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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5
乌鲁克城能够被称为最早的城市文明,不仅是因为其城内拥有代表国家力量与作为行政、宗教中心的大型公共建筑,还因其形成了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城市经济。据考古发现,乌鲁克城以宏伟的塔庙为中心,神庙周围是官邸和贵族区域,再外层是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区,最外层是农业居民。从乌鲁克文化遗址中的手工作坊可知,轮制彩陶、铜器、金银器[10]、圆筒滚印、石制浮雕容器、雪花石膏容器、石雕是当时苏美尔人最重要的手工业制品,其中金属制品在这时期大量增多,主要为矛、棍棒头等铜制武器以及金银制容器等。
乌鲁克文化金器(约公元前3300—前3100年)
圆筒滚印是乌鲁克文化最具代表的工艺品,普通的圆筒滚印是用泥土烧制而成的,其形状犹如圆筒,顶部刻有钻孔,用于穿线绳携带,上等人用的印章材质则使用天青石等多种宝石制成,上面刻有精美的雕刻图案,内容以宗教神话题材最为常见。印章的图案不是刻在圆柱的底面,而是刻在圆柱四壁,通过在泥版上翻滚,就可以印出连续不断的图案。这种可以产生连续不断的大幅印纹的滚印代替了乌鲁克文化之前的直戳印。
两河流域的圆筒滚印
制陶技术在乌鲁克文化时期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大量陶轮制作的陶器开始出现。早在欧贝德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轮制陶,在乌鲁克时期陶轮制陶的应用更为普遍。陶轮是迄今一切旋转切削机具的始祖,各种陶制容器可放在陶轮上转动成型,这一装置的出现大大提高了陶器生产的速度,也降低了陶器制作的难度,使陶制品从奢侈品向常用品转变。它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分工大发展,使乌鲁克城中能够出现大量以制陶为业的居民。
许多学者认为,古代车轮的前身就是制陶用的陶轮,最早的车轮可能是通过将陶轮放大制成的。这些早期轮子是一个由三块厚木板拼成的实心圆盘,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带有辐条的轮圈。在乌鲁克遗址出土了带有轮子的模型和货车的壁画,从这些壁画和模型来看,当时的车是四轮的。这种四轮车和现代的四轮车不同,没有转向部件,不能转弯,道路适应性差,而且很笨重,难以上坡道,只能慢速行驶,最初多用牛和驴拉,常用作把贵族成员遗体送到陵墓的灵车。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四轮车,被称为太平车,同样也主要用于送葬。在一些地区和墓葬中,也用四轮车作礼仪装饰用品。最早的车子虽然原始,但对城市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车子发明之前,陆地上的运输只能完全靠人力,不但运输量小,而且中途还要减去运输人自己所需粮食的消耗,如果超过一定运输距离,粮食还没运到需求点,就被运输人自己吃完了。矿石和木材这种非粮食资源运输的路程则更短,远处的物资运不过来,而本地的物产能满足的人口有限,这样就限制了城市的出现。人类上古文明基本都诞生在大河流域,这是因为大河流域除了具有农业灌溉优势外,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而轮子的出现,进一步解决了陆地运输的时间和成本,让脱离粮食生产的城市得以大规模出现,这也是两河流域出现人类最早城市文明的重要原因。
在日常生活中,“文明”往往可以和“文化”混用,但是文化的适用范围更广,包括人类的一切生活现象,从古人类出现开始就有文化,最初为旧石器时代文化,出现磨制石器、农牧业和制陶业后过渡为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文明”一词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常用来特指比原始社会更高级的人类社会阶段。在西方,如英语中的“文明”(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s”,意思是城市的居民,表明城市出现后的阶段,与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的文化(culture)所代表的农耕村落的原始时代对应。对于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有人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标志,但对如何通过考古来判定是否已形成国家仍存争议。还有许多考古学者将城市、文字、青铜器和大型礼仪性建筑视为文明形成的要素。一般而言,一个地区只要出现了其中的两至三项,就可断定这个地区进入了文明。而其中,城市和文字又是文明出现的最主要标志。
约公元前3500年的乌鲁克文化时期,伊拉克基什城址附近的奥海米尔岗发现了一小块石板,上面刻有表示文字的图画符号,这种图画文字,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文字。在基什文字之后,乌鲁克伊南娜区发现了约公元前3400年的泥板文书。这些泥版文书的内容最主要是货物清单与会计账簿,由此可知,苏美尔的文字起源于商业贸易的需要。由于苏美尔地区的资源十分匮乏,没有建筑用的石头和木料,也没有冶炼工具的金属,所以对外贸易在该地区经济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贸易就要记账,两河流域最早用于记录的工具是陶筹,当地缺乏木材和石料,但有取之不尽的来自两河冲积平原上的黏性泥土,于是人们用黏土做成各种形状简单的陶筹,呈球形、菱形等几何形状的代表一定的计量单位,呈动物、器具等形状的表示不同的事物。到约公元前4000年,又出现了有打洞刻道的陶筹,人们把陶筹串联起来放在空心泥球里保存,并在印封之前分别拿陶筹在泥球上压印一次。这样,从泥球上的印迹就可以知道里面陶筹所代表的物品数量。后来人们干脆不把陶筹放进空心泥球里,而是直接用陶筹在平面的泥板上留下对应数量的陶筹印迹,代表物品和数量,然后用火烧干或在太阳下晒干。因为用陶筹压出的形状不十分清晰,又占面积,就改为用芦苇笔把陶筹画在泥板上,这些图形最初由人们随想象力自由发挥,后来出现专门学习和从事文字工作的书吏,将这些图形符号统一固定下来,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此诞生。由于用芦苇秆的尖端在泥板上留下的痕迹就像木楔一样,因此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又被称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最伟大的文化贡献,在被字母文字替代之前,古代西亚各民族都用楔形文字来记录本民族语言,甚至后来各种字母文字的源头迦南字母也是刻在泥板上的楔形字母文字。(www.chuimin.cn)
泥板上的楔形文字
最早产生的楔形文字资料大多是计算收支的账本,自然离不开计算。在苏美尔楔形文字中有着人类最早的数学计算,主要为对时间的计算,对粮食、牲群的计量和对土地的测量。古代两河流域同时使用十进制、十二进制和六十进制计算,十进制是全人类普遍使用的最古老进制,被认为跟人类有十根手指有关。十二进制和六十进制则是苏美尔人的原创发明,他们将一年分为12个月,一天分成以2小时为单位的12时制,每小时又分为60分,每分又分成60秒,今天我们用于计算时间、圆周、弧形等所采用的六十进制就来源于苏美尔人。在书写格式上,苏美尔文字和现代通用文字一样都是横排,由上而下、从左到右阅读的,和古代中国人写作是竖排、从右到左阅读大不相同。
在乌鲁克出土的泥板文书中还有各种记载日常名词的词汇文献表,到目前为止,学者们一共归纳出15个表,即“人表”“官职表”“牛表”“鱼表”“飞禽表”“猪表”“树木表”“贡物表”“植物表”“容器表”“金属表”“食物表”“城市表”“地域表”和“借词表”等,说明苏美尔文字已经发展出较大的词汇量。其中的“人表”和“官职表”是按“职业等级”排列的名单,城邦首领排在第一位,然后是议会长、财务长、农业主管、将军、大使之类的职务名称,按官职的大小排列。官员之后是各种职业,相关的职业被列在一起,其中重要者在先,次要者放后,文书上还有表示“女奴”和“男奴”的词汇,这些都说明当时已经存在相当发达的社会分层与劳动分工。从记录可知,乌鲁克城邦的居民大致可以划分为祭司和贵族、公社农民和城市普通公民、失去公民身份的依附民以及奴隶四个等级。乌鲁克的土地可分为神庙土地、公社土地和私人土地三类,其中神庙经济在城邦经济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祭司也是城邦中最重要的阶层。
社会管理体系中统治机构的出现、社会等级分化制度的确立、复杂的社会结构说明了乌鲁克已经形成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形式。国家与酋邦最根本的区别是,“国家是按政治和领土而组建起来,不是按照划分族群、部落和简单的酋长管辖地的亲属关系而组建起来的”[11]。从约公元前3500—前3100年的乌鲁克文化时期,可以看到两河流域从血缘酋邦社会到城邦国家的转变,而乌鲁克城正是两河地区城邦化的主力。到约公元前3200年,乌鲁克城内人口达到3万,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其卫星村镇至少遍及周围10公里的范围,形成了中心城市、附属城镇、农村居民点三级层次的人口分布格局,这些卫星村镇为日渐增多的乌鲁克市区居民提供农业和日常生活用品,最终使乌鲁克变成一个以神庙为中心的城市和周边的附属村镇构成的城邦国家,乌鲁克文化也因此被许多人誉为“人类文明的摇篮”。
在乌鲁克的影响下,苏美尔掀起城邦化的浪潮,在约公元前3200年,两河其他城邦埃利都、拉尔萨、布拉克人口大约有1万,这些城邦也都以宏伟的神庙建筑出名,如南部埃利都用铜陶圆锥镶嵌墙壁的高大庙宇,北部布拉克用铜板和黄金装饰的眼睛神庙,该神庙因发现了数千个用石头刻成的有2—6只眼睛的眼睛神像而得名。
布拉克眼睛神庙内的眼睛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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