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工商铺户承值应差之背景分析

2023-10-16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对于工商人户来说，承应地方官府的差务，行业、范围和负担比重，都是较为固定的。这些衙署的运作和修葺，需要民众，特别是工商人户承担差役负担。丛集在衙署中数量惊人的衙役，更要从工商人户的应值差承中获得谋生之资和非分之利。[69]事在四川，重庆工商户承担的差务自然特别繁重。

上述各行各业承应官府差事，成为重庆城市工商人户的沉重负担，有着极为突出的社会背景。道光二十六年巴县衙发布告示：“渝江为水道通衢，商贾辐辏，船艘往来，官长送迎，差务络绎，或遇兵差过境，急报飞驰，稍有迟误，干系均属匪轻。”^[52]档案材料显示，清代重庆的差事，较之同时期的任何地方似乎都要繁重复杂。由上叙述可知，重庆的差事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个大类。

一类是地方官府差务。对于工商人户来说，承应地方官府的差务，行业、范围和负担比重，都是较为固定的。

巴县为重庆府附郭县，在《清史稿·地理志》中列为“冲、繁、难、倚”^[53]。该地的文武大小衙门，主要有学政试院，川东道署，重庆府署、同知署、经历署、通判署，巴县署、县丞署、典史署、巡检署，府、县学教谕训导署，重庆镇署、中营游击署、中营守备署、左营游击署、左营守备署、右营守备署等。^[54]这些衙门麇集在巴县一地，当地差务负担已然不轻。

这些衙署的运作和修葺，需要民众，特别是工商人户承担差役负担。乾隆二十八年，重庆府为修筑城垣，下令绅士商贾人等捐助，谕文称，该府与巴县段令倡率捐俸，“而所资正多，不能无藉于此都绅士商贾人等”，因此，或土著，“或新迁，或行商，或坐贾，或取地租房租，或运本收息，或取□□居奇，或贸迁有无，化通货贿，凡有事重庆城者，皆与兹城之□有关，勿谓非一己一家务，互相推也”。此次城垣修理，共募捐银23 584余两。^[55]

乾隆五十四年，巴县衙有工程，发出派差取物单：差令泥水［匠］头速拨匠人多名，赴朝天门；着令木匠头速拨匠人4名，赴朝天门；着令竹行户速办大尾竹50根，送浙江钱局立等应用；取十景中碗和盖盆各3副送县；取桐麻200斤，立等送县。^[56]遇到地方工程，巴县衙同样勒令县中铺户匠人提供人力货物，抵达指定地点。这种做法，与明代的当行应值做法类似。

承差对于官吏来说，是公开的获利机会，而官吏更往往通过不公开的途径，从行户铺商那里获得好处。而且按照惯例，巴县令的额外收入不菲。据道光初年县令刘衡说，“巴县向有行户验帖之说，旧例每次可得三四千金”。刘衡担心“行户为累客商，竟毅然革之”^[57]。巴县额设牙行，雍正二年（1724）请颁司帖152张，征收行帖银200两左右，乾隆后期实征牙税银188两5钱。^[58]嘉庆六年核查，开行者只有109张，^[59]牙税银应该更少。可是直到道光时，居然县令仅凭验帖，就能获得三四千两银的好处，其平时从行商铺户头上所得，恐怕更难计数。

丛集在衙署中数量惊人的衙役，更要从工商人户的应值差承中获得谋生之资和非分之利。巴县地方各种衙署员役，额设与其他府州相似，共为294名，其中巴县衙为103名。^[60]然而实际上，重庆，特别是巴县衙的员役，现在所知是全国最多的。嘉庆末年，籍隶四川的监察御史程伯銮奏报，“查各衙门服役公差，便有定数，乃川省各州县粮快两班，多至千人，分为散差、总差、总总差名目。闻欲充当总差一名，用顶头钱或累千数，若非异取民膏以充私囊，何肯拼重费而入公门。故俗有‘差头换举人，举人倒补一千银’之谣。倚官作势，贻害平民。积案之拖延，上控之繁多，未必不由于此”^[61]，可知已在千人左右。程伯銮的说法大概还留有余地，实际的情形是，刘衡任巴县令时，因“巴县衙役七千”，一年后“退散六千七百余人，存者寥寥百余人”^[62]。一个小小的县衙，衙役多至7 000人，工食收入并无额定编制，自然皆需从百姓头上搜括，而工商人户承值应差，是衙役谋食获利的重要途径。

由于大差繁役需要不断供应，当地人户数较少，无法满足需要，因此牙行大多是外省人领帖且富有家资者。^[63]众多的衙役需要供养，衙役借机谋利，在在皆使重庆铺户承差负担沉重。

第二类是军国要务大差。这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额定的重要差务。清代前期，重庆是四川全省乃至长江上游水路运输的最大中心，来自云贵等地的矿产、木材等货物，都以重庆为转运枢纽。如运送京铜，嘉庆、道光年间，每年额定运送京铜大约200余万斤。^[64]又如运送铅斤，贵州出产的白铅，乾隆二十年部定，每年额办200万斤之外，再拨180万斤运赴汉口，以备各省采买，二十三年加增至340万斤，以后每年均在两三百万斤。道光初年，每年解部及备用销售各项之外，余铅增至500余万斤，运赴汉口。^[65]

另一种是特定的军务大差。重庆一地，前后承担军国重务大差中最艰巨的是3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每次都对巴县的工商人户造成了极重的额外负担。(www.chuimin.cn)

第一次是康熙早期的平定三藩之役。三藩之乱爆发，四川部分地区失陷，从康熙十二年（1673）末到十九年夏，影响长达七年之久。在此期间，地方官府和人民承担了沉重的差务。地方志书记载，焦映汉“康熙十九年知巴县，才识明敏，任事实心。吴逆之变，大师云屯，巴当冲要，映汉百计撑持，修战舰，造浮梁，制炮车，团练乡勇，安插难民，军需要务，无不一呼立办”^[66]。此“军需要务，无不一呼立办”寥寥十字，不知让工商人户承受了多少差务负担。同时期的资阳知县张沐，在当时“羽檄如织”、资阳人户稀少的情况下，入山招抚，“量为调发，夫驿足供”^[67]。当地民众的军差负担十分沉重。

第二次是乾隆早中期的平定大小金川之战。乾隆十二年初定金川，劳师二载。乾隆三十六年至四十一年平定大小金川，如魏源所论，“金川地仅千里，不及准、回两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金至七千万。功半而事倍者，则以天时之多雨久雪，地势之万夫莫前，人心之同恶誓死，兼三难而有之”^[68]。实际用银6 160万两，调集14省营、18路土司满汉屯土官兵129 500余员，调派民夫462 000人。^[69]事在四川，重庆工商户承担的差务自然特别繁重。

乾隆三十六年为征剿金川，承应夫差、搬运军装等，重庆府向府城门面铺户收费，“大街铺面，每铺收银八分，中街铺户收银六分，后街小铺收银四分，每月按铺派收两次”，后来因为钱贱夫价加倍，大街铺面“派收钱一百六十文，中街铺面收钱一百二十文，后街铺面收钱八十文”^[70]。乾隆三十七年为进剿小金川，巴县令谕示：“仰合城铺店居民人等知悉：此系军行大事，嗣后遇有火药、军装到渝，除本县发给每夫饭食钱八十文外，尔铺店商民人等，遵照向例，务各踊跃妥协办送，毋得观望推诿，致误军行。”^[71]乾隆四十一年，京兵过境，“差务浩繁”，炉厂急急推举杨正国充当厂头，赴案具认差务。^[72]同年，为迎送凯旋大军，巴县衙转发重庆府札文，“封雇送兵下楚船只”，要求“查明头船水手人数姓名，并何项船只，每船约坐若干人之处……立等查核”。^[73]同年，乡约何其祥禀称，大军所过“场内铺户四十余家，俱系小本营生，界连壁邑，通省大道，上接来凤驿，下至白市驿，凡有差务毫不敢违”^[74]。地方民众，特别是城市铺户为金川战役承受了繁重的差徭负担。

第三次是嘉庆初年的镇压白莲教战事。嘉庆元年，白莲教在四川起事，清廷大规模调动两湖、陕西、广东、山东等地官兵进剿。自白莲教起事的嘉庆元年直到九年被完全镇压，^[75]重庆承担的差务一直未停。嘉庆十五年，巴县船户追溯：“缘小河各帮船户，向来原无专责，因嘉庆三年逆匪滋扰，不时动兵剿除，无人承办装运粮米火药、铅弹所需差船，前任道府各宪传谕身等船户，议举首人，应供纳绎差徭，身等遵谕，议举殷实练达强壮首人三名，每年轮流体德办公，至今无误。”^[76]

此外，乾隆六十年，湖南永绥苗民石三保等造反，攻陷乾州厅，同知宋如椿等战死，福康安前往征剿，重庆工商业者也曾提供差徭。乡约禀：“因苗匪不法”，由其承办铺户夫差，铺户2 048户，收过铺户钱1 049户，999户未收，共收钱93千257文，扣除发放夫价钱，“不敷钱四百一十三文”。^[77]

一旦因重大战事而需要提供差务，这些差务只能落实责令到百姓头上。清代巴县人丁，康熙四十六年，经改编只有12里，每里10甲，其中“亦鲜土著”，楚、豫、两粤之人为多。^[78]到乾隆二十三年编审，“现编人丁一万五千六百三十八丁，盛世滋生人户口人八百九十八丁，永不加赋”^[79]。道光四年，经调查，巴县城乡全部人口数为82 053户386 478人，而合计“城内二十八坊、城外十四厢”的城市人口，则为17 850户65 286人。^[80]巴县的人口构成，多系铺户，所谓“巴邑城市及各场镇半系铺家”^[81]。这些铺户，巴县衙认为，“渝城为诸货聚集之区，商民贸易获利颇厚”^[82]。数量稀少相对贫穷的在籍人丁，自然无力承担繁复的差务，有能力承担的只有被视为获利颇厚的工商铺户。于是所有大差的负担，或者说因承差而造成的损失，都转嫁到工商铺户头上。

嘉庆十一年巴县知县禀称，前任知县易令为承应赴闽往回汉屯官兵行装、船只、盐菜等项，差务浩复，垫支用银8 175两，因碍于例案，不能照数开报，仅造册拟报销6 298两，实际却只允许报销4 675两，共亏贴银3 501两，“在于公项挪移垫发”。经其向催，易令将尾数501两措缴，而尚有3 000两“据称无力赔缴”。该令提出，查照廓尔喀、苗疆及达州教匪各起军务报销银两办法，“均于通省各官养廉内，按年摊赔归款”，请将易令所亏“银三千两，分作五年，无论正署，计在任之日摊认”^[83]。此次不能如额报销说明，清廷制定的额定报销数与实际支出数有较大出入，地方官府承应差事肯定要赔贴，最终要转嫁到工商人户头上。如嘉庆十六年六月，川督常明奏称：各省协川饷鞘过境，及各州县逐日解送出省人口，都得官为应付，“而川省额设夫马，既不能如他省……每站给银五分，口粮一分，而市价则……约需六钱。遇夫马短少之时，雇值尤须增贵……县官廉俸只有此数，办公每形竭蹶，力难再添赔累，势不得不藉资民力”^[84]。

清廷剿灭川楚白莲教起义后，重庆的战事负担事实上仍未停止。仅据民国《巴县志》的记载，道光以后兵燹仍然赓续不断，地方均有差务。

第三类是朝廷与地方不时之需。如各级官员的迎送。乾隆后期，军机大学士福康安到重庆一次，光花费的执事费和夫差费等就高达钱89千627文。^[85]又如朝廷采办楠木等所谓钦工要件。乾隆四十七年，为采办钦工楠木，重庆府发出札文，称：“凡有木商在境买放木植，即着地方官押令开放来渝，以便采买保木。每商名下给谕帖一张，交伊地方官交给，□木植来渝采买。”^[86]次年，巴县衙发出差票：“票差本役前往江北镇，即传包头、长路、驾掌、锯匠、木匠、桡厂、船厂、篙竿、栋杆、篷匠、地席、绞棍等各头，并铁匠头，火速随票赴案，具认承办楠牌事件。事关钦工要件，慎勿推延。”^[87]面临钦工要件，巴县衙急急发出差票，要求相关铺户匠工到衙应差，根本不提应差有何报酬待遇，同样与明代的当行应值无异。此外，地方官府的不时之需难以悉数，都得工商铺户随时应承。

重庆工商铺户承值应差之背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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