜价，仍照今价，纵令减船，终为无益。为此，向铜价亦当照日本之价买回。凡换什色内买回珠铜，嗣后裁去，照正卖例，换什色内亦配条铜，其价照依正卖一样。

一、唐人等远涉海洋，前来贸易，希图利泽，外无他事，无益货物，岂宜枉费，乃今各寺庙喜送之物礼物，其余例送之事，实在所费不少，其必甚不便也。为此，向后各寺庙喜送之物礼物，其余人事等项，一应裁去。但是唐人其于例送之人，如竟不送，亦于众人必不过意，为此务须估定历送件件银额，通计多少，载带前来，当与正卖货物一体交易。如此，将以上货物之本银照依正卖之货物一体归还唐人，将其在长崎发卖之利息，官为拨给，于众人收受也。究竟此数原属唐人等白费，今后归还本银，可以充起价铜觔之费。

一、近来有减半交易之法，所以包头杂色唐人等日本价直一倍，贵买归去，是亦不便之事，为此，向后其包头杂色等着令照日本价发卖，如此，亦可以充起价铜觔之费。

一、换什色用钱等，亦照以上之例。

除从来例出铜用之外，各项用钱，俱是豁免，须将此项凑补起价铜觔之费。以上商法，如有不情愿者，非为之勒逼也。但是近年铜觔不便支持，唐船留日又久，费用浩繁，唐人等甚狼狈也，其可为忧心者，故尔改成以上商法，欲使各处产铜将来无难解运，唐人交易又无阻滞。今若唐人如有不情愿者，缴还信牌。

日本贸易者自当谢绝。以上商法出入条目等，合该年乔司等曲为细达，务必体悉者也。^[45](www.chuimin.cn)

同正德新令后的谕文一样，本件谕文同样没有标明年代，不过我们既已知道减少船数为25艘是元文元年（1736），由谕文内容就可将其断为该年所发。

谕文首先解释因为近年长崎唐船贸易办法混杂，头绪繁剧，又因铜价发生纠纷，以致日本国内解往长崎的铜觔阻滞不行，因而暂减船额，修改商法。接下来，谕文分条列举贸易的具体情形，明确具体办法。一是解释减船原因和办法。说是因为用于贸易的日本的铜价价格过低，没有利息，而长崎会所却予补贴，由唐人买回，以致各处出产铜觔一年不敷一年，唐船羁留时间日长。但若减少每船配铜额数，容易给唐人带来困难，因此不如将额定船数由30艘减少为25艘，以与减少铜觔相符。减船的具体办法是，南京和宁波各由9艘减为7艘，^[46]台湾由2艘减为1艘。减少额定船数后，如果铜价如旧，仍无益处，今后所有唐人买回铜觔，均按时价计算。二是取消礼物。唐人为交易所送礼物，今后裁除，应该例送之物，也与正卖货物一体交易计价，付还价银，可以用作购买铜觔之费。三是降低包头杂色等物的价格一倍，按日本市价收购，也可增加唐人购买铜觔之费，如换杂色用钱等，也按此办理。四是宣布除交易经纪用钱外，其余用钱一概豁免。

通篇谕文的核心是减少船额，但好像出发点是为了清商利益。谕文透露出当时唐船贸易的诸多重要信息。

一是正德新令以来的老问题，唐船输日“各色货低”，而且入港时期不能按时。这再次反映了当时清朝输日商品的质量不能满足日本市场的要求。

二是清朝商人在长崎为等待铜觔羁留时间长久，因日本所定“减半交易之法”，清朝商人以高出市场一倍的价格购买包头杂色商品，其艰难处境较之以前童华所言没有改观。这是既有研究从未提及的。所谓“包头”，是长崎市场上对海菜等货的称呼。雍正七年（1729），署理浙江总督性桂上奏：“查商船回棹货物，向例肆分铜觔，陆分系彼处海菜等货，名曰‘包头’。客商止于铜觔得获利息，其余之货，俱系抬算高价。”^[47]谕文表明，当时长崎奉行所对唐商按比例载运的商品包头杂色，都是“抬算高价”，而且高至一倍，以致唐船采购铜觔的银两不敷，更无利润可言。

三是唐船在长崎开展贸易，需准备代价不菲的礼物和“例送之事”以及各种“用银”，成为额外沉重负担，其状甚为狼狈。这是既有研究较少注意的。雍正七年（1729）性桂接着奏报：“闻得日本头目号为将军者，将旧有洋客每船给与片金陋规，近又加增更甚。每片计捌色银陆两，约共值银贰三拾万，为数过多。洋商不能如数，彝人皆向彼处通事取足。若辈苦于赔累，遂齐行公议，将各船所带回货减为贰分半铜觔，余悉尽搭包头货物。从前每船该有柒百陆拾箱之铜者，今止派肆百柒拾伍箱。其意欲使商客折本，则去者日少，倭目自然着急，而彼可以将片金数目为酌量核减地步耳。”^[48]唐船赴日，以将军的名义就有片金之礼。长崎奉行等处之礼更不可缺。唐船漂着记录即证明了这一点。宝历七年（1757）南京第五号张金来船所载，商品之外，还有圣庙项下，白糖2包，补帆布20匹，印花缎6连，印花白布15匹；依领伙食项下，橘饼2桶，魁藤5担，麻皮10担，油酒60担，笋干3篓，什物箱10只，锡器桶2只，食米50包，^[49]其中不少当属送礼之用。乾隆四十年（1775）前往长崎办铜船，安永九年（1780）漂流到安房国千仓浦南京元顺号船，据船主沈敬瞻申报，正常交易商品之外，“又有贡献之供，遵依之具，虎皮孔雀尾，鹤蛋之礼壶，雄精之偶人，人参以镶凤名，笔洗以玛瑙制”^[50]。天明八年（1788）南京程赤城、王兰谷三号船，商品之外，预备项下：上用，花绒1箱计12匹，妆花缎1箱计50匹，内花漳绒6匹，天鹅绒6匹，纱1箱计10匹，元青线缎2箱80匹，青化肉桂2包计20斤，龟龙1条，沈石田真迹1轴，文徵明真迹1轴，邵瓜畴花草1轴，沈石田山水1轴、蟹菊1轴、牡丹1轴，明人徐明嘉菊1轴，御制铜板耕织图1册，米南宫真迹字1册，铜板内外地图全图手卷2轴、挂图1轴，仇十洲神驳图手卷1轴，汉式七环水晶印章1枚，西湖中景图书2匣，古砚1方，英石假山1座，珈楠秀珠1串，犀角杯3点，玛瑙寺星1座，紫檀书架1对，紫檀长条几1张、坑几1对、天香几1对、棋桌1张、方杌子4张，顶厚玳瑁2块，麝香3瓶计36斤4合，加重加阔福寿缎2箱计50匹，点样各式锦2箱计59匹，龟鹤纹顶种包缎1箱计25匹，五彩松江笺15箱计30套，泥金采画笺1箱计300张，顶上画心纸2件计2 000张，金锦1箱计20匹，锦缎1箱30匹，两头笔5匣计50支，四头笔5匣计50支，顶上水笔20匣计200支，中笔10匣计100枝，绿松石2块，寿山石4斤，图书9方，古瓷香合4个，水晶珠10粒，古琴1张，琴弦5副，琴谱1部，天门冬40斤，云片糕20斤，大桂圆20斤，荔枝10斤，橘饼100斤；沈云瞻遵依例弁项下，福寿缎1箱计40匹，重红纱2箱计80匹；求领进馆项下，伏食糖8包，糕饼糖14包，冰糖11桶，三庙挂彩红纱6匹，灯纱2匹，神幔色绒2切，里绸6匹，花罗1匹，白绫2匹。^[51]仅仅一条船，所带礼物，从吃物用物书画文具到古玩彝器，应有尽有，有的相当名贵，备办起来花费不小。文化六年（1809）厦门巳七号徐荷舟船，商品之外，江河遵依项下，御窑上上白地青花一尺八寸口大盆2只，御窑上上白地青花一尺六寸口大盆10只，仿古窑绝色一尺四寸口大盆8只，仿古白地青花一尺四寸口大盆8只，顶高太极上紫色伽楠香一匣计净重84两，倒悬鸟1对；钱省三遵办，镇台遵依项下，御赐三希堂法帖1部计2匣，经训堂法帖1部计1匣，郁冈斋法帖1部计1匣，墨地堂法帖1部计1匣，《陔余堂丛考》1部计2套，漱金墨2匣计16锭，紫玉光2匣计16锭，顶高羊皮毫笔100支计10匣；钱省三遵办高木公名下遵依项下，云汉为章羊毫大笔10支、羊毫中笔10支、羊毫小笔10支，大号、中号、小号提笔各2支，纯毛毫笔4匣计40支，定天山苇6匣计60支；预备上用项下，一号笺纸5匣，二号笺纸6匣，三号笺纸2匣，番雕细工痰盂2个，昌化石图章6方，竹刻细工笔筒5个，竹刻细工书板7块，竹刻大书板2块，银朱4箱；奉币圣庙项下白糖2包。^[52]文房四宝、古董法帖，琳琅满目，必定“所费不少”，备办不易。上述令人眼花缭乱的礼品，是元文新法以后的记录，但元文新法谕文已强调这一点，可见前此已较严重，而后来更加突出。由唐船历年输日商品记录可知，唐船备办奉行所用礼物，只是自明和三年（1766）起，才逐渐多了起来，而谕文在前此30年即已留下了实录。

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文化：从享保至元文减船令的实施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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