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地域文化：西方人眼中的南京布

2023-10-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如前所述，1521年，抵达南京的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描写：“在南京这个地方有着各种各样的棉布和富商大贾。”马戛尔尼又记道：“孟买棉中国人主要用来生产所谓的南京棉布，但它是乳白色，非纯白。”其时，南京布在西方上层人士的生活中，已成为平常之物。在《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基度山伯爵》、《包法利夫人》等名著中，均出现了南京布的身影，小说中的主人公竞相穿着南京布制成的衣服裤子等。

如前所述，1521年，抵达南京的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描写：“在南京这个地方有着各种各样的棉布和富商大贾。”^[24]这可能是最早描述南京出产棉布或中国南京布的西方记述，至迟其时南京布已为西方人所初步知晓。

成稿于1644年的传教士何大化的《远东亚洲》说：“盛产水稻和棉花。棉花织出来的布，我们称之为‘松江布’（cangas），产量之大，不仅充斥全中国，而且中国的四邻也充溢。”^[25]此说将南京布的生产范围具体框定在了松江府。

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国使者马戛尔尼使团人员比较详细地描述了南京布。马戛尔尼本人记道：“这里应指出，因价钱便宜、穿着舒适和色彩漂亮为英人普遍使用的中国南京棉布，却并非如大家想象是染成的，而是用一种当地的棕色棉花制作，这种棉花主要在江南和浙江省种植。我从可靠来源得知，这种棉花在吕宋岛马尼拉境内也生长。”马戛尔尼又记道：“孟买棉中国人主要用来生产所谓的南京棉布，但它是乳白色，非纯白。”“现在东印度的白棉在伦敦每磅售10便士（见1794年6月的时价），但若以每磅一先令售卖，仍比西印度棉价便宜大约三分之一，因之这一条件，加上我们使用机器（在中国从未用机器生产），减少劳动费用以及染料的节约，可以在短期内以低价格向曼彻斯特（Manchester）百姓提供南京棉布，完全排除我们目前从广州进口这种货物。”“我知道，原料本身就比其他国家的要好，但我听说里昂（Lyon）和斯皮塔尔菲德（Spitalfield）的纺织品有时甚至超过南京棉布（Nankin）”按马戛尔尼的说法，南京布“是用一种当地的棕色棉花制作”，其产地主要在江南和浙江省；其特点是“价钱便宜、穿着舒适和色彩漂亮”，因而为英国人所普遍使用；英国人将印度侵占为殖民地后，将棉花输出到中国，中国人用以织作棉布，也称为南京布，“但它是乳白色，非纯白”，也非棕色或蓝色的；如果英国人进口印度棉花，以机器生产的成本优势，可以排除从中国进口南京布。^[26]后来英国纺织工业发展并向中国倾销棉纺织品的事实证明真是这样。马戛尔尼的随员巴罗则记道：扬州至苏州之间，“主要产品是一种棉布，淡黄色，在欧洲以‘南京棉布’（nankin）而闻名”；江南省的“大城南京一度是国家的首都。这里生产同名的漂亮耐用的棉布（原注：即nankin，南京棉布），并输往广州港；再从广州港装船运往世界各地。中国人很少穿本色布，除了丧服外。但主要输出，从孟加拉和孟买带回大批未加工的白棉布，他们发现这种外国布比贩卖的南京棉布价钱便宜。白棉布用来制作丧服及其他少量的服装，大多染成黑色或蓝色”；甚至当拉·伯鲁西（Monsieur la Perouse）抵达有中国人居住的萨哈林（Saghalien）岛时，“他发现居民身着蓝色南京棉布（nankin）”。^[27]巴罗对南京布的描述与其上司大体相同，只是称在欧洲以“南京棉布”（nankin）而闻名的布是“淡黄色”的。

嘉庆二十一年（1816），英国第二次出使清朝的使者阿美士德，其随行医官记述：“由于传教士的著述，南京已为欧洲人所熟知，加上以南京命名的特产使其名气更大，所以南京成为使团成员们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在南京城外，南京布公开出售。人们猜测用于织造这种布的黄棉花找不到，而在几个地方都看到有白棉花种植”。^[28]也称南京布是黄色棉花织成的，是南京的特产，所以以南京命名。

1830年，T.S.莱佛士（T.S.Raffles）在《爪哇国》中写道：“中国和爪哇之间的直接贸易范围很广，由中国航船运载，全是中国资本，每年从广州和厦门来的船有八一十条，载有茶、生丝、丝绸、漆伞、生铁、瓷器、南京布、纸及其他一些小项货物。”^[29]

鸦片战争开埠后不久，1843年底到达上海的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Robert Fortune）描述，英国的“白棉布很受中国人的欢迎”，“上海已经成为我们英国棉纺制品的一大市场”，而“实际上，这儿是南京棉的一大产区，大量的棉花就从这儿运往华北、华南以及附近的一些岛屿。所产棉花既有白棉花，也有黄棉花，南京布即由黄棉花纺织而成”。^[30]1830年代，在广州美商旗昌洋行供职的亨特（William C.Hunter）记载，每年由广州出口的中国商品，除了丝织品，“还有大批黄色的南京布”，在外国船只停泊的黄埔，当地人轮番推销南京布衣服，广州的外商为防止蚊子叮咬，“白天穿上用南京布做成的宽松的靴筒子”。^[31]所谓黄色的南京布，实际均指江南棉花织就的本色布。

其时，南京布在西方上层人士的生活中，已成为平常之物。在《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基度山伯爵》、《包法利夫人》等名著中，均出现了南京布的身影，小说中的主人公竞相穿着南京布制成的衣服裤子等。^[32](www.chuimin.cn)

1857年，俄国学者阿·科尔萨克在其著作中描述：“平常的或者正规的（论件包装的）南京小土布是蓝色的，只是深浅有所不同，颜色越深质量越被看好，于是俄罗斯商人想要更深颜色的，不愿意要浅色天蓝色的，而是要樱桃红和铁色的。”^[33]同时期的另一俄国人特鲁谢维奇也描述：“土布是蓝色的，还带有一些过渡色：天蓝色、铁灰色、樱桃色；除以包为单位出售的普通土布外，还有其他的高光泽的土布。”^[34]后来又有俄国人称，中国布是彼得时代末期的“一种中国土布，多染成蓝色，价格比较低廉”^[35]。

综合上述葡萄牙人、英国人和俄国人等域外人士的记述，可以断定：南京布是苏松地区生产的棉布，因产地属于明代的南直隶（南京）而得名；因其棉花非纯白色，而呈淡黄色或棕色，故布匹呈现从浅蓝到深蓝各色；后来英国人向中国输入印度孟买棉花，再返销回英国的布匹也泛称为南京布；俄国人笔下的南京小土布、南京土布、中国布通常就是欧美人所称的南京布。

关于外人眼中南京布的规格，据美国人马士描写，1736年，东印度公司船只指令其所属商船“特别努力去搜购南京布，就是要真正在南京纺织的产品”，因为据说“总比在广州纺织的为好，广州织的洗后会脱色，而真正的南京布则肯定不会”。“里奇蒙号”共购得南京布10374匹，而“诺曼顿号”购得的“南京布甚少，但购得大量的长、宽、厚度较大的广州布”^[36]。1737—1738年，公司船“萨斯克斯号”和“温切斯特号”装运的南京布，每匹成本为0.31两，是“通常的长度和宽度”^[37]。在18世纪后期，每年按例运返英伦的南京布，“每匹成本0.400两，6码长，13.5英寸宽”^[38]。

苏松地区所产的棉布，型号长短阔狭不一，“南京布”略当于小号布匹。松江府青浦县布业巨镇朱家角，布有刷经和拍浆两种，又有大号、小号，“小号门面阔八寸三分，长十八尺；大号门面阔九寸五分，长十九尺”^[39]。上海县所出布匹，清初人叶梦珠描述：“最狭而短者，名小布，阔不过尺余，长不过十六尺。”^[40]清中期褚华描述：“凡布密而狭短者为小布，松江谓之扣布。疏而阔长者为稀布。”^[41]该县各地所出布匹，“有小布、稀布，小布以十九尺为率，稀布亦不过廿三尺”^[42]。南汇县所产“标布，长十六尺，阔八寸，为平梢，销杭嘉湖等处。长二十尺，阔一尺，为套段，销东三省等处。扣布，阔一尺四寸，长不等”^[43]。嘉定县棉布名镇罗店所产棉布，“有套布、泗泾布之名，每匹一丈三尺至五六尺不等，精粗不一，价亦不同”^[44]。为松江府娄县和嘉兴府嘉善县所共辖的棉布业巨镇枫泾，所出棉布，“阔曰大布，狭曰小布，农妇藉以为业”^[45]。太仓、常熟之交的绿溪镇，“机户所织飞花布长一丈六尺，宽九寸三分”^[46]。太仓州沙头镇出产棉布有刷纱、浆纱之别，“紧密耐着，著名沙头布。……乾隆三十年间，每匹限官尺十九尺五寸，阔九寸五分，细者一匹，制钱（“钱”原文误作“镇”——引者）二百五六七十文不等。两端织红彩线，名曰大布。小者减三尺五寸，名曰小布。然以粗细低昂其价，必相去数十文”^[47]。崇明县所产“大布，阔一尺七八寸，长八九丈，他处所无。小布，阔一尺二三寸”^[48]。清代前期，朝廷每年在松江地区采买的棉布，门幅较宽较长，也不过“每匹二丈，七日而始得告成焉”^[49]。可见，苏松各地所产小号棉布，约在16尺长1尺阔。

对照外国人笔下所记，结合苏松棉布的规格，甚至对照官方采办江南细布的规格价格等，可知南京布的长、宽和厚度均不如广州布，所以俄国人将其称为南京小布；南京布深受西方各国欢迎是因为其洗刷后不会褪色，而广州布会褪色；苏松棉布中的“小布”又名“扣布”，较之稀布门幅要狭、长度要短，一般长16尺、宽1尺左右，南京布平均6码长，13.5英寸宽，合公制长5米多、宽0.34米，^[50]正是一匹苏松小布棉布的普通规格。

明清江南地域文化：西方人眼中的南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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