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的清查进展及组织机构搭建

雍正七年正月，朝廷特派户部侍郎王玑、刑部侍郎彭维新前往江苏，会同署理巡抚尹继善、巡察御史伊拉齐、布政使赵向奎总理清查事务，清查自康熙五十一年以至雍正四年间及雍正五、六两年间积欠钱粮1 200余万两，以3年为限期。畀以钦命总理清查关防一颗，以专责成。这就使清查由地方自查改为由钦差和地方要员共同负责并以钦差为主的专查格局，“清查”由此进入了新阶段。

王玑等受命后，即宣扬皇帝德意，刊布上谕，遍贴城乡各处，随后出示晓谕，分晰开导，敕令据实自首，同时配备清查组织架构，由布政使赵向奎草拟、清查大臣共同酌定清查条议，而后通行各属，缮造确册，使家喻户晓。

组织架构是关键。早在上年十一月，署理苏州巡抚尹继善即奏请留用和选用了20余名官员，协助清查，现在又行奏请，前曾留用4人之外，拟在废员内挑选原任徐州知州张昕、原任长洲县知县薛仁锡、原任奉贤县知县张荫圻、原任萧县知县吴大成、原任仪征县知县郭纯5人，均堪委用，而且核算钱粮、查对册籍均需员协理，拟从各府州佐杂选择散职中能办事者数十员，一并委令协查。^[13]到四月，钦定分查大员9人，俱陆续齐集苏州，祗受印信，前往办事；协查各官，在部拣发者有魏化麟、杨口祖等23员，及李庚星、徐日炯2员，尹继善保题的有罗继洪、江之炜、陈陛诚、严接等4员，王玑等保出者有孙琰、王不党2员，共知县以上官职者31员，其中魏化麟、严接和江之炜3人已实授县令，实存28员；其余各总理和分查大员及浙江总督李卫所举荐者，有郑金等22员，合计50员，大多已经报到。^[14]这样，整个清查架构有来自皇帝钦派的部院大臣和封疆大吏的总理大臣4人；来自道员、知府或京官的分查大员9人，分查常州府钱粮是苏松粮储道冯景夏，分查太仓州钱粮是湖广岳常道温而逊，分查松江府钱粮是前任苏州知府王溯维，分查淮安府钱粮是给事中钱兆元；来自革职原任知县、由部分发者、府州佐杂中拣择者及各大员荐举者的协查各员50余人，基本是知县级官员。协查官大体上钱粮多者每州县一人，少者一人兼理二三处。

组织机构搭建后，清查工作迅速展开。如分查太仓州钱粮道员温而逊，谨遵皇帝的旨意，认同“历年积欠官侵甚少，民欠之外，吏蚀居多”的看法，认为果能先将官侵、民欠二者划然分清，则吏蚀自必水落石出，无所容其隐匿，因此一面各地查核欠数，开造清册，并注明粮户确实姓名住址，以便逐户挨查，一面开导劝谕，鼓励官吏自首侵蚀情节，可以免于治罪。又让州县设柜，劝令尽力完纳，同时设局查核欠数，开造清册。更恐奸胥恶棍强绅劣衿互相串通，暗中作弊，时加访察，任听欠户亲自赴局，查对所开欠数，少有舛错，立行重惩。温的做法，据说大见成效，仅仅两月，“自首完纳者不乏其人”，给予印票，将银贮库。^[15]到七年七月，查实太仓州积欠166 804两，自首侵欠银121 779两，吏役花户已完在柜银5 130两；镇洋县积欠181 066两，自首侵欠银115 482两，吏役花户已完在柜银1645两；嘉定县积欠711 954两，自首侵欠银225 567两；宝山县积欠768 909两，自首侵欠银83 215两。^[16]其中原任大学士王掞父子叔侄共亏空银46 000余两，迄今仍无文书行知，难以着追。^[17]

与此同时，温而逊极力主张利用清查积欠的便利，改变征粮办法，敕行版图完粮之法。所谓版图完粮之法，温任太仓知州时曾实行过，据说实行时“本年钱粮得以全完”，颇著成效。其法“田在某图，即在某图完粮，纵有田跨几图，田连数甲者，俱于各图各甲分立户名”，盖因其人既耕此图之田，便应纳此田之粮，其田不能欺隐，其粮无由蒙混，“其粮既定，又用滚单征催，田多而少，自始而终，悉听业户亲交，不许他人代纳”。因此温在上年冬季引见时先曾条陈，现在又提出应该当此清查之际，通行此卓有成效的版图完粮法。若令州县就便分晰图甲，开造田粮清册，从此一劳永逸，实为万世之利。^[18]温随后遵照皇帝谕旨，将在太仓时所行册卷抄录式样，携带赴苏，往会署理巡抚彭维新，并禀知巡抚尹继善商酌采行，办理清查。^[19]

分查松江府钱粮王溯维也在受命后，拟定汇欠顺庄之法，厘剔松江花分诡寄之弊，与设柜听完之条，列为六款，到苏州时分呈总理清查诸位大臣。于四月初一日受印后，王即前往松江宣传皇恩，饬令自首。一月之后，书役出首8万余两，乡绅出首1万余两。又严行督率协查各官整理汇欠册，渐有头绪，对于奸胥恶棍试图阻挠清查而巧借使费名色蛊惑人心之劣迹，严行禁止，申明不许里书向业户需索分文，刊刻告示，并饬行八县遍贴城乡，广而告之。^[20]后来到九月初，查出自首华亭、奉贤二县官侵银共25 000余两，役侵银2 000余两，绅士自首愿完银78 000余两，已完银27 400余两，^[21]也有成效。

御史伊拉齐也在苏松等地清查后发现，“民欠中有官役全侵蚀者，有实欠在民者，而民欠中更多有绅衿积欠者，绅衿之中又多有家富田广竟不完粮者，此系有意抗欠，并非无力穷民可比”，如太仓王奕清、松江张棠等人，“田地广而积欠尤多”^[22]，就是突出的反面典型。

总述钦差与地方要员这前半年的联合清查工作，分查太仓、松江钱粮的大员温而逊、王溯维等人较为得力，业绩不俗，但总理大臣层面似乎关系尚未理顺，互相之间未能和衷共济，共谋良猷。大政多由布政使赵向奎主张，甚至独断专行，^[23]总理部臣与分查大员并未公同会议立有成法，“彼此之间各执己见，使下吏无所遵从，是以半年以来毫无头绪”^[24]。总理大员王玑曾任江常镇道，声名卓著，据说“操守清洁，材具明敏，不阿附取容，不苟且了事”^[25]，但兼署江苏巡抚后，“但见徒有悠扬自得之色，毫无敬慎图报之心，而且好尚私人，以致钻营妄诞之辈渐皆奔逐其门，复济以赵向奎之骄矜狂口，遂而事无可否，任意纵横”，前后易辙。平时与赵向奎二人，“不独于办理亏空清查民欠等事，或任委员之操纵，或凭胥役之主张”，还曾向松江府知府张文英百计搜求。^[26]前往淮安，又因相见仪注，与分查淮安府给事中钱兆元相争，彼此不合。^[27]这样轻狂不识大体的总理大员，自然难以出色完成钦派的清查要件。州县印协各官也多不得力，配合不够积极主动。总体而言，清查进展不大。监察御史伊拉齐的奏报称，清查民欠一事“明知弊窦多端，竟不见查出一件，且经承自首侵蚀率多勉强，官侵一项并无自首，而绅衿完粮，亦寥寥无几，明系官吏互相遮饰朦混”^[28]。雍正帝将王玑和赵向奎革职，改由彭维新署理巡抚，七年七月，又派出工部侍郎马尔泰前往江南，会同彭维新、尹继善、伊拉齐总理清查钱粮之事，御史安修德前往协同办理，以加强清查力量。

马尔泰于闰七月初五日履任后，就有关事宜向署理巡抚彭维新、御史伊拉齐“详细询问，面同熟商，彼此意见相合”，能够协心办理，又沿用惯常做法，刊刻上谕，宣布皇仁，颁示各府州县，无论城市乡村，遍贴晓谕，“使百姓咸知皇上圣恩，是为良民除累至意”，同时再令分查大员及府州县印官协查人员谆切开导，化奸为良，令其首报，予以自新之路，一面与彭维新、伊拉齐、安修德，以及冯景夏、温而逊、王溯维等，公同商议，使分查人员各陈己见，因地设法，务期斟酌尽善。各府州分查大员抓紧时间，督催所属州县造具历年汇欠清册，以便逐户挨查。据说一时之间“各州县现在申报花户完纳银两，与胥役大户自首之数颇多”^[29]，清查工作顿显起色。

仅仅两个月，各地查出从前官侵吏蚀弊窦多端，“有本系州县官侵那亏空捏作民欠者，有胥役豪棍包收侵蚀者，有官吏通同侵隐者，有绅衿大户抗欠者，有本身侵欠数多贿买别人肩认并有捏名混首者，种种不一”。更可喜的是，苏松粮道冯景夏，实心搜查，追出无锡、金匮等县历年经承区书李铭儒等家世相传的私立科销、抄柜、净欠等底簿，名色不一。据说每一区之底簿，可卖银二三百两不等，“总系从前各役舞弊花分并侵蚀钱粮实数粮户的名，俱在此项簿内开载，各有暗记，局外人不能深悉”。李雇请的书算民人杨士玉将李经管之天上一区私收十五年的底簿二百多本尽行首出。冯景夏随后令书吏据实自行指出，“查核实在完欠，丝毫不爽”^[30]。冯景夏将底簿连人一并差送到苏。伊拉齐亲自与杨士玉查对，始知此种簿内所开花户姓名田地额粮，以及每年完欠数目，俱皆详悉。凡是区书所侵蚀者，如以完作欠、飞洒花分、诡户诡名等，各有私记暗号。伊拉齐随即审问杨士玉，别区有无此簿，答称“不惟无锡一县十五区俱有，即各府州县无不有此底簿，但名色各别，记号亦不一，若无此底簿，难以作弊”^[31]。冯景夏陆续又将武进等县的同类底簿追出。赋税册籍底簿的查获，书吏侵蚀赋税钱粮的作案情节全部显露，这就为清查工作打开了突破的缺口。(www.chuimin.cn)

马尔泰、伊拉齐等严饬各府州县，务令查追各役逐年作弊私立底簿。搜查工作立竿见影，次日苏州府即将附郭吴县、长洲、元和三县私册查出十之八九，随后苏、松、常三府各种底簿均有缴获。^[32]只要各地官员询明簿籍记号，尽心尽力，逐本逐名磨对细查，则侵蚀之项飞洒之弊，俱不能隐蔽，清查工作自会进入新境界。

清查钱粮拖欠，前提是要厘清具体欠数，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积欠的类项。清查之初，雍正帝即谕令总理大臣，“分晰官侵、吏蚀、民欠三项，丝毫不容混淆”^[33]。为此，清查大员专门确定编造汇欠册和汇查册。民间原有钱粮册籍形式繁杂，往往粮户不载实姓的名，花分诡寄、绅衿地棍包揽以及里书胥役改动票串、侵蚀舞弊的手法千奇百怪，旧欠与新征项目混淆不清，要编造出基本符合实情的汇欠、汇查册籍，需要繁复的过程和相当长的时间。借力于征收底簿的起获，到七年十二月初，各地汇欠、汇查二册终于大体编就，^[34]为清查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凭借。清查官员也通过编造汇欠、汇查二册，大体上了解了各地征收钱粮的具体操作过程和存在的形形色色问题，又有清查册籍可据，从而打开了清查工作的新局面。

清查钱粮，大员们得到的皇帝的指示，是要查清积欠，分晰出官侵、吏蚀、民欠三项，务期清厘。但无论是总理清查大员，还是分查大员协查官员，大多将皇帝的谕旨理解成清查是为了追征，声称“户部行文，有凡愿完旧欠者，仍准输纳”，因而“将停征之项概行催征，名为‘劝输’，而差役追呼甚于严比，百姓不堪其苦，欲诉无由”^[35]。清查中，也往往操之过急，重在追征，全省范围内“督责急，逮捕比校无虚日”^[36]。如对于吏蚀，朝廷的政策是准令自首，而后分年带征，但“各属不知缓急，一经首出，即有严加追比者”^[37]。

其实雍正帝的本意，只在厘清积欠，意不在征取，而各地却在先后报送清查追征的业绩。雍正帝大概感觉到清查偏离了根本方向，乃于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下谕：“清查各员俱以完纳钱粮为重，而以清查官侵、吏蚀、民欠置之度外，与朕旨不大相径庭乎？著将未完积欠概行停征，其中或有官吏侵蚀，今自首完纳赎罪者，听其交库外，其余民欠即有情愿交纳者，亦不准收受。”^[38]这个谕旨，由六年十一月的暂停带征进而明确为概行停征，而只收自首完纳者，不收民欠愿交者，当也会将当时大力催征民欠的过火做法降下温来。

但实际实行过程中，如太仓州等，汇征积欠的做法却始终未曾停止。直到雍正八年年中，清查限时已过一半，彭维新收到马尔泰密函，称“各属有输纳者，即饬该首府另柜者暂收，登注所造册粮名下”。可见直到其时一直追征不辍。对此，彭维新非常愤慨，认为如此做法，实乃“大误”。盖因清查钱粮，“惟应悉心专察，一一得实，俾官侵不混入吏蚀，吏蚀不混入民欠，民欠不混入官侵、吏蚀，始不负彻底清厘之至意”，“清查所务者，查也，非务及输纳也”，上谕允许自首免罪，惟期根底明白，未曾稍及输纳，正是此意。^[39]雍正帝也在温而逊表白如何追征绅衿包揽的奏折上批道：“朕实为汝等愧之，尚何颜具此奏也。勉为之，慎为之。”^[40]联想雍正帝的相关指令，看来彭维新和苏州知府童华等人，是吃透皇帝关于清查旨意的，因而在随后的清查中，才能抓住根本，确保清查朝着既定目标开进。

清查方向拨正，尺寸掌握较前稍宽，原定侵蚀或民欠数量就要核实。尹继善等总理清查大臣于二月内通饬分查大员，“督率各属细加分别，除侵蚀有凭有据，有与有受，质对明白，毫无疑义者，不许任罄翻腾狡展外，或其中稍有游移纵混之处，务必推敲确实，秉公改正，不得捏饰朦混”。三四月间，又据各地禀报，遵循核改，其中清查较烈成绩卓著的常州地区，蠹书生事吓诈小民，分查大员冯景夏定案时未免胶执过严，尹继善分派人员抽图查封，传唤图书粮户质讯，选择侵蚀项下毫无实据者，“俱一一改正，使经承图差之实在侵蚀不得混淆，而于清查案内生事吓诈之蠹书已访确拿究”，新造册籍时，磨对更正。^[41]

到九年底，历时数年的全面清查基本结束，核对明白，无有混淆，共查出康熙五十一年起至雍正四年共积欠10 116 300两，其中侵蚀包揽4 726 300两，实在民欠539万两。^[42]大约官侵吏蚀占总数的47%，实在民欠约占53%。民欠中又以绅欠居多，并且混杂了官员胥吏侵蚀者。因此，如果加上官役自首侵蚀钱粮189万余两，实际官吏侵蚀银达661万余两，占全部拖欠银的五成五，如此说来，官役拖欠实际只会等于或高于真正的民欠。

上述清查，前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自三年九月到六年底，是为自查自厘阶段；自七年正月到九年底，是为钦差和地方要员联合查案阶段，其中又可分为前后两段，前半年和后两年半。清查的宗旨及措置：第一阶段是分年带征；第二阶段由暂停带征到概行停征，并由停止征收到只查不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