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铜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红铜时代,铜因自身的多种优良特性被制作成工具、装饰品和武器,而石器则因其廉价和硬度的优势在生产上仍占主要地位,考古学上把这样一个铜器和石器同时存在的时代称为金石并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作为宝石文化中心的加泰土丘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早期冶金中心之一,加泰土丘西边山丘的考古发现展示了公元前6200—前5200年从新石器时代到铜石并用时代的演变。......
2023-10-15
虽然今日的东亚人种基本都是黄种人,但在上古时期此地却有为数不少的白种人,在商朝殷墟祭祠坑中发现了大量白种人遗骨,西周宫殿和墓葬遗址中发现了高鼻深目的白种人头像,山东临淄东周墓葬中也出土了白种人的骨骸。三国时吴国君主孙权外貌特征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号称“黄须儿”,晋明帝司马绍金发黄须,表明他们可能有白种人的基因。
在中国西北地区游牧民族中白种人比率则更高,如鲜卑部落中有些被称为“黄头鲜卑奴”“黄须鲜卑奴”或“鲜卑白奴”。五胡中羯族的外貌为高鼻、深目、多须的白种人特征。唐朝北方民族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又称“黄头部”。回纥中也有“黄头回纥”。在回纥西北的黠戛斯人更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42]。五代十国时期沙陀族先后在中原建立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四个政权,沙陀本名处月,为西突厥之白种别部,其相貌“深目虬须”。宋朝时期女真诸部中有一支为“黄头女真”,外貌特征为“髭发皆黄,目睛多绿”。
唐代胡人俑大多是高鼻、深目、多须的白种人形象
新疆地区是上古中国白种人比率最高的地区,无论是考古,还是古文献记载,都有大量白色人种存在。如《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魏书·西域传》则称:“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深目高鼻。”就是今日的新疆当地民族也有明显黄白混血的特征,这是历史上来自东方的汉人、匈奴人、突厥人、回鹘人、蒙古人等黄种人多次西征迁移与他们混血的结果。不仅是外貌,在新疆地区发现的上古文字——吐火罗文——也属于和欧洲人一样的印欧语系文字,直到北朝时期,因整个新疆都被来自东部讲突厥语的民族征服,印欧语才逐渐被突厥语所替代。
根据物种演化原理,地理隔离造成了物种的分群,在黄种人生活的东亚与白种人生活的西亚欧洲之间隔着大面积的雪域高山、沙漠戈壁和温带草原,亚洲内陆的温带草原远不如非洲的热带草原物种丰富,原始人只靠打猎和采集野果,是较难跨越此地的,因此分布在欧亚大草原东、西两端的现代人类因数万年的分离,形成黄种人与白种人两大不同人种。直到畜牧业出现,尤其是马和骆驼被成功驯化后,从东亚到欧洲之间的草原之路就此变得畅通。
考古证明,生活在东欧地区的印欧人最早驯化了马匹,早在约公元前3500年中国仰韶文化时期,位于东欧的一部分印欧游牧民就开始走出欧洲,向东迁移到亚洲的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形成以米奴辛斯克盆地为中心的阿凡纳谢沃文化(约公元前3500—前2500年),其分布西起乌拉尔,南到中亚内陆草原,东至叶尼塞河沿岸与蒙古西部,北达西伯利亚森林南界,是南西伯利亚最早的牧业和青铜文化。
在阿凡纳谢沃文化时期双峰骆驼已被驯化,这让印欧人得以向南深入中亚内陆等干旱的温带沙漠地带,在中国新疆境内也发现了阿凡纳谢沃文化遗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称:“现今中国版图内最早的青铜时代文化也是阿凡纳切沃文化带来的,年代接近公元前3000年,此时中原地区是仰韶文化中晚期之交。”[43]大体在阿凡纳谢沃人进入新疆后,与新疆相邻的甘肃马家窑文化的聚落中开始出现青铜器,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器就是发现于甘肃省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的青铜刀,其碳-14测定年代为约公元前2740年,但因马家窑文化出土的青铜器只有零星几件,并且没有发现冶炼设施,无法确定是冶炼得来,还是通过与阿凡纳谢沃青铜文化的居民贸易所得,也有学者认为,这些青铜器的年代并非马家窑文化,而是约公元前2000—前1900年齐家文化时期的产物,因此马家窑文化仍被定义为新石器文化而非青铜文化。
约公元前2200年,阿凡纳谢沃文化在今中国西北部的阿尔泰山与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之间发展形成克尔木齐文化,该文化北起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南至巴里坤草原,以拥有和东欧类似的青铜和车马技术而出名,其墓葬结构、出土骸骨和文物都和阿凡纳谢沃文化为同类型。
约公元前2000年,一部分克尔木齐文化牧民从准噶尔盆地南下,翻越天山山脉到达塔里木盆地,形成了楼兰的小河—古墓沟青铜文化。新疆坟墓中出土的这一时期遗骨多为高目深鼻、白肤金发的纯种印欧人特征。在新疆楼兰曾发现一具约公元前2000年的完好女干尸,为棕发白肤、眼大窝深、高窄鼻梁的白种人形象,被称为楼兰美女,这也是新疆出土的年代最早的一具古尸。后来在楼兰小河遗址又出土了一具约公元前1800年的干尸,被称为“小河公主”,也具有棕黄发、高鼻深目、下巴尖翘等白种女性的特征,在小河公主颈部与胸部还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奶酪。
这些迁移到新疆的印欧人被统称为吐火罗人,因使用在新疆考古发现的吐火罗语文献得名。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其使用者包括秦汉时期天山山脉的龟兹人和焉耆人、塔里木盆地东部的楼兰人、吐鲁番盆地的车师人、甘肃河西走廊的月氏人等。印欧人进入中国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重大交流和碰撞。许多学者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就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青铜之路”不但为东亚带来了青铜文化,而且也为东亚引入了小麦和大麦等农作物以及牛、马、羊等家畜。从此在中国西北地区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青铜和畜牧文化中心,并很快从新疆东传到甘肃、青海地区。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就是其影响下由甘肃、青海地区的本土先民创造的青铜与牧业文化。当然此种说法目前仍有待进一步证实。(www.chuimin.cn)
在齐家文化早期,青铜器可能只是通过间接贸易等流通方式从吐火罗人游牧的巴里坤草原传入甘青地区,故而出土数量较少,当时进行贸易的产品不只有青铜,在齐家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来自新疆的和田玉。齐家文化后期开始出现炼铜坩埚、铜矛和中国最早的铜镜,标志着当地已经掌握青铜冶炼术,进入青铜时代。除青铜外,在齐家文化发现的用黄金制作的鼻饮杯和金环等金器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黄金制品,农作物小麦、牛羊等牲畜也在齐家文化遗址中出现,从此在西北兴起了以养羊著称的羌人。
齐家文化的金环
“羌”就是牧羊人的意思(甲骨文上羊下人),羌人是与华夏族最亲密的民族,也是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炎帝、蚩尤的姜姓就多认为与羌族有血胤关系,炎帝和蚩尤都以黄牛为图腾,而黄牛直到青铜时代才在中国西北地区大量出现,“据今约4000年的甘肃大何庄遗址、秦魏家遗址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44]。《太平御览》引《世本·作篇》说蚩尤“以金作兵器”,蚩尤是中国传说中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者,而齐家文化正是由汉羌先民创造的我国最早的规模性生产和使用青铜器的史前文化,由此可见,齐家文化可能与炎帝和蚩尤的传说有关联。
在齐家文化之后,羌戎民族创造了四坝文化(公元前1900—前1400年),与较早的齐家文化比较,四坝文化出现了马车技术和与印欧人一样的竖穴墓,冶铜业更加成熟,青铜器物开始大量使用,其出土的砷青铜从工艺上可明显看出来自西亚的影响,在四坝出土的一件分铸的四羊铜权杖的杖首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分铸铜器。从四坝文化开始,羌人对印欧吐火罗文化展开反击,四坝文化一直向西扩张到印欧吐火罗人地盘——新疆哈密盆地,并和他们发生融合,形成“天山北路文化”。在该文化类型遗址中出土了源自中亚、与印欧人工艺相同的铜刀、铜锥、青铜短剑、铜斧、权杖头、日晒土坯、实木车轮[45]等;同时也出土了与四坝文化类似的彩陶,显示出东西两股文化的融合。不过在匈奴兴起以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月氏人仍称霸甘肃河西走廊,不仅对羌人占有绝对优势,就连匈奴王冒顿都曾在月氏当过人质,冒顿的父亲“头曼”的名字源于吐火罗语中“万户长”(tumane),可见月氏势力之强,今甘肃的武威、张掖、敦煌、祁连等地名都与吐火罗月氏语有关。
西北青铜牧业文化传入内蒙古后,形成内蒙古朱开沟、夏家店下层青铜文化。其中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分布在从内蒙古到燕山山地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不仅与石峁古城地理位置相近,在时间上也有重叠,而且与石峁石城群一样,夏家店也有数十座石城。有研究认为,石峁古城是位于农牧交界线上的边贸城市,石峁的巨大城防体系是为了保证贸易的安全,石峁人通过贸易学会了青铜冶炼术,在石峁古城的皇城台发现的3件铜器和4件制作铜器的石范,为揭示中国早期冶铸技术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石峁遗址所处的河套地区是北方草原和中原的中介地带,这就为早期冶金术从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北部)经外蒙古南下到河套地区,再向南进入中原的传播路线提供了关键性的支持证据”。[46]
出于未知的原因,庞大的石峁古城在约公元前2000年被废弃,在石峁古城被废弃百年后,黄河流域最大的陶寺古城也遭到入侵者残忍的破坏,陶寺遗址城墙被摧毁,陵墓被盗掘,宫殿和房屋都成了废墟,遗址中发现了万人坑,许多人遭到集体残杀,有的被肢解,有的被砍头,有的人的面骨甚至被切割下来,其中一女子的阴道部位更是被插入一根牛角,整座城市呈现一片凄惨的死亡景象。
考古学家韩建业先生通过对陶寺晚期的类型学分析,发现陶寺中期以后,河套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并且构成了陶寺晚期阶段的标志性因素。而陕北的石峁古城则被认为与同处河套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密切相关。也有学者提出陶寺文化为石峁所代表的老虎山文化歼灭,并受其奴役。[47]
陶寺文化的覆灭只是龙山文化崩溃的一个缩影,在这一时期,原本繁荣的龙山文化各城镇几乎全遭毁灭,此地人口数量陷入低谷。在山东,龙山文化被青铜时代的岳石文化所取代,原本的城镇都消失了,遗址数量不到先前的四分之一,晋陕地区的各大遗址也都纷纷解体。很明显,西北青铜牧业文化的入侵是造成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衰亡的重要原因。
有考古学家指出“龙山晚期—二里头文化时期乃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文化核心区史上最黑暗的时段”[48]。从龙山晚期开始,中国传统新石器时代核心区域基本都呈现衰败的景象,不过在河南中西部的郑洛地区,在原有龙山文化聚落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中等规模的新砦城址。新砦古城是当时中原地区唯一的城镇,拥有内外三重城壕,总面积为100万平方米,规模虽远不能与山西陶寺古城的280万平方米相比,但其重要性在于证明了龙山文化并未全部因外来文化的入侵而灭亡,而是在中原地区延续下来,所以这一时期又被称为新砦文化时期(公元前1850—前1700年)。新砦文化传承古老龙山文化的火种,并在与西北青铜文化的互动中,演化出青铜时代的二里头文化,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青铜时代文明的新格局。而新砦—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与地理位置正好与夏王朝对应,一直被认为是夏王朝时期的考古文化,对证明华夏文明起源有重要意义。
冶铜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进入红铜时代,铜因自身的多种优良特性被制作成工具、装饰品和武器,而石器则因其廉价和硬度的优势在生产上仍占主要地位,考古学上把这样一个铜器和石器同时存在的时代称为金石并用时代,或铜石并用时代。作为宝石文化中心的加泰土丘也是人类文化史上的早期冶金中心之一,加泰土丘西边山丘的考古发现展示了公元前6200—前5200年从新石器时代到铜石并用时代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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