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物种:美学、艺术与进化的关系

为了引出随后的争论，我必须确立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亲密性以及对我们与动物的生物学、情感和心理连续性的认识的长期重要性。

首先，显而易见，我们与动物有着密切的生物学联系，因为我们也是动物。我们和它们有共同的祖先。灵长类动物是我们最亲密的盟友，但人类与鱼类有超过50%的相同DNA。

在本章中更重要的是，人类一直与动物互动。我们的祖先以动物为食和制衣。他们面对的一些动物很危险，或者与他们竞争食物和住所。为了生存，我们的物种需要对动物的自然历史、习性、需求和脆弱性有细致的了解。在这一问题上，哲学家路德维希·坦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一句话令人费解：“如果狮子会说话，我们是不会理解它的［282］。他的观点似乎是，我们的生命形式与它们的生命形式如此不同，以至于我们找不到共同的词汇可以跨越这种间隙来进行交流。这很难让人相信。狮子和人类都是哺乳动物。像我们一样，狮子需要吃、呼吸、喝水和睡觉。它们交配、生育、哺乳幼崽。如果它说话了，狮子可能会说：“苍蝇爬上你鼻子的时候，你不觉得讨厌吗？”或者“你今天看到羚羊了吗？”事实上，动物确实有与我们交流的方式，如果不是通过语言的话。想象一下，狗拖着它的尾巴，毫无掩饰、急不可耐地坐在主人面前。或是，猫走到紧闭的门前，转过身来，傲慢地盯着它的人类仆人。同样地，我们也能正确解读动物出卖其情绪和情感的信号——竖起耳朵、摆动尾巴、露出牙齿、发出嘶嘶声，等等。

狗很久以前就成了营地的追随者。它们在距今1.2万～1.5万年前加入火炉旁，成为工作动物和宠物［283］。它们至今仍然是我们最亲密的动物伙伴。在澳大利亚土著人的例子中，澳洲野狗幼崽在没有被大量用于狩猎或作为工作动物的情况下被饲养，也许这种模式在其他地方也被重复［284］。狗是为数不多的会看手指指向何处而不是盯着伸出的手指的动物，它们在发现人类打哈欠的传染性方面可能是独一无二的［285］。这些迹象表明，人类的选择性饲养如何塑造了它们，让它们照顾人和与人互动。

某些动物与距今10万年的人属物种一起埋葬［286］。第一个与人类一起埋葬（并被人类拥抱）的家养狗距今1万～1.2万年［287］。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距今约7000年的公墓里有接受仪式埋葬的狗，有时马、狗和人一起埋葬［288］。

猫不容易训练，但它们发现人类是可塑的，会对它们的魅力做出反应。第一个猫埋在人类旁边的记录来自距今0.95万年的塞浦路斯（Cyprus）遗址，猫的驯养可以追溯到这个时期［289］。

动物的宗教——兼仪式——兼象征的力量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在史前时代，人类显然与动物有着直接的联系，并将它们视为神或社会成员。他们相信自己是动物祖先的后裔［290］。事实上，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创世神话中都有动物的特征。例如，澳大利亚土著人讲述了袋鼠、鸸鹋和其他他们认为自己是其后裔的生物的丰功伟绩。土耳其的加泰土丘（Çatal Hüyük）遗址提供了距今约0.82万年的公牛角仪式处理的明确证据［291］。图腾崇拜的证据在卡累利阿的奥列尼奥斯特罗夫斯基·莫吉尔尼克（Oleneostrovski Mogilnik）距今7800年的公墓里很明显。两组坟墓，一组与麋鹿的塑像有关，另一组与蛇的塑像有关。后来，动物在不同时期成为埃及人的有力象征，公羊、牛、朱鹮、猫、猿猴和猎鹰都是神圣的［292］。

同祖先动物的传说和描述一样普遍的，是关于会说话的动物、变体（人变成动物和动物变成人）和半人兽（既是人又是动物的生物）的故事。其中最古老和最强大的半人兽代表是来自霍伦斯敦-史塔德（Hohlenstein-Stadel）洞穴的小雕像，一个用猛犸象象牙雕刻的狮头人像，超过1英尺（28厘米）高，距今3200年［293］。欧洲洞穴艺术也有半人兽。袋鼠头人像被画在澳大利亚北部阿纳姆地（Arnhem Land）的动态岩石艺术上，距今1万年［294］。

正如刚才所指出的，对我们的古代先辈来说，动物的表现显然具有极大的力量和重要性。在距今1.2万～3.5万年前，智人们带着蜡烛和灯来到地下洞穴的深处，在墙上作画时，他们画的不是花和树。事实上，真正引人瞩目的是，他们画的也不主要是人。相反，他们在洞穴里描绘了熊、马、野牛、猛犸象、鹿和公牛（原牛）［295］。拉斯科洞穴中的“公牛大厅”有长达17英尺（5米）的公牛图像，高出人的头部。这些洞穴中动物的图像是真实的和经过细致观察的，而人类的图像数量少且较为概括［296］。事实上，动物的描述是如此精确，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灭绝物种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单凭骨骼记录是无法得到的［297］。正如我在第一部分的引言中所说，这些不计其数的动物描绘是第一批拥有艺术头衔的文物，尽管它们可能也具有宗教或精神意义。我也注意到，澳大利亚的岩画有着相似的历史，同样的历史也适用于非洲。同时，最古老的建筑显然与人类崇拜有关，它们位于距今1.15万年的土耳其哥贝克力石阵（Göbekli Tepe；土耳其语为Girê Navokê，指大肚子） ［298］，包含装饰有精美狮子、公牛、野猪、狐狸、羚羊、驴、蛇及其他爬行动物、昆虫、蜘蛛和鸟类的T形巨石。在土耳其东部同时期的涅瓦利克里（Nevali Çori）遗址也发现了类似的雕刻。

大约1万年前，随着狩猎和觅食向村落生活的转移，我们的祖先开始驯化和养殖动物，特别是绵羊、山羊、猪、牛、马和禽类。到距今9000年，驯养绵羊和山羊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肉食来源［299］。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从6000年前起开始饲养奶牛［300］。一些驯养的动物，如马、驴、水牛、大象和骆驼，都用来劳作［301］。动物也被用作竞技和祭祀。相比之下，美洲人驯养的动物种类很少［302］。

陪伴型动物也很常见。在《奥德赛》一段著名的段落中，经过20年的分离，衰老肮脏的狗阿格斯认出了它乔装打扮的主人，并打了个招呼，这给奥德修斯的眼睛带来了一滴眼泪。到了距今2000年，罗马犬的品种繁多，包括大型斗狗和小型膝上犬，都像现在一样被高度驯养。与此同时，类似于现今的哈巴狗在中国也可能已经被饲养［303］。中世纪的贵族和骑士们脚边常睡着狗［304］，它们在坟墓里也被这样埋葬。在希腊时代和中世纪，拥有“装饰性”宠物有时是一种地位显赫的标识，尽管在十九世纪以前，这种宠物并不总是被人们推崇［305］。到了2500年前，养猫在地中海地区蔓延开来［306］，到了2000年前蔓延至欧洲其他地区。与此同时，在美洲土著人民初遇欧洲人时，出于非实用考虑的饲养宠物爱好在他们当中广泛蔓延［307］。宠物几乎在所有传统社会都有记录［308］。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等思想家认为，给动物造成不必要痛苦的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309］。

驯化某些物种并没有削弱动物的象征力量。《伊利亚特》［310］对战争的描述援引了狮子、野猪和公牛的形象。希腊神宙斯的象征是鹰，他的罗马化身朱庇特的象征也是鹰。随着基督教时代风气的变化，受希腊人和亚述人喜爱的狮子、公牛、马、鹰和猎鹰，被以鱼、羊和鸽子为特征的象征符号取代了。然而，在短短几个世纪内，福音传道者与长期以来最受欢迎的动物偶像联系在一起：马克与有翼狮子，卢克与公牛，约翰与鹰。狮子、独角兽、白鹿等都出现在纹章图案中［311］。在中美洲，维齐洛波奇特利（Huitzilopochtli^[1]）神被描绘成一只蜂鸟。

大约2550年前，伊索收集或创造了数百个有关动物和道德教训的、可以从中学习或阐明道理的寓言。有些占星的标志是动物，中国年就是以它们命名的。出生在这些标志下或特定年份的人被认为应该表现出相应动物的某些特征。(www.chuimin.cn)

同时，半人兽形象仍然令人印象深刻，广受欢迎。埃及的神阿努比斯（Anubis）狼头人身，还有其他神祇长着鳄鱼头、鹰头和公羊头。希腊神话包括森托（Centaurs，半人马）、萨提尔（Satyrs，半羊人）、戈尔贡斯（Gorgons，三蛇发女怪）、许德拉（Hydra，九头蛇）和弥诺陶洛斯（Minotaur，牛头怪）。印度教徒崇拜象头神甘尼萨（Ganesha）。复活节岛的居民采用鸟人崇拜。

动物在艺术中一直很突出。埃及和希腊的建筑、文物、雕塑和绘画都展示了动物。在基督教时代，经书和诗篇的雕刻家用动物和鸟类装饰正文和边距。到了中世纪，一些被称为“动物寓言集”的书被用来描写动物，尽管其中经常出现怪异的生物。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人们常常对描绘的准确性给予认真的关注。例如，这在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的马匹中是显而易见的。距今约1500年的耶罗尼米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的《圣安东尼的诱惑》就是一个惊人的例子。它展示了各种各样奇异动物和鸟类的合体，但也包括了红额金翅雀（Carduelis Carduelis）和仓鸮（Tyto alba）的精确描述。拉斐尔（Raあaello）1518—1519年的梵蒂冈壁画展示了上帝创造动物。除了对狮子、老虎、大象、猪、狗、兔子、牛、驴、马、鹿和各种鸟类准确的描绘外，这幅画还包括一只畸形的犀牛、一只独角兽和一只前额突起一个小小的单角的骆驼状生物。阿尔伯特·德雷尔（Albert Dürer）提供了其他动物图像表现的例子，不仅在他对野兔的精彩研究中，而且在一只海象（1521年）中，以及他刻画得令人信服的犀牛（1515年）中。后来出现了动物静物画的类型，以死去的动物为特征，生动地描绘了被猎杀或陷入绝境中的动物。十七世纪荷兰和佛兰芒绘画中动物肖像的兴起，在塑造当时对动物的态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312］。迭戈·韦拉斯克斯（Diego Velazquez）、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和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是动物肖像大师，科学动物描绘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包括托马斯·贝威克（Thomas Bewick）和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等艺术家。

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改变。数以百万计的动物、鱼和鸟被当作宠物珍藏。在美国，作为家庭宠物饲养的狗的数量为5200万只［313］。全世界与人类生活在一起的猫的数量估计为6亿只［314］。此外，动物还保留着它们的象征性地位［315］。美国鹰和英国狮与俄罗斯熊比赛［316］。各州的军装上都有动物。例如，澳大利亚以鸸鹋和袋鼠为代表。我们可能不再崇拜动物，但作为我们世俗化宗教的一个方面，我们以动物命名我们的运动队和汽车。而且，并不是说当代人类已经不再有动物展现人类特征或人类展示动物特征的故事。卡通和电影里充斥着会说话的老鼠、鸭子、狗、猫、鸟、狮子、猪、臭鼬、狼、马、走鹃、斑马、长颈鹿、兔子等。通俗小说经常引用半人兽、变形、杂交生物，还有实验搞砸了而让不幸的主人公具有超自然力和动物体征。娱乐节目包括美人鱼、吸血鬼、狼人和被公主亲吻时会变成王子的青蛙。事实上，有一些人接受了整形手术，把自己变成了活生生的合成人。回到艺术领域，戈雅和毕加索痴迷于公牛，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威廉·韦格曼（William Wegman）和卢西安·弗洛伊德 （Lucian Freud）都以画狗而闻名，吉尔·格林伯格（Jill Greenberg）和罗宾·施瓦茨（Robin Schwartz）则善于画猴子和非人灵长类动物。

当我们回忆起许多当代人生活在制造出的城市环境中，与自然环境隔绝和疏远时，这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了。不同于我们的祖先追捕、猎杀、搬运、剥皮、去内脏、屠宰和烹调他们所吃的动物，我们大多数人购买的是防腐包装的肉片或预先烹调过的饭菜，它们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动物的肉。我怀疑，由于这种分离，我们对待动物的态度都比我们的祖先更加感性和野蛮。

一方面，我们有电池农场和工厂捕鱼。我们在特制的屠宰场里宰杀大量的动物作为食物。我们在笼子里的动物身上做实验，并在它们身上测试各种各样的产品。我们猎杀动物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存依赖于这样做，而是为了竞技。我们让动物和其他动物对决。而以防止人类虐待动物为目标的组织似乎从来都不会缺少工作。此外，大多数人对动物一无所知。冷漠、恐惧和经济剥削的态度往往占主导地位［317］。例如，在基督教圣经中，我们对动物的矛盾心理表现为：我们是它们的监护人，而它们在这里仅仅是为了我们的使用和利益［318］。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有防止虐待动物的组织，其中大多数成立于十九世纪［319］。更概括地说，约自1500年起，人们对动物的态度开始逐渐改变。它们不是被视为可以用来和处置以适应我们目的的机器，而是被认为在承受痛苦，并且是值得关心和尊重的。如今，我们对待我们的宠物就像对待完全意义上的家庭成员一样，我们用王室待遇喂养它们。许多人不再认为穿皮草在政治上是可以接受的。我们试图治愈被油浸的海鸟和在猎杀中受伤的鸟类。我们禁止了许多血腥运动。电视频道专门播放以动物为特色的自然历史节目。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濒危物种非常关心，特别是那些具有审美魅力的物种，我们有时准备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保护它们。我们不仅希望它们生存，而且希望它们以适合的方式生活在适宜的地方［320］。孩子们不可避免地被动物迷住，自然而然地被吸引［321］。我们的城市里有数百万的同伴动物，和它们同居对主人有着重要的治疗作用。（宠物对接触反应灵敏，它们有时专心致志，有时深情，并且没有主观评判。靠近它们给身体和情感带来益处，如陪伴，安全感或舒适感，并降低血压。对它们的照顾也提供了组织感和仪式感，而且相对来说要求不高，不复杂。）［322］所以，即使我们与动物的关系不是我们远祖所拥有的，但它们对我们的吸引力也非常深。

许多人会同意哲学家和环保主义者霍姆斯·罗尔斯顿三世（Holmes Rolston III）的以下类比，即将动物比作没有社会控制地位的人类群体：

一种文化如何对待野生动物揭示了这种文化的特点，就像它对黑人、穷人、妇女、残疾人和无能为力者所做的一样［323］。

他的观点与被广泛归功于圣雄甘地的观点相呼应：

一个国家的伟大和道德进步的程度，可以从其对待动物的方式来判断。社会生物学家E.O.威尔逊（E. O. Wilson）刻意低估了这一情况，他提出：

生命与人类在种系基因上的连续性本身似乎是容忍猿类和其他生物继续存在的充分理由。这并没有削弱人性，而是提升了非人类生物的地位［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