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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球改革中的地方赛事治理模式反思及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艾弗森是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于2015年来到中国进行商业演出,艾弗森此次演出并没有给中国球迷带来惊喜,反而引起了无数争议。艾弗森来到中国与总代理商天津启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是执教合同,而启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各地分代理商却签订了包含艾弗森上场打球的合同。因此,为了避免类似艾弗森事件的再次发生,就必须确立新的赛事治理模式,明确市场监管主体,制定赛事审批取消后的配套措施。

艾弗森是美国著名篮球运动员,于2015年来到中国进行商业演出,艾弗森此次演出并没有给中国球迷带来惊喜,反而引起了无数争议。艾弗森来到中国与总代理商天津启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的是执教合同,而启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各地分代理商却签订了包含艾弗森上场打球的合同。总代理商的违约导致艾弗森与球迷的矛盾不断升级,先是艾弗森在哈尔滨站没有上场打球,引起当地球迷的愤怒;然后在西安站,比赛还没有开打就被叫停;最后在合肥站,艾弗森迟迟不肯上场打球,引起球迷巨大的愤怒,为了平息球迷的愤怒,作为合肥站主办方的合肥蓝奥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孙亮,竟下跪请求球迷的原谅。这一跪引起了体育界和媒体的巨大轰动[1],同时,也让我们反思该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体制机制问题。

国外明星来中国主办、参加商业性比赛不用经过审批,这是继2014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来,体育赛事审批制度不断改革的结果。随着商业性、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的不断取消,民间主体办赛的积极性高涨,但随之而来的配套措施却并不到位,导致赛事监管出现真空,政府对于市场主体的违法、违反诚信行为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和纠正。因此,为了避免类似艾弗森事件的再次发生,就必须确立新的赛事治理模式,明确市场监管主体,制定赛事审批取消后的配套措施。在“简政放权,政社分开”背景下,在足球领域,这种新的赛事治理模式就是确立以地方足协为中心的赛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既符合我国国情,也最有条件能够实现。因为,随着《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公布,各地方足协纷纷与政府脱钩,截至2017年,只有1/4的地方足协没有完成脱钩,地方足协的实体化、自治化进程远远走在其他项目运动前列[2],这是地方足协承担赛事治理职能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所以,在足球领域确立以地方足协为中心的赛事治理模式具有充足的条件,也可以为其他项目运动领域改革树立榜样和范例。(www.chuimi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