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南京布的来历及影响-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

南京布的来历及影响-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

【摘要】:中国商品在17世纪50年代就由俄罗斯和中亚商人前往北京的驼队贩运到了俄国的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出售,其中就有南京布。[73]在1693年、1699年和1717年的3批俄国遣往北京的商队的输入商品中,均有南京布,其中后两批商队所购南京布,价格高达每匹3卢布。[75]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棉布,最为突出的就是南京布。[85]当时俄罗斯大批量输入南京布,在中文记述中其实也有间接反映。

南京布输出到俄罗斯的时代,要远远早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外的欧美各国。中俄边境之地恰克图,是朔漠之间的重要都会,“内地商民至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段、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72]。中国商品在17世纪50年代就由俄罗斯和中亚商人前往北京的驼队贩运到了俄国的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出售,其中就有南京布。[73]在1693年、1699年和1717年的3批俄国遣往北京的商队的输入商品中,均有南京布,其中后两批商队所购南京布,价格高达每匹3卢布。[74]但直到雍正年间订立条约实行恰克图贸易前后,俄国进口的商品一直以丝绸为主,后来随着俄国丝织工业的兴起和从西欧进口丝绸以及中国丝绸价格的下降,俄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棉布,棉布替代丝绸成为最主要的商品。由于价格相对便宜,以南京布为主体的中国棉布,在俄国拥有广阔市场。A.H.拉季谢夫在他的札记中指出,中国的棉织品不仅在西伯利亚,而且在俄国的欧洲部分也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他写道:“‘中国布’由于比较便宜,不仅西伯利亚、而且整个俄国中产阶层的人都在使用它,特别是妇女们;而‘大布’在西伯利亚就能全部卖光,以致在俄罗斯对其几乎无人知晓(疑误,当为无人不晓——引者)。所有城里人和乡下人都用它们来做衬衫;比较富裕的人天天都穿,其他人则是到过节的时候才穿。”[75]

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棉布,最为突出的就是南京布。俄国统计材料显示,1727年,中国棉布的进口量超过了丝绸,价值占总进口额的39%(49 000卢布);1751年,棉布料已占恰克图总交易量的59.5%(257 000卢布);1759—1761年占60.4%(509 000卢布);自1760年至1792年,中国棉布的进口量增加了2倍多(由509 000卢布增加到1 601 263卢布),1792年进口的中国棉布占进口商品总值的66.4%。从此直到18世纪结束,棉布是俄罗斯进口量最大的商品。1802—1804年,交易额达1 689 622卢布,但所占比例下降到50.4%。在进口的中国棉布中,主要是南京布。1727年,南京布为64 651件,价值占总进口额的27%以上;1730年,进口的中国棉布为1 897件,其中南京布为1 707件;1755—1762年间,每年南京布的进口量为150 000—188 000件,其他布匹只有60 000—70 000件;[76]在18世纪最后20年间,南京小土布超过了30万件,大布从20万件到38万件。1件或者1捆,可以往里装进10块或10匹南京小土布,[77]南京布的总数,每年超过300万匹。

因其数量庞大,价值重大,在总交易量中占有突出地位,南京布成为交换商品的衡量尺度。19世纪50年代的俄国人阿·科尔萨克称,1780—1785年,每年和中国人的交易,棉布织品和丝绸织品担当着主要的角色,其中“南京小土布是进口当中量最大的那类商品,这是由于该种商品在当时的恰克图贸易中所具有的某种特殊地位所致。南京小土布已经成为易货贸易当中的唯一价值尺度,根据它来评估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类似于像现在人们用茶来评估所有商品价值一样。甭管是正式的还是普通的南京小土布都可以做这个价值尺度”。“当换某一种商品讲价钱需要用多少南京小土布时,人们通常会讲,这件商品大约值多少分(原注:分值。1分相当于一块南京小土布)或多少块。”[78]19世纪晚期的俄国人特鲁谢费奇也说:“土布在我们与中国的贸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在易货贸易中充当了价值单位:每件商品都按被换成的土布的包数或土布的块数来估价。因为中国人不愿意将自己的黄金和白银交给俄国人,从而导致没有货币。再加上受到两个通商国家关于禁止用货币经商规定的影响,因此,需要找到另外一种商品单位。结果找到了这种在西伯利亚出现最早、最常见的中国廉价的商品——以包为单位出售的土布。”[79]在以货易货的中俄贸易中,交换时以南京布为计算分值,可见南京布在其时中俄贸易中的地位。

南京布的价格,俄方材料载,规格不同,其价格也不一样,“斯科拉得,每件一样的价钱,七两,其得此名是因为与中国人贸易之初,俄罗斯驼队在北京购买一件这样的南京小土布用银7两;萨姆佐夫,每捆售价6卢布;单面博尔基什,每块1卢布10戈比到1卢布20戈比;涅罗什,它在便宜时每捆5卢布”[80]。每匹南京布,在中俄贸易之初的17世纪中期,自半个卢布到1卢布20戈比。到18世纪30年代时,在恰克图,南京布“一捆卖到现金3卢布,很快就涨价到5卢布一捆”[81]。如与丝绸比较,最优等的丝绸“被称作果里缎,这种缎子1件的价格被确定为相当3块南京小土布。如果在便宜的时候,可用8、11或12卢布购得;成色稍差一些的锦缎被称作半果里缎,其价格相当于2块南京小土布,用卢布购买分别是4、6、7卢布。缎子当中被认为是最好的是那种现在被叫做康发的缎子。双层的康发缎子可以换4块南京小土布,而用卢布则值9、10、15或16卢布”。或者购买薄纱时,有3种,“其价值分别相当于1.5、2、3块南京小土布,用卢布则是5、7和12卢布”[82]。如此,则其时各种型号的南京布,价格每件当在2—4卢布之间,以每件10块即10匹计算,每匹在0.3—0.4卢布之间。[83]后来进口激增,价格上涨,进入18、19世纪之交,南京布的价格大约每匹高达半个卢布。[84]

当时的中俄贸易,双方几乎完全是一种以货易货的方式。俄国用于交换中国商品的,清一色是毛皮和毛料。俄国学者在相应考察后得出结论:“我们用中国的丝绸料子来换毛料,两者的价值几乎等同。……我们用中国的棉布料来换毛皮,两者的数量也几乎是等同的。(1759—1761年每年分别为509 000卢布和423 000卢布,1775—1781年每年为1 064 000卢布和1 175 000卢布,1792年为1 601 000卢布和1 601 000卢布)两者在贸易过程中所占的百分比及波动情况也几乎是等同的,两者的命运完全相同。”[85](www.chuimin.cn)

当时俄罗斯大批量输入南京布,在中文记述中其实也有间接反映。嘉道时人钦善描写道:松江当地人说:“松有劳纴之利,七邑皆是,捆载万里,功归女子。……明日卖布,紫花蒲汇,飞花泖湾,乌泥象眼,龙华药斑,九寸兼丝,七宝金山,南塘北塘,阔幅狭幅,紧胜云缯,稀疑雾縠,左手叠白,右手横折,緵十尺,赢钱一百,积一机之勤,疲一女之力,月可取布三十丈焉。冀北巨商,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冻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断垄坦途,旁郡相间。吾闻之苏贾矣,松之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万匹焉。利矣。”[86]

后来,随着俄国棉布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西欧棉制品的输入,俄国进口南京布等中国棉织品的数量大为减少,其减少的时代较之欧美各国还要早得多。俄国学者特鲁谢费奇考察发现,早在1792年和1802—1804年时,中国棉布的进口量的增速就开始下降(分别为1 601 000卢布和1 689 000卢布),“相对于总交易额来说,其所占比例甚至是减少的趋势(分别为66%和50%)…过境运输政策彻底摧毁了俄中有关该商品的贸易。当时,外国人运进来的棉布达上百万卢布,向中国人购买的棉布价仅为几万和几十万卢布”[87]。另一俄国学者阿·科尔萨克比较中国棉布进口的衰减过程道:“这样一种明显的衰退在19世纪头10年之末,主要出现在中国两个最主要的手工产品上——南京小土布和大布上面。过去每年换进总数超过30万件的南京小土布,现在总数仅剩下了10万件。还在19世纪初头几年,运入的大布在数量上每年超过20万块,但是自进入1809年,大布的运入就开始相当快地缩减,结果在1813年运入大布的总数跌落到只剩下2.6万块。……由于我们自身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中国手工业制品的开口在逐渐减少。这一点还在上一时期之末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但是目前,在从中国人那里换进的商品结构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棉布织品——南京小土布和大布原来在贸易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已丧失殆尽。在这一时段之初即在1815年,换进的南京小土布仍有103 293件;而在下诺夫格罗德的集市上每年能够卖出的南京小土布和大布价值在300万—400万卢布(进口金额实际当在一半左右),但在后来的15年里,南京小土布和大布的运进数量已经很少:在1817年它们的运进量总计有96 967件,而到了1823年只有35 116件,从那以后每年运进的就不曾有再超过4万件的。从1825年起俄国工厂生产的南京小土布开始换出给了中国人,而到了1828年俄国生产的南京小土布销售已经达到了4 653俄尺;到1830年在下诺夫格罗德集市完全见不到了运进的中国南京小土布,因为俄国的已经完全替代了它。”在这一时期,恰克图运进的棉布制品价值如下:南京小土布1815年为1 536 970卢布,1817年为1 434 455卢布,1821年为987 577卢布,1823年为500 114卢布。[88]

简言之,曾经作为商品交换价值尺度的南京布,到1727年时进口量超过丝绸,成为第一大商品,1760年前后价值达到423 000卢布,1780年前更达到1 064 000卢布,到18世纪末年更高达每年30万件(300万匹)以上,价值在一百五六十万卢布以上;随着俄国棉织工业的发展和西欧棉织品的源源输入,南京布的进口量即持续减少,到1815年为10万件左右,到1820代年降为3万件,到1830年代则几乎绝迹,中国手工业制品输入俄国的势头开始相当明显地减弱,终于让位给了茶叶。南京布输入俄国的历史,远早于输入欧美各国,其交易数量,统而计算,约是欧美各国的二三倍,但其衰落的历史,也远早于欧美各国而来临。

嘉庆道光年间,江南棉布的销路大为收缩,织布收益大为减少,人称“今则齐豫皆捆载而南,货多用寡,日贱其值”[89],“昔一丈之布羡米五升,而今则二升有奇”[90]。对照这种情形,上述俄罗斯和西方各国南京布需求的由盛转衰过程,正与江南棉布由盛转衰的趋誓相一致,也就是说,南京布的海外销场,既然占有江南布匹内外销场的重要地位,也就直接影响到了江南棉布的销场以至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