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西方各国,则是较为后起的南京布的贩运者。这也是英国购买南京布的最早记录。1741年,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4艘船装运了15 699匹南京布。1765—176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整个贸易季度购买南京布18 000匹。为清晰起见,谨将各国商船自1786年起历年购买的南京布列成下表。诚然,有不少年份,英美国籍以外的商船,输出南京布数量也不容忽视。美国首次开往中国的商船就参与到了贩运南京布的行列。......
2023-10-16
明后期,明廷严禁对日贸易,但民间走私贸易一直较为兴盛,中国商品源源输入日本。崇祯时大学士徐光启总结说:“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则磁;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91]明后期,输向日本的中国商品,最常见和数量最多的是生丝、丝绸、蔗糖和大黄等药品,但其他商品也有一定比例。万历时姚士麟曾援引中国商人童华的话说:“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棉布,尤为彼国所重。”[92]由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生丝和丝绸、布匹占十分之七,[93]南京布当有一定比例。
1580年,里斯本《耶稣会士在亚洲》资料中,有一份准备的购物清单,题为“每年必须从中国运往日本供教堂和住院使用的物品的清单”,列载的货物有:800匹青或深蓝色窄幅松江布,300匹赭色松江布,200匹细纹、赭色和蓝色云布,800匹窄幅(供修士制作Vomotes用),600匹白色制鞋用松江布,300匹黑色松江布供修士用,20匹熟白色松江布,24匹云布,400件低摆长衬衫,400条白色灯笼裤,400条手巾,及200顶帽子等。1580年实际购运的棉布有:100匹黑色松江布(供神父制服用),5匹黑色松江布(供修士制服用),200匹蓝色及赭色松江布(供修士制服用),300匹白色劣质松江布(供修士制服用),200件衬衫,200条灯笼裤,200顶松江布帽子和200条松江布手巾。澳门葡萄牙人于1585年称:“日本人的衣服尽管是丝绸的,但他们的裤子却永远是松江布(canga)或细棉布(nuno)的。”[94]由此可知,16世纪最后20年,每年输往日本的南京布,仅葡萄牙传教士所需要者就需三四千匹。1600年左右,从澳门开往长崎的葡萄牙商船,就载有3 000匹中国手工织造的棉布。[95]
其时,中国东南沿海民间违禁走私贩运日本之风甚烈。万历三十八年(1610),福清人林清与长乐船户王厚商造大船招徕商贩日本,商客有买纱、罗、绸、绢、布匹者,有买白糖、瓷器、果品者,有买香、扇、篦、毡、袜、针、纸等货者。[96]
由日本一方的记载可知,万历三十七年,明朝有10艘商船开到萨摩,其中已知所载货物的船主为薛荣具、陈振宇、何新宇的3艘船,光陈振宇船就装有缎、绸等丝织品603匹,3艘船所载物品除丝绸外,还有糖、瓷器、药材、矾、麻、毛毡、甘草、墨、书册、人参、扇、伞、布等。[97]
日本江户时代,由长崎入口的唐船,所载中国商品有较为系统详细的记录,但南京布数量微乎其微。1653年的南京船,装有木棉布10反(反,日制,长2丈8寸,宽9寸——引者);1744年的宁波船,装有色木棉布180反。[98]
日本学者山胁悌二郎指出,日宽永十八年(1641)97艘唐船所载织物为373 479反,其中丝织物134 936反,棉布2 070反。江户时代中期以降和产甚多,从此绝无输入。正德元年(1711),唐船输入织物202 046反,其中绢织物188 032反,木棉布7 329反。木棉布中1 680反是原色布,3 989反是染色布。到幕末时丝棉织物的输入数量激减。文化元年(1804),织物仅14 366反,其中还含木棉布384反,绢丝2 413斤。[99](www.chuimin.cn)
1711年54艘赴日唐船共运载生丝50 267斤,丝棉织品202 149反(其中棉麻织物13657反),糖4 475 490斤,药材778 860斤。可1804年11艘唐船共输日生丝2 413斤,丝棉织物14 366反,药材909 218斤,糖1 285 600斤,[100]其中棉织物极少。
日本幕府实施正德海舶新事例后,又制定条例,告谕唐船商人。其谕文提到:
从来唐船所带货物,下品虽多,闻得所卖缺额,唐人狼狈,遂出不已,姑容买取。至于近来,视为泛常,药材自余物件,惟下品者多带前来,匹头等项地素尺寸及阔狭等止不宜者,是之载带,其于本处乃不中用。向后各船大约可带物件,合该年乔司等转相吩咐,须当遵守,药材自余物件下品毋带,匹头等项地素尺寸及阔狭等不相宜者,毋得载带。向后如有仍带下品物件,则于本处止中用者,准令贸易,无用之物着令载回。倘若临时不服,即当追牌。[101]
谕文反映出,其时日本随着自身丝、棉织造业的发展,已不太需要中国的一般性织物了。这其实也是输日南京棉布日益减少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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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6
中国商品在17世纪50年代就由俄罗斯和中亚商人前往北京的驼队贩运到了俄国的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出售,其中就有南京布。[73]在1693年、1699年和1717年的3批俄国遣往北京的商队的输入商品中,均有南京布,其中后两批商队所购南京布,价格高达每匹3卢布。[75]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棉布,最为突出的就是南京布。[85]当时俄罗斯大批量输入南京布,在中文记述中其实也有间接反映。......
2023-10-16
如前所述,1521年,抵达南京的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描写:“在南京这个地方有着各种各样的棉布和富商大贾。”马戛尔尼又记道:“孟买棉中国人主要用来生产所谓的南京棉布,但它是乳白色,非纯白。”其时,南京布在西方上层人士的生活中,已成为平常之物。在《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基度山伯爵》、《包法利夫人》等名著中,均出现了南京布的身影,小说中的主人公竞相穿着南京布制成的衣服裤子等。......
2023-10-16
黄金则原来只有从日本输出到中国,到正德新令时被严禁出口,到后来,黄金反而由清朝商船输出到日本,以换取日本的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54]有意思的是,《天保十二年唐贸易公文书》[55]中保留了有关中国黄金输日内容的文书,富有史料价值。上述呈文不独提供了其时清朝商人携带黄金输入日本的实例,而且透露了金银比价、黄金出口等具体问题。有关中国黄金输入日本一事,学界成果已多。上述呈文所反映的中国黄金输日情......
2023-10-16
在存留下来的苏州地区的房产交易文书中,笔者注意到,自乾隆三年五月起,开始出现“遵旨一书一绝”的文书,而且后来即呈日益普遍趋势,到乾隆末年,已经成为房产转移文契的主要书立方式。最早的“总书一契”文书书立于乾隆三年五月,载明“遵旨一书一绝,卖价已足,贴价已敷,仍凭严处拆卸改造,永远管业”字样。在苏州邻府常州,也有同治年间直接言明“今遵宪示,立卖杜一契为凭,不分立卖、找、杜三契”字样的绝卖房文契。......
2023-10-16
在至今存留下来的相关文书中,笔者找到了苏州地区买卖房产一次性议定正找各契的事例,胪列如次。前后收取房价正契银450两,添绝银3次共180两,添绝银是房价正契银的40%。议单还对可能引起纠葛的事项作出了规定。[13]同张屏侯、新侯卖房文书不同的是,此件议单声明“先将交易事宜议明方始成交”,但未对何以一次性议定正契银和推收、杜绝、加叹三契作出说明。......
2023-10-16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俞兆晟奏称,江苏分县之后,应行应止事宜,有欠粮一事,其流弊宜立法肃清。同时一面出示遍行晓谕,一面行文通饬州县清查粮册,归并子户,改正诡名飞洒包揽,逐一跟求,务使皆有着落,欠多之州县,责令该管道府,亲行督察,分委佐贰协力查比,期于彻底澄清。所以从前令张楷将江苏民欠清查分晰,但张楷并不清查,奏称俱系民欠,请分年带征。......
2023-10-16
[1]严先生的论述,较为准确地阐述了所谓南京布的产地及对英国的销售情形等,但未解释为何产自苏松地区的布匹会冠上“南京”字样。[3]樊先生同严中平先生一样,未对南京字样置辨,而认为既然南京布的生产地域在上海附近,就理应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以上各家对于南京布的产地的观点,事实上均未准确地解释何以西方人会将产于苏、松地区的棉布称作“南京布”。......
2023-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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