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品在17世纪50年代就由俄罗斯和中亚商人前往北京的驼队贩运到了俄国的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出售,其中就有南京布。[73]在1693年、1699年和1717年的3批俄国遣往北京的商队的输入商品中,均有南京布,其中后两批商队所购南京布,价格高达每匹3卢布。[75]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棉布,最为突出的就是南京布。[85]当时俄罗斯大批量输入南京布,在中文记述中其实也有间接反映。......
2023-10-16
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西方各国,则是较为后起的南京布的贩运者。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购买南京布,最初似乎只是作为装运当时最大宗的采购物生丝和丝绸的包裹物的。据说,生丝及丝织品包装的办法,向来是用箱子的,但到1730—1731年度,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而且后来一直采用,他们说:“我们有时曾考虑怎样去包装生丝的问题,我们发现南京布加上一块好的涂蜡的布,并以草席包裹,然后用绳捆扎,是有两大好处的,由于包裹本身捆扎紧密,就可以缩小体积,比之用箱所需的面积小得多。另一个好处是在包里的色彩比在箱子里要好得多。法国公司董事部觉察这一方法,他们命令韦拉挨将全部生丝用包运送。”[61]后来才可能发现南京布特别适合穿着,于是没有几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指令所属商船,“特别努力去搜购南京布,就是要真正在南京纺织的产品”,因为据说“总比在广州纺织的为好,广州织的洗后会脱色,而真正的南京布则肯定不会”。[62]
关于南京布的输出数量,严中平先生在其《中国棉织史稿》中已制成《广州对欧美海上贸易中的土布出口量》一表[63],列出了1800—1833年间英籍商船出口数、美籍商船出口数和出口总数,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时南京布输向欧美的情形。但严先生的统计始自1800年,而未将有完整记录的1786—1799年的数据统计在内,年代稍少;又只采录英、美两国商船的记录,而未采其他国家商船的记录,因而出口总数大大缩小,其统计更以5年为1组计算平均数,但有些年份如1813、1816、1818和1833等年实际均无美国商船的输入记录,因此平均数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实际出口数。因此,严先生的列表统计,并未确切显示其时南京布输出到欧美等国的基本情形和实际面貌。
1736年,“诺曼顿号”购得南京布甚少,但购得大量的长、宽、厚度较大的广州布,“里奇蒙号”则购得南京布10 374匹。这也是英国购买南京布的最早记录。接下来的将近30年中,大体上每年维持在数千匹至数万匹的范围。1739—1740年度,东印度公司的“沃波尔号”和“霍顿号”两艘船,装运南京布4 000匹。1741年,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4艘船装运了15 699匹南京布。1750年,只有英国船装运了南京布5 740匹。1753年,只有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与广州行商潘启官签订了包含有1 500匹南京布的合约。[64]1754年,英国船“斯塔福德号”等4艘船装运了南京布7 200匹。1757—1758年,有一艘西班牙商船从马尼拉到广州,“运来西班牙银元约200 000元,由潘启官经手购入大批南京布,丝织品和生丝等”。后来,英国东印度公司获悉,“另一艘到埠的西班牙单桅帆船,亦带来巨款订购上述货物”。1764年,各国商船共购买南京布60 917匹,其中荷兰船4艘,购买南京布15 000匹;法国船4艘,购买南京布11 510匹;丹麦船2艘,购买南京布26 400匹;瑞典船1艘,购买南京布8 000匹。1765—176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整个贸易季度购买南京布18 000匹。176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南京布20 000匹。[65]
177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购买南京布12 500匹,每匹银0.38两。1774年,该公司船签订新合约,其中10 000匹南京布每匹银0.38两。[66]1776年,该公司的鞑靼号(Tartar)船长Thoms Forrest在其航海游记中留下了一份原始记录,厦门赴苏禄群岛贸易的一艘中国商船所载货物清单及价格:其中3 000匹黑色的南京棉布,每匹在中国的成本价是0.75银元,在苏禄的售价是1银元。[67]
整个1780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每年按例运返英伦的南京布为20 000匹”[68],但各国商船输出的南京布数量迅速增加,1786年总数达37万余匹,到1790年超过50万匹,1794年接近60万匹,1795年即超过100万匹,1798年超过200万匹,1819年达到最高,超过300万匹,为3 359 000匹。其他年份多在数十万匹至200万匹以内。为清晰起见,谨将各国商船自1786年起历年购买的南京布列成下表。
欧美各国从广州输出的南京布(单位:匹)
(续表)(www.chuimin.cn)
表中*者,指中译文将原文“担”误作“匹”者,笔者据英文原著更正,并按每担100匹计算。
资料来源:[美]马士著、区宗华译《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
上表显示,自1786年至1832年,各国输出南京布有较为齐全的记录的是42年,总数达43 771 939匹,平均每年为1 042 189匹,考虑到有些年份缺少美国或欧洲其他国家的记录,此数当只会增加,而即此而论,每年为100余万匹,已属相当可观。如果以每匹银0.4两计算,则每年由广州输出的南京布,其价值即在40万—50万两之谱。由表显示,这些南京布,绝大部分是由美、英两国的商船所输出的,而尤以美籍商船最为突出,大约一半是由其输出的,特别是在1793—1810年间,美国商船大约输出了南京布的整整70%。但到1823—1832年的最后10年,美国商船的输出比重大大跌落于英国之后,大约只占总输出数的三分之一稍强。诚然,有不少年份,英美国籍以外的商船,输出南京布数量也不容忽视。如1786年,外商船只共70艘,输出南京布372 020匹,英国船53艘只输出南京布42 000匹,美国船5艘输出33 920匹,荷兰、丹麦、瑞典、法国和西班牙船12艘,却输出296 100匹,将近80%的南京布是由非英美船输出的。再如1792年,各国船57艘,输出402 200匹,其中258 100匹是由法国、荷兰、丹麦、热那亚、托斯卡那和西班牙船输出的,占该年输出总数的64%。[69]只是英美以外的其他国家船只,其输出南京布的数量和比例在逐年降低,到1800年时,基本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美国首次开往中国的商船就参与到了贩运南京布的行列。1784年8月25日,美国的“中国皇后号”从纽约驶抵广州,于12月27日返航,载运的商品即有南京布24担(864匹)。[70]由上表可知,自1786—1833年,美国商船39年有记录,平均每年达614 191匹,是英国商船输出数的1.5倍,其中有21年每年超过英船输出数。最高为1819年的2 932 000匹,次高为1798年的1 530 000匹,有9年每年超过100万匹,最低为1786年的33 920匹,到1832年,几乎跌落到美国起始贸易时的最低点。美国输出南京布,最为兴旺的是1795—1810年间,有数据的15个年头中,总数达到12 715 700匹,每年平均847713匹,15年中有12年超过英国,同时期英国每年输出322 653匹,美国是英国的将近3倍。
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和散商船只在1786—1833年间,43年有记录,共从广州输出南京布17 616 678匹,平均每年为409 690匹,其中最高为1828年的961 000匹,最低为1833年的30 600匹,第一次接近平均数是1799年的350 000匹,最初远超平均数是1800年的742 200匹;但持续超过平均数的年代是1811—1830年的20年间(其中只有1812年、1815年和1826年3年未到整个贸易时期平均数40余万匹),而达到平均每年589 664匹,接近整个贸易时期平均数的150%。从其贸易数的走向来看,到1823—1833年的最后10余年间,虽然其绝对数呈现出大为减少不断下降之势,在整个出口数中,其比重却维持在接近三分之二的水平。
上述南京布匹销向西方世界的情形,晚清人王韬曾有描述,谓:“沪人生计在木棉,贩输远及数省,今则且至泰西各国矣。”[71]诚然,江南棉布远输泰西各国,自然要比王韬所说早得多。
有关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的文章
中国商品在17世纪50年代就由俄罗斯和中亚商人前往北京的驼队贩运到了俄国的托博尔斯克和西伯利亚其他城市出售,其中就有南京布。[73]在1693年、1699年和1717年的3批俄国遣往北京的商队的输入商品中,均有南京布,其中后两批商队所购南京布,价格高达每匹3卢布。[75]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棉布,最为突出的就是南京布。[85]当时俄罗斯大批量输入南京布,在中文记述中其实也有间接反映。......
2023-10-16
[92]由中国输往日本的商品,生丝和丝绸、布匹占十分之七,[93]南京布当有一定比例。澳门葡萄牙人于1585年称:“日本人的衣服尽管是丝绸的,但他们的裤子却永远是松江布或细棉布的。”[94]由此可知,16世纪最后20年,每年输往日本的南京布,仅葡萄牙传教士所需要者就需三四千匹。[97]日本江户时代,由长崎入口的唐船,所载中国商品有较为系统详细的记录,但南京布数量微乎其微。这其实也是输日南京棉布日益减少的基本原因。......
2023-10-16
如前所述,1521年,抵达南京的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描写:“在南京这个地方有着各种各样的棉布和富商大贾。”马戛尔尼又记道:“孟买棉中国人主要用来生产所谓的南京棉布,但它是乳白色,非纯白。”其时,南京布在西方上层人士的生活中,已成为平常之物。在《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基度山伯爵》、《包法利夫人》等名著中,均出现了南京布的身影,小说中的主人公竞相穿着南京布制成的衣服裤子等。......
2023-10-16
黄金则原来只有从日本输出到中国,到正德新令时被严禁出口,到后来,黄金反而由清朝商船输出到日本,以换取日本的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54]有意思的是,《天保十二年唐贸易公文书》[55]中保留了有关中国黄金输日内容的文书,富有史料价值。上述呈文不独提供了其时清朝商人携带黄金输入日本的实例,而且透露了金银比价、黄金出口等具体问题。有关中国黄金输入日本一事,学界成果已多。上述呈文所反映的中国黄金输日情......
2023-10-16
在存留下来的苏州地区的房产交易文书中,笔者注意到,自乾隆三年五月起,开始出现“遵旨一书一绝”的文书,而且后来即呈日益普遍趋势,到乾隆末年,已经成为房产转移文契的主要书立方式。最早的“总书一契”文书书立于乾隆三年五月,载明“遵旨一书一绝,卖价已足,贴价已敷,仍凭严处拆卸改造,永远管业”字样。在苏州邻府常州,也有同治年间直接言明“今遵宪示,立卖杜一契为凭,不分立卖、找、杜三契”字样的绝卖房文契。......
2023-10-16
在至今存留下来的相关文书中,笔者找到了苏州地区买卖房产一次性议定正找各契的事例,胪列如次。前后收取房价正契银450两,添绝银3次共180两,添绝银是房价正契银的40%。议单还对可能引起纠葛的事项作出了规定。[13]同张屏侯、新侯卖房文书不同的是,此件议单声明“先将交易事宜议明方始成交”,但未对何以一次性议定正契银和推收、杜绝、加叹三契作出说明。......
2023-10-16
雍正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俞兆晟奏称,江苏分县之后,应行应止事宜,有欠粮一事,其流弊宜立法肃清。同时一面出示遍行晓谕,一面行文通饬州县清查粮册,归并子户,改正诡名飞洒包揽,逐一跟求,务使皆有着落,欠多之州县,责令该管道府,亲行督察,分委佐贰协力查比,期于彻底澄清。所以从前令张楷将江苏民欠清查分晰,但张楷并不清查,奏称俱系民欠,请分年带征。......
2023-10-16
[1]严先生的论述,较为准确地阐述了所谓南京布的产地及对英国的销售情形等,但未解释为何产自苏松地区的布匹会冠上“南京”字样。[3]樊先生同严中平先生一样,未对南京字样置辨,而认为既然南京布的生产地域在上海附近,就理应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以上各家对于南京布的产地的观点,事实上均未准确地解释何以西方人会将产于苏、松地区的棉布称作“南京布”。......
2023-10-16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