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党政军各自维护利益

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党政军各自维护利益

【摘要】:党、政、军各搞一套,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各自都是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随着配售工作日趋正常,胡、我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缓和。它的性质是国民党、三青团、其他党派、团体和地方势力所属各种分子争权夺利的冒牌“民意”组织。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天津市参议会举行第一次大会,由议长杨亦周主持。

国民党政府内部,派系纷争,勾心斗角。党、政、军各搞一套,争权夺利,矛盾尖锐,各自都是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天津民食调配处的存在虽然先后不及一年,机构独立,业务单纯,却也难以避免大大小小的种种矛盾。兹仅举其较为显著的数例,以见一斑。

一、内部人事的矛盾

杜建时是蒋介石的亲信,但历来多任空衔军职,手下没有能够撑得起一个院辖市的大局面的高级班底,再加上必须照顾与各方面的关系,所以就任之初,天津各局局长的人选基本上一仍其旧,很少变动。社会局局长胡梦华是CC系张厉生派的一员干将,党务工作出身,老于世故。杜、胡之间是貌合神离,彼此互不信任。天津市的粮食问题例由社会局主管,民食调配处成立时即由胡梦华以社会局局长兼任处长,我以市府第三科科长兼任副处长,全处人员由胡任命。实际上,杜是要我替他把关。在我就任之初,杜曾一再叮嘱我要谨慎小心,不要让处里搞出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对美、蒋都无法交待,意思是用我来进行对胡的牵制。关于这一点,杜、胡和我各自有数,心照不宣。调配处刚一成立,杜建时就来对全处人员讲话,强调了配售信誉关系美国朝野的观感,并提出年轻人要重名轻利,做出一番事业,为国争光,为民谋利等。当时,杜年四十,我二十八岁,所以他特意突出年轻人,也是针对胡梦华等人而说的。

在国民党政府机构中,历来是各派系各自安插私人,排斥异己。正、副职非出一源,必然会产生矛盾,谈不上真诚合作,胡梦华和我也不例外。我两人在工作中经常因意见相左而发生磨擦,有几次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当时,我血气方刚,缺乏处世经验,往往坚持己见,直到逼得胡梦华不再开口为止。他考虑到我的牵制地位,摸不清我所坚持的意见究竟是我自己的,还是杜建时的,所以对我有所忍让,我则较为幼稚。

随着配售工作日趋正常,胡、我之间的矛盾也逐渐缓和。这时,我想到我在抗日战争前就读于燕京大学时,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外围学生组织——诚社,而胡梦华是诚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我在诚社只是一名普通成员,且为时较暂,早已脱离。他不知道有我,我却知道有他。此时,这种关系正可利用来弥合两人嫌隙。于是,有一天我顺便向他提及我曾参加诚社的事,使他大感惊异,连说:“想不到你是自己人。”他既把我当成自己人,其后大家都客客气气,果然减少了对立的情绪。在国民党政府中就是如此,一旦拉上了关系,仍是同一个人,却会使对方的观感发生变化。

二、与天津市参议会的矛盾

天津市参议会成立于一九四八年初(前为临时参议会),参议员一百零四人。它的性质是国民党、三青团、其他党派、团体和地方势力所属各种分子争权夺利的冒牌“民意”组织。名为“实行民主”,实为欺骗人民。

一九四八年六、七月间,天津市参议会举行第一次大会,由议长杨亦周主持。会上,除由杜建时及市府所属各局局长各作施政报告,并答复质询外,民食调配处虽非市府机构,也应邀出席。我本来以为调配处的报告一定由我莅会去做,未料会前市府秘书长梁子青通知我说,已决定由胡梦华代表调配处上台报告,请我代为准备资料。我咀里不说,心里纳闷。我想,胡梦华虽兼任处长,但一切业务由我经手,他未必了解得十分详尽,在接受质询时,如被问到细节上,他恐难以应付。不过,以杜建时对我的信任,作此决定必有其原因,所以未表示异议。

会开了几天,我见几个局的施政报告都平平过关,虽多少不等的有些质询,也仅为表面文章,自以为粮食配售,有益市民,当然更不会有什么问题,心中十分泰然。不料在胡梦华代表调配处上台报告工作时,站在话筒前还未及开口,忽然有人喊道:“胡局长,你已经报告过啦(指社会局),该换孔副处长上来啦!”紧接着又有人喊:“调配处归孔副处长管,你还是让他来吧!”“请孔副处长和大伙见见面”等等。类似的喊声此起彼伏。甚至有人高叫:“请孔副处长上来,好不好哇!”接着许多人答腔:“好!”如此持续了好几分钟,场内喧嚷不休。胡梦华站在台上,板着面孔,一言不发。吸完了一枝香烟,再点一枝。此时我才感到事出有因,来者不善,这明明是冲我来的。我当时年少气盛,自恃心中无鬼,很想上台替下胡梦华,看看他们意欲何为。然而,胡梦华始终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最后,还是议长杨亦周出来打圆场,他说:“胡局长兼任调配处长,应该由他报告。”他讲完后,示意胡梦华开始。

胡梦华读完报告,开始接受质询。这时又有人喊:“报告完啦,这回该换孔副处长上来啦!”胡梦华说:“我是调配处处长,一切我可以负责。”下面还是有人起哄。杨亦周只得再次出面,他说:“胡局长已经表示负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再请孔副处长补充。”这样,那一伙人总算不再喊了。可是,接着提出所谓质询的还是这几个人,质询的内容多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例如,他们说:“美国人给的面是好的,到了调配处,都给掺上白棒子面,倒底掺了多少?”“听说美国来的面是大袋,调配处给换成小袋,这么一折腾,孔副处长可老鼻子啦!”“大家都是市政府机关,为什么调配处的人挣的特别多,上班有车坐,人人发制服。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布?这些钱是从哪里来的?等等”。(www.chuimin.cn)

出乎意外的是,有关掺假问题还未等胡梦华开口,坐在楼上旁听席里的天津商品检验局局长李尔康突然起立发言。他说:“关于这件事,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最早是我提出怀疑来的。”然后,他讲了商检局接受委托,签样代验,证明毫无掺假的经过和结果。最后表示,事由他起,所以他有责任替调配处提出证明。

关于“调包”问题,胡梦华答复:调配处自己没有仓库,配售店卖粉笔笔拆袋论斤过秤,不准连袋出售,不存在大袋过小袋的事。

关于待遇和制服,胡解释了调配处不属市府编制,行政费用取自美粉售款百分之五,一切开支不由国家负担。

在我听到提出这些质询时,头脑中最初的反应是这全是借题发挥,我完全可以据理反驳。然而,很显然,质询只是手段,看来他们是想将我的军,要我难堪。所不明白的是他们为什么和我过不去。既然点了我的名,我很想上台去和他们大辩一场,甚至想乘机讽刺挖苦他们一下,出口闷气。胡梦华不肯让,我也没有办法。只是觉得他的答复口气较软,留有余地。

会后,我才被告知,部分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参议员事先计议,要在会议时,给我来个下马威。在此前不久,北平市警察局局长(忘其名)在答复北平市参议会的质询时被惹火了,大发脾气,说了几句使参议员们听不入耳的话,结果,北平市参议会借题发挥,大告其状,说他是藐视民意,践踏民主。南京行政院为了博取“尊重民意”的美名,下令将这位倒霉的局长撤职。其实,这是表面文章,骨子里还有什么内幕,非我所知。天津的这些参议员知道我年纪轻,无经验,沉不住气,正好如法炮制。他们打算轮番发问,惹我发火,造成事端,好看热闹。幸亏教育局局长郝任夫闻讯,事先告诉了杜建时,所以才由梁子青通知我改由胡梦华代表调配处出席报告。又怕我不服气,当场压不住火,所以没有向我说明原因。

为什么选择我做为目标,来找麻烦?后来我才知道,早在前一年天津市党部改选时,由于权力之争,派系之分,党政之间闹了矛盾。其中有些市党部的人对杜建时不满,存心报复,认为我是杜建时的亲信人物,找我开刀(我非国民党党员)。至于三青团分子反对我,据说是因为我得罪了天津主任委员王任远。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时,被王任远组织的三青团分子冲击殴打,酿成“五·二〇”事件。事后,由我代表杜建时和北洋大学学生代表先后进行了两天的谈判,答应了所有可以答应的条件。我本来对王任远心存蔑视,又看到他组织和指挥了这次暴行,所以在谈判时尽力替市政府辩白,把责任都推向三青团,不论公开或私下,又说了一些不利于王任远的话。这些话可能为其所闻,于是暗设机关,蓄意报复,让我尝尝反对他的滋味。

在我得知内情后,曾向胡梦华表示谢意。因为胡早知内情,心中有数,所以不论台下怎么喊,他都不下台。为此,他很感得意,对我说:“闯荡江湖几十年,不能没有这么点道行。我讲的就是个义气。”事后,他又带我去访晤了几位我不认识的头面参议员,缓和情绪。去访晤的人并不是那天在会场上吵嚷的人,胡梦华作此选择,可能是由于他们是幕后的策划人。不仅如此,胡又在会后邀请好几位参议员来调配处任职,各给以专员名义,实际上也是安抚收买之意,与参议会搞好关系,图个日后清静。

三、与天津警备司令部的矛盾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天津已临近解放,交通不便,南方面粉运不进来。当时,我已升任处长,调配处只靠有些存粉,利用拉长配期的方法勉强维持。不料,天津警备司令部看上了这批存粉,想要据为己有,以充军粮。先是司令陈长捷派副官处处长(忘其名)来向我商借,被我回绝。陈又请我去司令部,先由别人和我谈,然后亲自出面,我都辞以存粉是行政院所有,调配处只是负责办理民食配售,我无权出借。他们说,军队保卫天津百姓,缺粮无法作战。我回答说,军粮供应虽然事关重要,但是应由后勤兵站负责,我职司维持民食,民以食为天,如果老百姓都饿死了,军队又保卫谁呢?如此磨嘴皮,先后数次,都是不欢而散。记得最后一次是司令部来电话,说是陈司令请我再去谈谈,我答以有事跑不开,欢迎陈司令到我处来。对方说,陈司令很忙,不能来。我说,我也很忙,不能去。谁知电话挂断不久,那位副官处长就来了,还是说陈司令请我再考虑。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故意提出难题,我说只有在两种情形下可以同意借粉:一是请司令部致电南京行政院说明军粮紧急,给我下令拨粮,命令拨多少,我出借多少;二是由陈司令和我共同署名在天津各报刊登公告,并在全市张贴,说明调配处的存粉由司令部征用,暂停民食配售。当然,这都是做不到的事。自此直至解放,他们未再为借粉的事前来纠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