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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与性选择:青少年求爱中的艺术物种进化

【摘要】:为了支持这一论题,米勒指出,音乐在青少年时期脱颖而出,在求爱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而且流行音乐家以男性居多。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音乐在仪式、私人娱乐和其他生活领域的重要性不亚于求爱。此外,儿童的音乐性发展远远早于性行为。米勒回应说,音乐是在群体中进行,但不是为了群体[793],然而情况不一定总是如米勒所言的那样。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音乐家比其他技艺高超的艺术家或其他社会地位显赫的男性对女性更有吸引力。

音乐被人类用来超越竞争对手,并通过唤起伴侣的审美意识来吸引他们,达尔文是这一理念最著名的传播者。他写道:

当我们讨论性选择时,我们会看到,原始人类,或者说是人类的早期祖先,很可能首先用自己的声音来产生真正的音乐节奏,也就是唱歌,就像现在的一些长臂猿一样;我们可以从一个广泛流传的类比中得出结论,这种力量在两性求爱时会特别发挥作用,会表达各种情感,比如爱、嫉妒、胜利,并会成为向对手的挑战。

他再一次写道:

如果我们假设我们的半人类祖先在求爱的季节使用了音乐的音调和节奏,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关于音乐和慷慨激昂的语言的事实都是可以理解的,在求爱的季节各种各样的动物不仅因为爱而兴奋,而且因为嫉妒、竞争和胜利的强烈激情而兴奋[790]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立场仍然很受欢迎,由杰弗里·米勒等人倡导[791]。他们的观点是,卓越的音乐行为表现出智力、创造力、情感敏感性和“浪费”时间而不丧失相对适宜性的能力。音乐使表演者的语言更甜美,使他们的舞蹈更大胆。它显示了他们的身体属性和健康状况。同时,如果被求爱者觉得他的音乐朗朗上口,他就总是会出现在她面前,因为他的旋律和话语在她脑海中反复运行。为了支持这一论题,米勒指出,音乐在青少年时期脱颖而出,在求爱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而且流行音乐家以男性居多。他提醒人们注意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约翰·列侬(John Lennon)和杰瑞·加西亚(Jerry Garcia)等音乐家在性交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792]

我们已经在第八章讨论了对米勒理论强烈反对的观点,我在这里不再详述。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音乐在仪式、私人娱乐和其他生活领域的重要性不亚于求爱。女人的音乐性很强,她们比男人更喜欢给孩子唱歌。此外,儿童的音乐性发展远远早于性行为。而且很多音乐创作都是合作的、涉及群体的,而不是竞争性的、以个人为特点的。米勒回应说,音乐是在群体中进行,但不是为了群体[793],然而情况不一定总是如米勒所言的那样。在小规模文化的音乐曲目中,浪漫和求爱歌曲只占一小部分[794]。(www.chuimin.cn)

关于音乐家的性吸引力和繁衍能力,有几点需要说明。直到19世纪初,大多数音乐都是由业余爱好者在家里创作的,女性和男性一样多。即使是最好的作曲家和音乐家也是贵族或教会的仆人。他们被视为工匠,而不是有魅力的性感明星。有些,比如J.S.巴赫(J. S. Bach),养育了很多孩子。但是,如果有人能通过音乐吸引性的青睐,那么这样的人更有可能是那些拥有财富和声望,并且委托和支付像歌剧、交响乐等这些新奇、昂贵物品的制作费用的人,而不是作曲家和表演者。

只有到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大众对高端艺术有需求时,音乐创作才成为一种职业。毫无疑问,历史证明,一些杰出的作曲家兼表演者,如十九世纪的尼古拉·帕格尼尼(Nicolai Paganini)和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吸引了更多的女性崇拜者。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当时的音乐家比其他技艺高超的艺术家或其他社会地位显赫的男性对女性更有吸引力。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正如第八章所提到的,一项对欧洲男性作曲家的研究表明,他们所生的孩子明显少于一般欧洲人口[795]。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也只有少数作曲家和音乐家能够从事富有的职业。因此,如果说音乐是一种利用其对潜在伴侣的吸引力的适应,那么这只是过去几个世纪的产物。

生物音乐理论家史蒂文·布朗(Steven Brown)总结了反对米勒对音乐的描述的案例,这与第八章中对米勒提出的反对意见相呼应:

性展示只是音乐制作的一个领域,通常与舞蹈结合在一起,在人类文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很难把求爱看作是音乐存在的理由。当音乐进化时,它就以性表现的形式协调,甚至是竞争激烈的表现,但我怀疑这是音乐旋律和节奏系统演变的最初动力[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