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贸易现状及正德新令对其影响

正德新令只规定了赴日唐船的船数和贸易总额，自然无法对清朝商人贩卖何种货物及货物的质量作出规定。新令实施后，清朝商人输入日本的货物的种类和质量，日方或者说幕府方面是否满意，就此放任民间自由贸易呢？对此，既有研究从未提及。《漂海咨文》抄件中的有关谕令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内容。今移录于下：照会在唐各船主等，以便令其再来日，毋得异言可也。^[10]

各港船主等，迩来交易失信，甚系忽略，因定今后法例事。照得尔等唐人，通商日本，历有年所，以至于今，乃分港门，给与信牌，无非为永远许令贸易，固其港门之分，欲令其带物产而贸易，乃于尔来，虽领州府牌之人，止带唐山物产，是以各船同货，是带不便宜于贸易。顾领该港门之牌，不带该港门之土产，则港门之分何益之有？向后领州府牌，不带土产，止带唐山物产之者，即换港门，当给南京、宁波等牌。但领南京、宁波等牌之人，如带州府之物产者，听其自便。

一、凡使守候牌年者，本为年年来船无缺，讵意动辄违其年限，来贩迟误。向后如有违其年限至次年来者，该罚减其配铜之数，如其迟误壹年来贩，减铜壹分，迟误两年来贩之者，减铜二分，再若迟误三年来贩，追其牌照，再不给与，临时求恳，缺（当为决——引者）不允准，务必确守。但其倘或洋中遇风，或于日本地方漂至远处，冬里该到长崎者，出于无奈，挨至次年之春进港，若此者，据其有凭，当加宽免。

一、唐船来贩长崎，时期须当春天，到秋分间俱要驶来，秋季进港则于生意时期不顺，往往挨至次年，生意因又归棹时期耽阁，须加体悉。始自孟春到中秋间驾驶可也。

一、从来唐船所带货物，下品虽多，闻得所卖缺额，唐人狼狈，遂出不已，姑容买取。至于近来，视为泛常，药材自余对象，惟下品者多带前来，匹头等项地素尺寸及阔狭等止不宜者，是之载带，其于本处乃不中用。向后各船大约可带物件，合该年乔司转相吩咐，须当遵守，药材自余物件下品毋带，匹头等项地素尺寸及阔狭等不相宜者，毋得载带。向后如有仍带下品对象，则于本处止中用者，准令贸易，无用之物着令载回。若临时不服，即当追牌。以上条款，各港船主须当确守。以上事件倘有以为难从之者，还牌照，勿复来棹。在馆船主回唐之时，将以上事

上述谕文没有署明年代，从内容有“乃分港门，给与信牌”和对延迟入港的唐船拟处以“罚减其配铜之数”，可知其必在正德新令实施之后。谕令至今未见人引述过，是以稍作释读。

谕文首先指责清朝赴日商人失信，谕令强调，正德新令采用信牌，分别港门，是为了便于贸易，而各地赴日的清商，所带货物雷同，未有各地特产之别。因此，今后若仍然只带一般商品，而非当地特产，那就换发港门，给予南京、宁波信牌。接下来，谕文强调三点：一是对于入港延迟的清船采取惩罚措施，按照迟误年数，减少买铜配额；二是强调清船入港时间须在春秋之间，以便当年装货返回；三是以往清船所输货物如药材、丝绸等，下品或本处不中用者甚多，今后不许载来，若违反，无用之物令其载回，若仍不服，追缴信牌。

谕文透露了其时清朝对日贸易和日本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信息。通观谕令全文，实际上采取了4条针对性措施。

一是清朝赴日的各地商船，所载商品大多趋同，没有区域特色。这一点，在历年输日商品中可以得到印证，无需赘述。^[11]

二是赴日唐船往往迟误日期，有延至1年、2年乃至3年者，说明唐船采购商品赴日贸易情形复杂，经营环境或有恶化的趋势。幕府在正德新令中规定，每年30艘船总共6 000贯的商品配额，用银支付者为110贯；用铜支付者150万斤，合银2 025贯；以实物杂货、各种俵物及描金器物、伊万里陶瓷、长崎纸等折算者为2 388贯；以唐人拾遗、鱼、蔬菜、唐船日用费、船别置银、八朔礼物等折算者为1 477贯。^[12]清朝则规定，为铸币所急需的这150万斤铜，除官商外，由民商12船承办。^[13]每张信牌“值银七八千，更番出洋”^[14]。中国商人为获得信牌，往往承受长崎方面的额外条件，“始则要求礼物，继则勒带人货，遂多干犯禁条”^[15]。为应付日方的信牌制度和商人的夹带违禁品，清朝地方官府设立总商稽查制度，“出入均有责成，盘验极其严密”^[16]。在中日双方官方的夹击下，中国商人承办铜觔，所获利润已在逐年下降。雍正时苏州知府童华《长崎纪事》谓：“从前，洋铜价值每箱九两，商船来回，不过一年，故有获利二三千金者。其后倭人增价十三两至十四两而止，来回或至年半，商人谨身节用，无意外之险，仅得数百金，多不过千金。今则每箱又加增矣。在倭人，以铜矿愈深，多费工本为词，而于商货略不增价，又来回必至两年之外，计出洋一次，每船必亏折千金以上，此所以畏缩不前也。各省承办官在苏侨寓，购商领运，急于星火，于是束缚之，迫胁之，藏匿逃窜，无赖者出而承领，则那新掩旧，花用去半，不出数年，而铜政大坏，必至之势也。倭奴既以铜为奇货，藉以戮辱商人，商人无利可图，而外受呵叱，内逼追呼，谁复有寄性命于风波之上者乎！”^[17]童华所言，显示出当时商人办铜因为代价沉重，利润微薄，日方又借词留难，所以多不情愿。而正德新例使商船如期赴日也有一定难度。雍正时，办铜商人向长崎方面具呈，自正德五年“颁发新例，限定船额三十艘，派定银额五分派铜，给发新牌……但领执照来贩之船，皆有年限，因此来年来贩，空闲一年，生意不能运转。在唐领有官铜，迟违定限，则日积月累，拖大难偿，无奈或往别处贸易，使有稽迟，以致来贩迟滞”^[18]。实行信牌制度后，唐船来年赴日，空闲一年，只好转往别处贸易，以致延误前往长崎的时日。而按日方规定，如果迟误入港，罚其铜额配量，若果真实行，不仅唐船空船而返，无利润可言，而且清朝铸币原材也大受影响。两相对照，谕文正是针对唐船迟误入港而发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商人办铜艰难处境的实态。(www.chuimin.cn)

三是清朝输入日本的货物，药材等多属下品，丝绸等多是质地较次的素织物和阔狭尺寸不适宜者，说明日本对中国的商品已有相当要求甚至专门要求。谕文显然抱怨清朝商人输入的中国药材不全是日本紧缺的药品，而是一般的大路货；输日的丝绸也不是高档的锦缎，而是一般的素织物，品种丈尺也不是日本所缺少者。

药材是中国输日的大宗商品，多达数十种，日本相对紧缺的药品可能是大黄、麝香、川芎、人参等。大黄是清朝控制出口的商品。乾隆后期，福州将军魁伦等奏：“查大黄一种，遵旨严禁出洋，惟琉球岁勤贡献，恪守藩封，前经奏明，移咨该国王，酌计每年准买三五百斤之数。”^[19]大黄输日，原来只有零星数量。庆安二年（1649）船载有大黄330斤，天和元年至二年（1681—1682）25艘船中载有大黄44 215斤，庆安元年（1648）17艘船中载有大黄330斤。^[20]进入18世纪40年代，大黄出口渐多，一船装载动辄数千斤，1753年七号厦门船所载达17 700斤；1769年9艘乍浦船载121 885斤，平均每船载13 542斤；1774年1艘乍浦船就装载175 000斤，成为唐船输日大黄单船的最高纪录；其时平常年景总在数万斤，单年超过10万斤者不多。自1803年至1821年，大约单年通常达10万斤以上，最高的1816年10艘船载368 139斤。^[21]乾隆五十四（1789）年正月，皇帝上谕军机大臣谓：“现在恰克图闭关，不准与俄罗斯贸易，而大黄一种尤为俄罗斯必需之物。……私贩大黄，竟有数千斤之多，是奸商惟利是图，而俄罗斯仍得收买禁物。”^[22]同年浙江巡抚琅玕奏：“查浙省所用大黄，俱系产自四川，每年经江、广客商由汉口贩运来浙，亦有浙省商人前往川省购买。其经由地方，或由镇江过苏州而来，或由江西过常、玉山来，随时俱有贩到。每次所到，约有三四百斤至三四千斤不等。浙省十一府府城均有开设药行，各药铺随时转向药行折买，每次计数不过二三十斤及四五十斤不等，合共每年约共销卖六七万斤。”^[23]对照其时唐船输日大黄数量，大黄出境情形远比乾隆所言严重得多，恐怕江南市场上来自四川的大黄，绝大部分被运到了日本。就具体船只来说，元禄十一年（1698），宁波五十一号船装有大黄2 000斤。^[24]正德元年（1711）南京钟圣玉卯十五号船和南京程方城卯五十一号船，后来享保三年（1718）广东二十六号李赤贤、吴光业船^[25]和安永四年（1775）厦门陈凤占船等，所载商品均无大黄。^[26]宝历七年（1757）南京第五号张金来船所载，有大黄600斤计4包，麝香50斤。^[27]宝历三年（1753）南京高山辉等人的船载有大黄24件，^[28]若按每件150斤计，共为3 600斤。天明八年（1788）南京程赤城、王兰谷三号船载大黄2 700斤。^[29]文化六年（1809）厦门徐荷舟巳七号船所载大黄达9 270斤，灵芝1 420斤。^[30]上述无论是总数还是单只船所装，可知大黄在正德新令后的30来年中，很少输日，而到18世纪中叶，尤其是18、19世纪之交才迅速大量输日。大约谕文抱怨中国药品多为下品时，正是大黄等珍贵药材较少输入的时期。

对于大黄等重要药材输日的变化，学界已多注意。刘序枫说：“山胁悌二郎与永积洋子在前引书内也列举了部分重要药材，但为何到了江户中期后，输入量大幅增加，并未作出明确解释。这恐怕是因日本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发达，庶民生活富裕，对高级药材需求日增，制药业兴起；商人为因应生丝、绸缎之输出减少，而改选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常用，价值高且日本不生产或产量少的药材为代替品之故。这些药材透过日方主导贸易的长崎会所，输入日本国内。由药材之交易量及净利来看，都可确定是长崎会所收入的主要来源。”^[31]由上述谕文来看，大黄输入的由少变多，也是日本幕府对中国商人提出要求的结果。

此外，川芎一种药材，据说明时并不输日，^[32]而元禄十一年（1698）宁波五十一号船就装有川芎50斤。

谕文中没有提到生丝，说明当时生丝输日已无足轻重。这一点，今人的研究著述已多。如山胁悌二郎的研究表明，1711年，输日华丝为43 280斤，次年即降为10 122斤，1716年更降为342斤，以后只在1732年达到23 500斤、1736年达到10 599斤，1737年只有849斤，1738年只有4 499斤，1804年只有2 663斤。^[33]依据永积洋子的统计，宝历元年（1751）二号宁波船有钓丝300斤，四号宁波船白丝3 000斤，五号宁波船白丝1 400斤，八号宁波船生丝7 050斤。宝历二年（1752）四号宁波船白丝1 200斤，五号宁波船白丝1 560斤，八号乍浦船白丝1 980斤，九号乍浦船丝2 070斤，十一号宁波船白丝200斤，十二号宁波船未带丝。宝历三年（1753）三号乍浦船未带丝，四号乍浦船丝9包，五号南京船白丝2 760斤，八号宁波船钓丝4 500斤，九号乍浦船未带丝，十一号乍浦船生丝330斤，十二号乍浦船未带丝，十三号乍浦船色生丝280斤，十六号乍浦船未带丝，二十一号乍浦船白丝3 000斤，一号乍浦船未带丝，五号宁波船未带丝，七号南京船未带丝。宝历四年（1754）八号南京船白丝180斤，各色绢缝丝900斤；九号南京船丝1 550斤；十号乍浦船色丝800斤，白丝200斤，色绢丝3斤，钓丝1包；十一号南京船未带丝；十二号乍浦船丝2 300斤；十三号宁波船白丝2 580斤；十四号乍浦船白丝1 620斤；十五号宁波船白丝3 000斤，色丝300斤，并丝1 300斤；十六号乍浦船白丝6 142斤，色绢丝250斤；十七号乍浦船各种生丝3 480斤；十八号乍浦船白丝6 400斤；十九号、二十号南京船，二十一号、二十二号乍浦船未带丝；二十三号南京船钓丝1 230斤；二十四号乍浦船未带丝；二十六号南京船未带丝，仅带各类织物484反；二十八号乍浦船和二十九号南京船均未带丝，南京船未带织物。^[34]永积洋子更在统计了1637—1833年的唐船输出入商品和数量后指出，直到元禄十三年（1700）时，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是生丝，此后，依据荷兰记载的唐船输入商品的详细记录，1740年白丝为9 540斤，1750年一度增加到17 750斤，1761年即激减为3 100斤，1770年以降几乎全无输入。^[35]刘序枫比较1711年和1804年唐船输日商品数量，其中生丝，1711年54艘船共运载50 276斤，每船平均931斤，而1804年11艘船共运载2 413斤，每船仅219斤。^[36]

即使数量日益减少以至微乎其微的生丝，元文年间（1736—1740）起，不少还是染色后的色丝。1740年广东船载色绢丝60斤；1753年十三号乍浦船载色生丝280斤，并色绢丝300斤，十六号乍浦船载色绢丝100斤，二十一号乍浦船载色绢丝300斤；1754年八号南京船载各色绢缝丝900斤，十号乍浦船载中国色丝800斤，十五号宁波船载中国色丝300斤，十六号乍浦船载色绢丝250斤，十八号乍浦船载色绢丝1 150斤；1756年三号宁波船载色毛丝500斤；1757年二号宁波船载色绢丝110斤；1759年南京船载各色中国绢丝，乍浦船载色绢丝800斤；1760年南京船载色绢丝1 466斤；1762年九号定海船载色绢丝1 600斤；1763年二号宁波船载赤绢丝3斤，四号乍浦船载中国赤丝6斤；1766年十三号乍浦船载色绢缝丝50斤；1768年一号乍浦船载色绢丝100斤；1772年七号乍浦船载切赤绢丝600斤；1776年一号乍浦船载色绢丝500斤。以后则已无色丝记载。^[37]这些“色生丝”、“色绢丝”、“赤丝”、“赤绢丝”，当指染色后的生丝。在中国江南，染色后的丝用来织造高档丝织物，织品称“熟货”，而用白生丝即未经染炼的丝织成的丝绸，称“生货”，乃是档次较低的一般织品。日本进口色丝，说明日本市场上需要的丝只是熟丝，后来在18世纪连色丝也不再出现，说明其时日本的丝织业已完全成长起来，无需从中国输入生丝了。

至于丝绸，其数量也是大为下降的。山胁悌二郎指出，宽永十八年（1641）97艘唐船所载为373 479反，其中绢织物134 936反，棉布2 070反。江户时代中期以降和产甚多，从此绝无输入。正德元年（1711），唐船输入织物202 046反，其中绢织物188 032反，木棉布7 329反。木棉布中1 680反是原色布，3 989反是染色布。织物的输入，幕末时激减。文化元年（1804）13 460反，其中木棉布384反。同年，毛毡输入14 901枚。唐绢织物，质量优秀、花纹多样，最能保持人气，江户时代中期以后输入减少。夏船内，13艘配额850贯目，丝代银238贯目，织物的额度限制，加之江户时代中期国产绢织物增多的事实，导致直接输入的绢织物减少。^[38]永积洋子也介绍日本丝织业的发展称，自17世纪末年开始到18世纪，国内的蚕丝业本质上开始发展。即17世纪中期，国内的生丝生产量不到9万斤，正德五年（1715）增加到20万斤，享保年间（1716—1736）到30万斤，由地方向京都西阵供给的蚕丝增加。在西阵，供给生丝的京都丝绢批发商，为了发展地方蚕丝业，不仅援助资金，而且传授养蚕技术。自18世纪后半叶开始，奖励蚕业的藩主也多了起来。其结果是，生丝的生产，从正德、享保期到19世纪开始的文政期（1818—1829）增加了4倍。向京都输送的丝也在文政期达到225万斤，达到1个世纪前的7倍。而且随着生产量的增加，质量也一点不劣于输入的白丝，完全与输入的白丝无异。其次，输入的绢织物，流行的品种也有大变动。^[39]从每一艘船所载，也能看出输日生丝和丝绸数量的下降。正德元年（1711）南京钟圣玉卯十五号船装载商品，白丝720斤，大飞纹纱绫1 057端，中飞纹纱绫188端，并纱绫291端，绯并纱绫154端，岛纱绫106端，大白绉绸165端，尺长中白绉绸110端，中白绉绸71端，纹绉绸40端，尺长中绯绉绸23端，中卷绫子30端，黄绫子2端，多缎子22端，色缎子59端，色锦26端，色纹茶罗宇32端，^[40]合计绫罗绸缎纱绉等各色丝绸2 376端。同年南京程方城卯五十一号船装载商品，白丝6 480斤，大白纱绫800端，尺长中白缩棉720端，中白绉绸740端，小白绉绸800端，色缎子500端，白纹纱1端，^[41]不但生丝数量多，而且各类绸缎多达3 561端。享保三年（1718）广东二十六号李赤贤、吴光业船所载商品，大飞纹纱绫1 960端，中飞纹纱绫360端，纹无纱绫3端，并纱绫86端，尺长中白缩缅1 775端，中白缩缅120端，中绯缩缅540端，中卷纶子540端，小卷纶子50端，缎子110端，绯繻（即彩绸——引者）1端，另有11端，^[42]各色绸缎共5 556端。可是宝历三年（1753）南京高山辉等人的船，据申报“往广南置买沈香、药材、白糖等货装载满船，于癸丑年七月初八日由广南开船前往长崎贸易”，只带天蚕丝6箱。^[43]在船商的呈文中，连丝绸字样都未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变化早在清廷于乾隆二十年代限制江南生丝和丝绸出口之前，说明其时日本确实随着国内丝绸织造能力的不断提高，对传统的中国丝绸的需求在不断下降，一般性的丝绸日本已能生产，自无需从中国进口。正是因为日本丝绸生产能力的提高，减少了对华丝绸的依赖，因而谕文中才会发出唐船输日中国丝绸档次较低、品种规格不能适应需要的抱怨。谕文正是当时中日丝绸生产大势发生变化的直接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