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毛和脚:警示故事与进化艺术

2023-10-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最初的羽毛是为了体温调节而进化的。在大多数情况下，飞行的成本超过了给鸟类的生存和繁殖带来更大好处的成本。第一个是一般性的观点，即关于某物应该被看作拱肩还是适应，对此进行判断是十分必要的。此外，始祖鸟的爪子并没有为了使它们更适合栖息而改良［269］。他得出结论：即使始祖鸟选择坐在树上，因为它可能已经如此，脚仍然是一个衍生的结构和一种对陆地而非树上生命形式的适应［270］。

最初的羽毛是为了体温调节而进化的。一些古代鸟类的后代，如鸸鹋和企鹅，没有适合飞行的羽毛［267］。然而，大多数人认为飞行本身就是一种适应，而不是鸟类体温调节的副产品（也称拱肩）。他们这样认为当然是对的。飞行是有代价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捕食者的岛屿上，一些物种会恢复到不能飞的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飞行的成本超过了给鸟类的生存和繁殖带来更大好处的成本。但如果这是一种适应，我们在哪里找到这一适应？我们不是在羽毛的起源中找到的，而是在特定羽毛的某些结构改变，以及其他与之相伴的有助于飞行的骨骼结构、肌肉组织等的变化中找到的，所有这些变化都使鸟类的飞行成为可能。

我从这个故事中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是一般性的观点，即关于某物应该被看作拱肩还是适应，对此进行判断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考虑的不是它是否是某种早期适应的副产品，而是它目前在生物体生命方式中的作用。进化总是建立在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这有助于弄清楚为什么进化只利用了那么少的“设计空间”。例如，它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的生物显示四肢或六肢的基本身体设置。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结果是适应性的，它有时表现出即兴的、应急而生的特点。直立行走对我们的祖先而言是适应的，但我们也继承了随之而来的背部问题和疼痛。

在做出某些行为是适应性的判断时，必须非常谨慎。仅仅注意到行为对生物是重要的和有用的，这还不够。生物学哲学家丹尼尔C.德内特（Daniel C. Dennett）声称，第一种已知的鸟类——始祖鸟——的爪子完全适应栖息在树枝上［268］。另一位科学哲学家罗伯特·C.理查森（Robert C. Richardson）指出，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始祖鸟是由脚踏动物——恐龙——进化而来的，恐龙用与之相同结构的脚来捕捉猎物。此外，始祖鸟的爪子并没有为了使它们更适合栖息而改良［269］。他得出结论：

即使始祖鸟选择坐在树上，因为它可能已经如此，脚仍然是一个衍生的结构和一种对陆地而非树上生命形式的适应［270］。

第二个结论是，一个特征或行为的进化起源可能与其当前的功能无关，无论该功能是否具有适应性。鉴于此，我们可能会质疑，去证明某些形式的审美反应或艺术创作是祖先对古代环境或形势的回应，这是否有意义。我们在身体上与我们祖先生活的环境隔绝，在文化上与他们的思维方式隔绝。通过研究过去，我们也许可以了解一些现代行为的起源，但如果认为这与解释它们目前的相关性或正当性有关，可能会受到怀疑。

在这类问题上，美学家罗纳德·摩尔（Ronald Moore）写了一些关于景观美学的描述，这些描述建立在原始觅食者对栖息地的反应上，栖息地对他们可以是友好的，也可以是敌对的：

至多，它能解释我们是如何看待一些事物是美的，而另一些事物则不是美的，而没有触及为什么我们坚持这样思考，为什么我们用与史前历史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关系的理由来捍卫我们的判断［271］。

尽管我刚刚得出了第二个结论，但我认为摩尔在这种特殊情况中是错误的。找出为何如此，有助于澄清一些重要的问题。

即使一种适应在其意义上被未来的变化和环境所超越，从而偏离其早期的功能，它也可能不会因此而被根除。对脂肪和糖的渴望显然不像我们更新世的祖先那样适应于现代西方人，但它同样存在；承认这一点，或许与考虑抵制对脂肪和糖的渴望涉及什么有关。生物学的说法不仅是要解释这些偏好的起源，还要解释这些偏好的持久性。(www.chuimin.cn)

有时它们的持久性表明它们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心理层。有些审美趣味是完全易变的，在文化上是任意的，但并非所有的审美趣味都是如此。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评论我们今天对非人类动物、景观和人类同胞的审美反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都似乎根植于我们远祖的进化本性中。当然，我们的现代环境会影响这些偏好现在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我们如何表达它们，但这并不表明它们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景观审美的召唤可能不会促使现代都市人拿起长矛去打猎，但很可能会影响他/她想住在哪里，在办公室墙上挂什么画，选择去哪里度假。

地理学家杰伊·阿普尔顿（Jay Appleton）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避孕药的使用没有让性交变得毫无意义，而是使人们能够“在满足他们与生俱来的倾向时，不受任何另有所图的功能性过程的影响”。他继续说：

以此类推，其他一些机制——看似通过增强有利的环境关系来促进有助于实现其他生物要求的行为形式——也不会因为我们所推断的“最终过程”不再仅仅通过它们的机构就能实现而消失。我们之所以不这么说，是因为我们的生存并不依赖于我们捉到一只兔子或躲避食人者，因此，试图看见猎物而不被捕猎者看到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我们说，解除使用这些机制进行自我保护的义务，使我们能够满足这些生物倾向，而不受真实的、不可控制的危险的影响，例如我们的祖先可能经历过的，而今天大多数动物和一些人仍然在经历的危险［272］。

然而，这呼吁我们认识到，一些审美趣味作为我们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共同人性的一部分而出现，这一事实的后果——当然，仍然是假设这种联系得到了证明——可能会进一步遭到的质疑。我们所考虑的天性和本能是我们的基因，都是为繁殖和基因传递服务的，这就是衡量进化成功的方式。但作为有机体，我们有着与基因不同的目标。例如，许多人选择限制孩子的数量，尽管他们能够成功地抚养更多的孩子到成年。所以，总是需要一些本能的压力来做这或做那：这是我的基因会让我做的，但这是我应该做的吗？我的议程和我的基因一致吗？这说明，某种倾向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中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遵循它［273］。

我承认，对于“我的本性和本能导致了这是我必须要走的路”的说法，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种联系不必如此紧密，就已经很重要了。如果我们的生活计划往往不只是排队等着我们的基因自然地倾向于让我们做什么，那么我们有一个初步的理由认为我们应该遵循自己的本能。我所说的“排队”并不是说，只有当我们的计划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生殖潜力时我们才应该遵循我们的本能。相反，我认为我们计划的一部分是为了获得幸福和持久的快乐。这种状态往往是跟随我们的本能而产生的，因为这是大自然激励生物追求其基因兴趣的常见方式。艺术和建筑历史学家格兰特·希尔德布兰德（Grant Hildebrand）这样说：

在反思我们生活中的各种环境和经历时，我们应该能够在我们喜欢的特征和能够提高我们生存机会的特征之间找到一些相当接近的匹配［274］。

因此，我们应该遵循我们的本能，去获得通常会产生的满足感，前提是没有理由认为快乐会被超越，或者某个更高层次的目标应该被优先考虑。对于审美来说，它所带来的回报往往不会颠覆我们的生物学议程。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对审美的渴望是本能的，我们通常没有理由认为这与我们的有机体层次的兴趣相矛盾。

在这里，对摩尔的最后一个指责做出答复：我们为我们的判断和偏好给出的理由“与我们的史前历史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关系”。进化心理学家为我们远古祖先的审美栖息地偏好给出的理由，正是将这种偏好与人类取得繁殖成功的生物学议程联系起来。然而，这些不一定是我们的祖先做出选择的理由。他们不需要用这样的术语来预测，或者根本不预测。更有可能的是，他们选择了那些看起来漂亮、有吸引力、感觉不那么有威胁和压力的东西，而没有展望过他们将成为父母的血统的活力。我们，他们的继承人，与他们有共同的审美偏好，事实上，这些偏好促成了他们的成功遗赠，但当我们行使这些偏好时，我们不会因此而回顾他们古老的过去，就像他们不会展望我们遥远的未来一样［275］。

羽毛和脚:警示故事与进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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