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西方各国,则是较为后起的南京布的贩运者。这也是英国购买南京布的最早记录。1741年,只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4艘船装运了15 699匹南京布。1765—176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整个贸易季度购买南京布18 000匹。为清晰起见,谨将各国商船自1786年起历年购买的南京布列成下表。诚然,有不少年份,英美国籍以外的商船,输出南京布数量也不容忽视。美国首次开往中国的商船就参与到了贩运南京布的行列。......
2023-10-16
关于南京布,严中平先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利用美国人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论述道:“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首次贩运中国土布,指定要南京手织品,认为广州货洗后褪色,而真正南京货则不褪色。到了八十年代,公司曾经常地每年贩运土布两万匹到英国本土去。这个数量到十九世纪初年便扩大到二十多万匹。真正的南京土布,或东印度公司指定订购的所谓棕色土布,不知究竟出产在那个地区,大约即江南苏松一带所织的一种紫花布。这种土布在英国曾风行一时,如今人们还可以在伦敦博物院里看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正是中国的杭绸衬衫和紫花布的裤子。”[1]严先生的论述,较为准确地阐述了所谓南京布的产地及对英国的销售情形等,但未解释为何产自苏松地区的布匹会冠上“南京”字样。
稍后,全汉昇先生论道:“早在十八世纪的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Nankeen)’。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家也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2]全先生认为南京是清代江苏省治,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这说到了苏松棉布与南京的关系,但未说清何以称南京,而不是清代的江苏或江宁,因为南京在清代是江苏的省会,两江总督所在地,但当时改称江宁,而非南京。
新近,樊树志先生在引述了全汉昇的论断后说:“足见‘南京棉布’已在欧洲享有盛誉。精确地说,既然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的棉布,理应叫做‘上海棉布’或者‘松江棉布’才比较名副其实。不管叫什么,江南棉布在海外风行一时,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嘉定县、宝山县出产的紫花布,尤其成为欧洲的畅销货,用它制成长裤,流行于19世纪初的法国。这种紫花布裤子,也是英国绅士的时髦服装,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中,还可以看到当年进口的中国棉布。”[3]樊先生同严中平先生一样,未对南京字样置辨,而认为既然南京布的生产地域在上海附近,就理应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
金国平先生在2000年就认为:“‘canga’可能源于吴方言gang,即‘江’。指紫花布,即‘南京布’。”[4]嗣后他更进一步论证说:“‘Nankeen’一词,现在一般的译法是‘南京’。但仔细研究起来,‘南京布’实际上是后人望文生义而产生的一种译法。显然,‘Nankeen’是汉语南京的对音,但19世纪英文著作给出的不是‘南京布’这个名称。1819年在澳门出版的马礼逊《华英字典》内,在‘紫’词条下,我们可以看到关于‘紫花布’的解释,所给出的对应词是‘Nankeen cloth’。因知‘Nankeen cloth’,或简称‘Nankeen’的汉语对应词是‘紫花布’,而不是‘南京布’。到了1863年在香港出版的英语《中国通商指南》有了更详细的说明:‘NANKEEN,紫花布tsz'huá pú;土布túpú或赤条布chih ú。这种耐用的棉布是外国人依据其原产地Nanking命名的,据说这种棉布是在Nanking开始纺织的,原料是江南(Kiangnan)出产的彩绵。’”从而,他得出结论道:“总而言之,‘g(c)anga’这个词在不同的场合,应该译成不同的中文对应词。在指本色松江布时,它的对应词是‘紫花布’,但是指白、黑、蓝、青、红及其他单色的情况下,应该译为‘松江布、土布、粗布或棉布’。”2015年,金先生撰文,仍坚持这一看法。[5]在吴语发音中,江发成“gang”,可以指江;“canga”发音接近松江,有可能指松江,这一点,金先生的解释似可成立。但自16世纪初期葡萄牙人的著述到19世纪的英文著作给出的南京布的解释,均是指产自南京的棉布,用的是“Nanking”或“Nankeen”,产自南京的棉布是一种棕色的、淡黄色或蓝色的紫花布,对此,金先生未曾作出说明,似也无法说明,而且,马礼逊《华英字典》将紫花布解释为“Nankeen cloth”,并不可以理解紫花即Nankeen(南京)。
2005年,陈国栋先生撰文认为:“十六、七世纪时,欧洲人将江南省(江苏)称作‘南京’,而用‘nankeen’指当地所产的棉布。因此‘nankeen’应该就是指松江棉布吧。”[6]然则16世纪还并无江南省,而且南京棉布应该就指松江棉布,陈先生也未解释。(www.chuimin.cn)
以上各家对于南京布的产地的观点,事实上均未准确地解释何以西方人会将产于苏、松地区的棉布称作“南京布”。其实,1521年,抵达南京的葡萄牙人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即描述,“在南京这个地方有着各种各样的棉布和富商大贾”[7]。皮雷斯知道“南京有着各种各样的棉布”,显然是受贩运中国商品前往东南亚的闽南人的影响。16、17世纪时,占领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以“mantas de Lanquin”称南京布。闽南人称“南”为“Lan”,“京”为“quin”,Lanquin即南京。[8]在明代,苏、松地区属于南直隶,即南京,明时外国人乃将产自南京行政地域范围的棉布称作南京布,顺理成章。入清以后,外国人沿用明时称呼,习惯上仍称南京布,极为自然。因此,无论是明代出现的南京,还是清代外国人理解的“依据其原产地Nanking命名”的南京,均不能像金先生那样“应理解为‘南京省’,即江南省”[9],盖因清代并无“南京省”之说,江南省则时人也从不称其为南京。
明清时期,紫色棉花和纺织的紫花布确为苏松地区的特产。紫花布其名,明中后期始见记载。嘉靖《常熟县志》载:“棉花,有白、紫二种,种宜高垅,西北乡人岁计赖焉。”[10]万历《嘉定县志》载,该县所种棉花有紫花,棉布有紫花布,而且“近时民间多衣紫花布,无间老幼”。明末陈继儒主纂的《松江府志》载:“独紫花布以紫花为之,不加染工。”[11]同时人殷聘尹也记,嘉定县外冈镇,所产“紫花布,价倍于常布”。又称:“犹记少时多见人以紫花布为衣,今已绝无,即衣之,群相嗤以为鄙。”[12]可知紫花布是松江、嘉定等地人喜欢服用、较为贵重的有天然色彩的特色布匹,而当明末闻名于西洋时,江南当地人已不怎么穿着了。入清后,嘉定县罗店镇,织有紫花布。[13]马陆镇,所产棉花有“白花、紫花”。[14]常熟县支塘镇,所出棉花小白花、红花、小青花以外,别有一种“名紫花,织成布色紫,较贵于本色布,商皆珍之。以其歉收,种者绝少”[15]。嘉庆时人王锺记,上海县法华镇,各色布匹外,“又有紫花布,专行闽、广”[16]。清代前期,在浙海关的分口平湖县乍浦,广东商人贩运江南棉布,多是当地所产,“惟紫、白、标则来自上海”[17],说明其时上海仍产紫色布。清中期,上海县和嘉定县共辖的诸翟镇,遍地种植棉花,“色有紫白之分,然惟白者尚,紫者间或种之”[18]。道光时松江人称:各种布匹为“紫花蒲汇,飞花泖湾,乌泥象眼,龙华药斑,九寸兼丝,七宝金山”,这些布匹“紧胜云缯,稀疑雾縠”。[19]蒲汇即蒲汇塘,[20]属松江府华亭县和青浦县共辖。其地有七宝镇,盛产棉花,镇志载:“吾乡种此者十居六七。种有早、晚,色有紫、白,吾乡所种者皆白色,以供纺织,且资远贩,公私赖之。”[21]其中就有紫色棉花。鸦片战争后,上海县所出棉布,“以紫花织成者为紫花布。此种虽有而不甚多。至宝山、真如界所产,则紫花尚矣”。光绪《月浦志》记,宝山县月浦镇,棉花有紫、白二种,“月浦以此为大宗”,又出斜纹布、棋花布、紫花布等。[22]民国初年的地方志书记载,辖属金山和华亭的张堰一带,所出棉布,“以紫花织成者曰紫花布,能养血,宜老人服”[23]。紫色布,因为用天然紫色棉织成,所以不褪色。
紫花布著名于海内外,但“种虽有而不甚多”,“价倍于常布”,而且原来盛产紫花布的嘉定县外冈镇,到乾隆时编志时物产门已不见其名,常熟县支塘镇的紫花棉种植,到乾隆时因歉收种已绝少。这样的棉花,产量有限,以之织成的布,自然不可能作为大宗商品大批量远销海外。因此,为外洋所盛称的“南京布”,当其大量畅销时,当是苏松地区所产的极为普通而有特色的小布。明后期直到清中期,徽州商人、洞庭商人和闽广商人等贩运的江南布匹,应该就是包括紫花布、沙头布、赤沙布在内的江南棉布。这种紫花布不仅出产在上海一地,明清时期苏州府的常熟县和属于太仓州的嘉定县等地也产,江南小布则更是整个苏松地区常见的代表性布匹,因此不宜将“南京布”限定为“上海棉布”或者“松江棉布”、“松江布”,将其理解为“苏松棉布”或“江南棉布”可能更符合其本来面目和历史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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