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克罗斯理论的批判性讨论改为克罗斯理论的创新反思

2023-10-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克罗斯在否定音乐的特定的、类似语言的语义时也传达了类似的一种印象，即无论如何，音乐都有自己的方式来传达无法言喻的意义。如果说大多数音乐缺乏克罗斯理论核心的特殊意义模式，那么他对音乐如何产生认知和社会效益的描述就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克罗斯引用一项研究［807］表明，音乐课导致智商小幅提高［808］。

谁会想到，音乐中缺乏具体意义会产生如此深远的有益后果！事实上，我们有理由对这里所提供的音乐意义的描述保持警惕。总的来说，音乐的重复和音乐结构与模式的展开不应等同于自我参照。我们注意到一个房子里类似窗户的正式顺序，但通常不认为这意味着窗户是相互参照的。乐曲中音乐思想的重复是类似的。

而且，人们有时会在音乐中找到意义，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音乐因此指的是世界。关于在这种情景下所揭示的东西，克罗斯引用了哲学家苏珊K.兰格（Susanne K.Langer）的观点，并表示赞同。她认为音乐是语言上无法表达但具有非凡人类意义的重要载体［801］。克罗斯在否定音乐的特定的、类似语言的语义时也传达了类似的一种印象，即无论如何，音乐都有自己的方式来传达无法言喻的意义。

这一观点面临许多反对意见，我在这里不评论它们，因为对于音乐缺乏语义的说法，有一种更简单、果断的回应［802］。最流行和最常见的音乐形式当然是歌曲。人们普遍认为音乐起源于歌曲，或者至少在语言进化的时候，歌曲已经成为音乐的基础［803］。即使音乐先于语言，它也几乎肯定伴随着被赋予仪式意义或叙事意义的舞蹈。虽然声乐可以是无言的，但歌曲通常将音乐与歌词结合起来：“站在你的男人身边”和“你需要的只是爱”，“伦敦德里的空气”和“斯卡伯勒的市集”，“点燃我的火”和“烟雾进入你的眼睛”。传统上，音乐从来没有克罗斯所赞扬的可调换的随意性和浮动的意向性，因为它要么是伴随着具有特定语义内容的词语而来，要么是伴随着具有仪式意义和象征意义的舞蹈而来。在西方，纯器乐的“抽象”音乐是在近几个世纪才发展起来的。任何讨论音乐的起源、主要功能和频繁的用法的理论都不应该把这样的音乐当作默认情况。

如果说大多数音乐缺乏克罗斯理论核心的特殊意义模式，那么他对音乐如何产生认知和社会效益的描述就已经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还有进一步的理由来审问他所讲的关于这些事情的故事。

克罗斯对音乐认知的益处的解释是，音乐缺乏明确的意义，使它能够在大脑特定区域之间架起桥梁，这一解释受制于大脑高度模块化的观点。这一假设不仅受到生物学哲学家的挑战［804］，也受到最近进化心理学家的挑战［805］。支持桥接理论的证据在哪里？当然，训练和对音乐的密集接触会改变神经结构［806］，但这只是意料之中的，任何心理或生理学科的大量训练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克罗斯引用一项研究［807］表明，音乐课导致智商小幅提高［808］。但这可能也有多种解释。为了与克罗斯所依赖的交叉区域的认知灵活性建立联系，有必要分享克罗斯对两个有争议的论点的承诺：个体的发展重复了物种发展的进化轨迹；作为一个整体，物种中普遍智力的出现［809］是心智模块之间的障碍被打破的结果［810］。

当然，其他理论家也提出，音乐在其他方面有助于认知发展，例如，通过让婴儿为语言习得和社会交往做好准备［811］。很难知道如何评估这类主张。一般来说，患有先天性音乐缺陷的人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正常的心理和社会发展［812］。

现在谈到所谓的音乐的社会效益，克罗斯更极端的说法是音乐为文化铺平了道路，它促进了社会正义感的出现，这种言过其实的推测让我震惊。例如，有什么证据表明音乐家和作曲家比音乐水平较低的人更具社会责任感和对他人权利的敏感性，或者法官和人权活动家比其他人更具音乐性？

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在第八章关于音乐起源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许多理论家发现了音乐所产生的社会效益［813］：它联结和协调，促进冲突的解决，并通过触发胺多酚的释放［814］来模仿彼此的仪表装束。这些作者中的大多数继续支持音乐行为是出于社会利益的自然选择。然而，在声称从音乐中获得的群体利益具有进化意义时，他们并没有明确支持多层次选择理论，以便论证自然选择对群体和个人都有作用。或者，他们也没有解释这些益处如何影响群体中个体的适宜性能力。

为了与进化建立联系，他们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音乐是促进社会性的一种适应，这一假设有时被两种形式的发展障碍所支持。威廉姆斯综合征结合了智力损伤和高度社会性，这一病症的患者往往被音乐深深吸引；阿斯伯格类型的自闭症会损害社交能力，这一病症的患者则对音乐的表现力无动于衷［815］。然而，神经科学家阿尼·帕特尔（Ani Patel）对最后一种说法提出了质疑。自闭症患者对音乐的表现力很敏感，有些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音乐水平。他总结道：

目前没有数据表明，歌唱是正常的社会或情感发展所需要的［816］。(www.chuimin.cn)

我们也可以质疑音乐是否产生了人们所宣称的社会效益。即使集体唱歌能触发胺多酚的释放，这是否意味着它能取代我们灵长类表亲们动手进行的仪表装束？［817］音乐不是把一个群体和一代又一代人统一起来吗？虽然有些音乐可以用来安抚，但其他音乐不能用来增加愤怒和暴力吗？即使音乐确实产生了它所声称的社会效益，仍需要证明它是为了该功能而被选择的。尽管，如前所述，数学和阅读都不是在进化方面被选择的适应，但二者同样是这类广泛益处的来源。除此之外，民族音乐学家已经记录了音乐被赋予的诸多功能，以至于很难看出：我们能从哪里开始区分什么音乐可以用来做什么，如果可以，它是被进化选择用来做什么的［818］。

神经学家乔希·麦克德莫特（Josh McDermott）和马克·豪瑟（Marc Hauser）推荐了一种不同的、更严格的方法来研究音乐行为与进化之间的联系［819］。他们的理由是，在发展方面固定的、具有独特性的、仅限于音乐的感知能力是音乐适应强有力的候选者。因此，他们不是试图通过考虑音乐的许多可能功能中的哪一个是核心来分析音乐的进化起源，而是把重点放在音乐感知以及支撑音乐感知的神经系统上。他们评述的许多研究是跨文化的，测试了儿童、非人类动物和脑损伤患者在旋律、音高、音调、和音与非和音、表现力和其他音乐参数方面的音乐感知。他们的结论是，这些数据具有暗示性，但并没有明确指向先天的、独特的、音乐特有的能力。有些影响可能是学习的结果，甚至是在子宫里就开始了，还有一些可能表明与其他物种相同的感知能力，或者是为语言而不是为音乐而进化的感知能力。

另外两位神经科学家蒂莫西·贾斯特斯（Timothy Justus）和杰弗里·赫茨勒（Jeあrey J. Hutsler）进行了类似的、同样广泛的文献评论，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以下是他们的摘要：

在我们看来，鉴于目前关于音乐认知的知识状况，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明确地认为音乐是一个由自然选择直接塑造的认知领域。这样的结论仍然符合这样一种信念：音乐是人类普遍的和珍视的一部分，因为人类许多最重要的成就都有着相似的进化史。这也符合音乐是人类生物学的产物的观点，因为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是在大脑网络中表现和处理的［820］。

重要的是要注意，定论不是否定性的；而是，鉴于目前的数据“未经证实的”。通过进一步的实验来解决目前的不确定性有什么成功的机会？麦克德莫特和豪瑟似乎乐观地认为，一个实验项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贾斯特斯和赫茨勒指出了认知神经科学可以追寻新线索。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这种乐观态度。人族化石记录的匮乏［821］可能意味着我们永远无法获得有关音乐起源和最早进化功能的数据。考虑到语言和音乐所使用的神经区域有很大的重叠［822］，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忽视了语言和音乐的起源之间的关系。如前所述，有些人认为音乐是语言的结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音乐是语言的前身，或者认为音乐和语言起源于共同的声音来源。

正如我所说，这些研究设定了比进化心理学家通常适用的标准更高的标准。但是，如果将寻找“音乐特定”的大脑网络放在首位的话，那么这个标准可能会过高。生物音乐学家比约恩·默克（Björn Merker）说，音乐行为可以是适应性的，而不需要由音乐特定的脑回路提供服务。

人类特有的歌唱和舞蹈倾向的跨文化一致性和特殊性，使人们强烈地认为它是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为什么这种倾向即使作为一种完全合格的适应，也会导致听觉系统及其认知上层建筑的特殊化，这一点并不明显。相反，人们会期望它依赖于、利用甚至调整其结构形式，以适应我们在一亿年中进化出来的复杂听觉能力［823］。

真遗憾！音乐学家和心理学家主张音乐是一种适应的论点至多是不完整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观点。与此同时，在这个时候，脑科学也无法澄清这个问题。我非常理解把音乐视为适应的愿望。它是一种独特的人类实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受到高度重视。它似乎是我们人类的核心。但把它当作一种适应，意味着信仰的飞跃。

对克罗斯理论的批判性讨论改为克罗斯理论的创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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