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海舶互市新例》理由与明清江南地域文化

2023-10-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正德新令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指导思想下出台的。这就是正德新令，或称正德新商法。三月五日，大冈奉行向已经入港的船头宣布这一新令。不同出海港每年来日船数也有限制，并事先向来航船头颁发信牌，规定只有持有信牌的船商方能进行贸易。右谕海舶诸客商。

清廷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后，赴日唐船数量激增，日本金、银、铜严重外流，日本国内铜对银的比价迅速上升。贞享三年（1686）进入长崎港的唐船多达102艘（其中重载返回19艘），次年更多达137艘（其中重载返回19艘）。元禄十年（1697）入境唐船80艘，贸易总额达13 000贯，折成黄金，共为216 000余两。当时，每年流出的铜，高达8 902 000斤。据宝永六年（1709）长崎奉行报告，从正保五年到宝永五年（1648—1708）60年间，共流出黄金约2 397 600余两，白银达374 220余贯；从宽文二年到宝永五年（1662—1708）46年间，铜流出1亿多斤。^[1]为扼制银、铜严重外流的局面，幕府于贞享二年（1685），即清开海的次年，限定与中国贸易银额为6 000贯，3年后因唐船持续激增，幕府又将接纳赴日唐船数定为70艘，元禄十年（1697）一度增为80艘。限制贸易措施有限，难以奏效，宝永六年（1709），得到幕府重用的新井白石，针对长崎铜贸易的严峻形势，作出了如下警告：“自有海舶互市以来，迄至今日，凡百余年间，我国之宝货流入外国者，几失财用之半。自今不出百年，我国之财用将因此悉尽。此事不待智者而自明矣。即便诸国（指日本旧时藩国——引者）逐年仍有所出，譬之于生人，则犹如五谷之类可比毛发，无时不生；五金之类可比骨骼，绝无再生之理。五谷之生，尚有地之肥瘠，年有丰歉之时，况五金之出，产地既少，不得常采。以我有用之财，易彼无用之物，此非我国万世之长策也。”^[2]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正德五年（1715）幕府就将允许唐船入港数降为30艘，以限制唐船贸易的规模和贸易总量。正德新令就是在这种背景和指导思想下出台的。

为了这一新条令，幕府接受新井白石的建议，于正德三年（1713）征求长崎奉行大冈越前守的意见。长崎奉行所提出的意见书，涉及范围很广，包括：（一）对于贸易银额6 000贯，日本在以银、铜、俵物、各色杂品偿付清商时，应按什么比例搭配？（二）30艘清朝商船，又应怎样具体分配？（三）清朝商船的载货，应该怎样核算成银两？（四）为了限定每年来日船数，应该怎样发给执照？（五）应该怎样向清朝说明修改贸易法？新井白石参考了这些意见，拟出“改正商法大纲目”211条，计8卷，即《白石上书》，呈上幕府，获准通过。这就是正德新令，或称正德新商法。

正德新令的内容，大体是：新令大纲共23条，于正月十一日下达给长崎奉行大冈清相，中心内容是缩减铜贸易，相应地压缩来船数量与贸易定额。三月五日，大冈奉行向已经入港的船头宣布这一新令。具体内容是，每年的铜贸易总额限定为300万斤，唐船每年入港船数限定为30艘，其中南京10艘、宁波11艘，厦门2艘，台湾2艘，广东2艘，交趾、暹罗、咬留吧各1艘，^[3]每年的贸易额定为6 000贯，每艘约为200贯，可以略有出入。不同出海港每年来日船数也有限制，并事先向来航船头颁发信牌，规定只有持有信牌的船商方能进行贸易。

幕府为了公布该令，于正德四年（1714）八月，先命长崎奉行通令港内清朝商船即使交易完毕请求返航，也得等到明年春天。及至次年二月，便派大目付仙石丹波守、使番石川三右卫门二人为上使，前往长崎。同年三月，把清朝船主等人召集到长崎奉行所，颁示新商法，并在旅馆由通事详细说明条款主旨，责成船主等出具甘结。^[4]其信牌文字为：

信　牌

长崎通商照票

某某某

长崎译司　某某　特奉

某某某

镇台宪命，为择商给牌贸易肃清法纪事：照得尔等唐船通商

本国者，历有年所，络绎不绝，但其来人混杂无稽，以致奸商故违禁例。今特限定各港船额，本年来贩船只内，该某门几艘，每船所带货物，限定估价约若干两，以通生理。所谕条款，取其船主某亲供甘结在案。今合行给照，即与信牌一张，以为凭据。进港之日，验明牌票，缴讫即收船只。其无凭者，即刻遣回。尔等唐商务必愈加谨饬，倘有违犯条款者，再不给牌票，按例究治，决不轻贷，各宜慎之。须至牌者。

右票给港名船主某

正德五年三月日给

译司　限　到　日缴^[5]

从信牌的内容看，长崎奉行解释实施新令的原因是因为有“奸商故违禁例”，为“肃清法纪”而起，而并没有交代因限止银、铜出口而起，限定所带货物估价约若干的做法，也无法说明与“肃清法纪”有何关系。从实际来看，后来的唐船赴日贸易，却完全遵照了信牌所定做法。清船持有的信牌，现在也多有保留，研究者也多所引述介绍。(www.chuimin.cn)

学界对于正德新令实施的过程和内容，凡叙述长崎贸易者均有不同程度涉及，惟幕府基于怎样的认识，实施了这一新令，却似乎从未见人论述过。幸运的是，现存的《漂海咨文》^[6]保留的内容透露了一些信息。今移录于下：幕府这一谕文，未见任何研究者引述，今承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岩井茂树教授告知，谕文又见于《和汉寄文》和长崎县立图书馆所藏《正德新例》中。两者均为草案，《和汉寄文》所收间有印刷舛误和缺漏，是以不引。今将长崎县立图书馆所藏照式移录如下：

长崎奉行备后守菅原、备前守源为海舶互市新例事：本职等钦奉旨，我载籍已降，有土有人，财用富赡，未曾借外国之资，盖三千余年矣。近者海贾通路，利孔始开，捆载远方之物，蠹耗通国之财，况又私贩溢出，并犯边禁，固宜裁抑其贪滥，然不可不寓以怀柔之意也。乃命有司，更议市舶，着为定例。而今以后，海舶诸贾，欲从我法者，我亦来之，其不欲之，自当谢绝。钦此，钦遵。本职等谨奉新例，着该大小通事详审条约，谆谆遍谕客商人等，各陈甘结。其或不肯从约者，治任疾去，勿复来棹。须至谕者。

右谕海舶诸客商。准此。

正德五年贰月　　日行。^[7]

长崎奉行备后守姓、备前守姓为海舶互市新例事：照得本职等钦奉旨，我载籍已降，有土有人，财用富赡，未曾借外国之资，盖三千余年。近者海贾通路，利孔始开，捆载远方之物，蠹耗通国之财，况又私贩溢出，并犯边禁，宜裁抑其贪滥，寓以怀柔之意。乃命有司，更议市舶，着为定例。而今以后，海舶诸贾，欲从我者，我亦来之，其不欲之，自当谢绝。钦此，钦遵。该本职等查得新例，着该大小通事详审条约，仔细说与客商等，各陈甘结。其或不肯从约，治任疾去，勿得复来。须至谕者。

右谕海舶诸客商。准此。

正德五年贰月　　日行。

比较长崎县立图书馆所藏和《漂海咨文》所收谕文，基本内容是一样的，但前者因系草案，奉行宣布新例的长崎奉行备后守和备前守，在谕文中都空缺，而以“姓”标出，谕文的口气如“该本职等查得新例”、“仔细说与客商等”表述，也显然与长崎地方官的身份不尽吻合，而《漂海咨文》所收谕文，显然是在前者基础上稍经改动润色的，可见后者所收谕文即是发布之谕文。谕文发布之日在正德五年（1715）二月，都空了具体日期，本是要在发布之日现填的，显然谕文发布日就是幕府派人前往长崎向清朝商人通谕之时。

阅读此件谕文，令人不禁想起后来清代乾隆皇帝的谕令。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派遣使臣到清朝，要求清廷同意该国派人住居，以便照管贸易。乾隆帝以敕谕的形式回复英吉利国王道：

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明晰开示，遣令贡使等安程回国。

又敕谕道：

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赍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令大臣带领使臣等瞻觐，锡之筵宴，赉予骈蕃，业已颁给敕谕，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昨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皆系更张定制，不便准行。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觔，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念尔国僻居荒远，间隔重瀛，于天朝体制原未谙悉，是以命大臣等，向使臣等详加开导，遣令回国。^[8]

日本幕府和清代乾隆皇帝的谕文，前后虽相隔将近80年，其中心意旨却大体相同，而只有用词之稍为区别。两者面临的外贸情形迥然不同，而对外国宣布的表面词句竟如出一辙。幕府声称日本“有土有人，财用富赡，未曾借外国之资，盖三千余年矣”；乾隆宣称“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两者抚驭外邦、怀柔远人的口气十分相似。两者对外宣称的意思，都在传达一种信息——通商贸易是施之于人的恩泽，其宗旨都是要限制对外贸易。但幕府的谕文称，对外贸易畅达后，国家“利孔始开”，而商人“捆载远方之物，蠹耗通国之财”，加上“私贩溢出，并犯边禁”，属于“贪滥”，固宜抑制，兼以“寓怀柔之意”。幕府的谕文回避了当时中日之间基本单向的货物和银、铜硬通货的贸易结构，而只称为了抑制商人的贪滥，所以要更议市舶条例，限制贸易。中村质说新井白石的上书具有“儒家的理想主义”，而任鸿章也称其为“儒者的理念”。^[9]幕府的谕文居然也是顺着新井白石的意旨，以儒家理想主义的口气，以财用富赡不必依赖外贸发布的。《漂海咨文》残本为我们提供了幕府颁布正德《海舶互市新例》有违实际情形的说辞。

正德《海舶互市新例》理由与明清江南地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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