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世界观转变的十年|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千秋万古名，寂寞身后事。”一九六三年四月柳猗逝世。天津市政府、南开大学等单位联合举行公祭，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送了花圈，“鞠躬尽瘁，永树风规”的輓词，评价了柳猗的一生。朋友故旧的輓联中，有联曰：“始本唯心，终于唯物”；或曰：“半世唯心，十年唯物。”柳猗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哲学家，他从唯心主义转变到唯物主义的过程，也就是他从爱国知识分子进而成为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过程。其重要的转折点与标志，乃是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找到了光荣的归宿。现在要凭我的回忆和认识来叙述他的世界观变化的全过程，困难很多，我只能介绍他生前的一些言行，并借助于最接近他的师友所提供的一些情况，试以说明他的思想变化。

柳猗致力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他都作过精深的探讨，而最终的结论是：批判地学习、研究它。一九五七年六月在南开大学的一个群众大会上，他针对当时某些年轻人迷惑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现实情况，作了公开的演说，批判西方哲学“故作尖深”、“玩弄概念游戏”，有如杂技演员的“耍碟子”，把观者弄得眼花缭乱，看穿了，只是一种耍弄的手法。他蓄意开设一门专课——批判西洋哲学，可惜的是在他晚年病魔缠身，不假天年，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柳猗以治美学而著称。美学是研究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一门科学。因为人对现实的审美，主要表现在艺术当中，所以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艺术，是艺术中的哲学问题，因而有人把美学称作艺术哲学。柳猗从我国最早的先秦诸子探讨美学问题之言论与著作，到西欧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美学都有所研究，并下过一番功夫。在博览群书，研究了古今中外的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他自己的美学观点。这里，提出他的遗著《中西建筑漫谈》，为一例证。

《中西建筑漫谈》不是谈建筑的历史、建筑的技巧，而是专就中西建筑的欣赏者的观点，加以讨论。文章指出人们观察一件事物，可以有三种态度，即：求真的态度，实用的态度和欣赏的态度。欣赏的态度是文章谈论的重点。作者认为：建筑是视觉的艺术，是空间的艺术，是直达的艺术。了解西洋建筑，可以藉视觉、空间和直达的方法，但是要想彻底了解中国的建筑，只藉此三种办法是不行的，因为中西建筑利用空间的方法不同。他说：“不信试看西洋的建筑，上自希腊中古，下迄近代的美国，其间变化虽然不无小异，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性质，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它们都是立体的、堆积成功的无生机的。”“反回来看一看中国可就不然了，中国的建筑，可以说是平面的、开展的、有机的。因为它的铺张是向着地面平着发展，因为它的门窗户壁、走廊飞檐、垣墙过道，莫不各个相连，一气呵成，所以可说它是有生机的。”

作者以中国的宫殿、园囿、坛庙，陵寝为例，阐述他的观点，他说：“试以北平的宫殿为例，进前门经过午门直达后门，全局秩序井然，互相连贯，无懈可击。要想明瞭它的全局，你一定得走动，随走随看，不象西洋建筑似的，可以站在固定一地，窥其全豹。中国建筑最重次第，唯其有次第，所以才觉得变幻无穷。中国建筑的道路是曲折的、起伏不平的，升高阶，降低台，重升重降，宛如音乐的乐谱，抑扬顿挫，令人觉到它的深邃，它的迢远，明明是数十步的道路，却显得有数里之遥，这是中国建筑利用平面空间的特色。再拿园囿来说，西洋的花园大多是有规律的，几何式的，一入其园之门，几乎就可以看到它的全景，虽然有几十顷大，也不显大。可是一到中国的园囿，可就风味迥异了，它的回廊，它的羊肠曲径，它的花草布置、假山陈列，在在都是利用曲线，令你如置身别有洞天。它的幽奥邃远，往往几亩地大的花园，叫你觉得如几十顷地大。”又说：“到了中国的花园，就好象到了一所自然的世外桃源，处处觉其妥贴，只看见自然的手，决看不见人为的痕迹。”“到了西洋的花园，便到处显露着人为的样子，花草要剪得齐齐的，道路要修得直直的或方方的。”作者赞美中国的建筑，根本表现一种无极的精神，令人觉得如在家乡，与自然相安，这正代表了中国数千年悠久的历史，地大物博的大方态度。西洋处处要征服自然，中国处处要与自然相亲。作者的这一番审美的态度，欣赏的态度，充满爱国主义的情感，这也正是他的美学观点受到推崇的原因之一。作者也并非肯定中国建筑的一切，他还举例分析了一些建筑在美学上的缺陷，强调不要一丝不变的保守，而要舍己之短，取人之长，一味效仿西洋建筑的皮毛，或盲目的墨守中国建筑的一切优点劣点，都不是根本的办法。这里也反映了作者辩证的思想方法。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柳猗的形象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有一点“超政治”的倾向。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情况开始变化。据邢公畹（庆兰）教授回忆：当国民党政府的军警特务在昆明镇压学生运动，肆意屠杀青年学生酿成“一·二一”惨案的时候，柳猗私下对公畹说：“一个政权发展到屠杀无辜青年，把枪口对着人民的时候，它的灭亡就为时不会太久了。”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先生表示愤懑，对于投身正义斗争的师生，先生表示支持，并且暗中加以维护。当时，公畹公开地表示支持这次学生运动，为悼念“一·二一”死难烈士，撰写輓联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和手染青年人鲜血的刽子手。柳猗为了保护公畹，考虑到他家贫，上有老母，下有妻儿，便千方百计为之在联大复员北上的第一辆汽车上争得一席，使公畹携妻儿及早离开了昆明，脱离了白色恐怖。

抗战结束，南开大学复员天津的时候，张伯苓校长委柳猗为文学院院长。在敦聘教师中，他有意识地敦聘进步人士，如进步教授、文学家李广田。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时候，柳猗就通过种种关系，将广田先生聘入南大中文系。从复员到解放前夕，柳猗主持南大文学院，在各系敦聘教师的工作上，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如李霁野、吴廷璆、罗大冈诸教授，都是这一时期聘入南开大学的。还有一些参加过民主运动的讲师、助教和毕业生，柳猗也深为器重，加以聘任。因此，一度有人向张伯苓校长进谗言，提请张校长注意文学院教师队伍的所谓“赤色”倾向。柳猗因此曾受到指责，但是他的用人标准，无所动摇。

解放战争期间，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为中心的民主运动在天津如火如荼，南开大学是众目注视的民主堡垒，国民党反动派压学校当局出来阻止学生走出校门，参加游行、示威等活动，学校当局张贴布告，强调学生应以读书学习为重，严禁所谓的“越轨”行为，并以“违抗者开除学籍”相威胁。布告贴出，就被中文系讲师张肇科（鲁歌）动手撕了下来。校当局责成柳猗处理这件事，责成“肇事者”将撕下的布告再贴出去。柳猗以沉默相抗拒，张肇科则将撕下来的布告当众扯得粉碎。同学们走上街头游行示威，遭到特务殴打，柳猗加以慰问，有人对此责难，柳猗说：“我的学生流了血，我实行人道主义，有什么错？”(www.chuimin.cn)

就是经历了这样现实的生活斗争之后，柳猗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最后地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据当年哲学系和德文班的同学们回忆，就是法西斯疯狂的时候，柳猗在课堂上公开号召大家研究德国产生法西斯的原因，研究尼采、柏格森的唯意识论，特别是这一唯心主义哲学观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和它被帝国主义、法西斯所利用的事实。

一九四九年，天津城上红旗飘，柳猗欢欣鼓舞迎接解放，兴高采烈地扭起了秧歌，欢庆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他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土改，看清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改变亿万农民悲惨命运。他也开始懂得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在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中，我们的两个女儿——承融和承媛投笔从军，参加了保家卫国的斗争，柳猗感到了做父亲的自豪，更感到了作为中国人民的自豪。而这种中国人民敢于抗拒强敌的真正自豪感，恰恰来自共产党的力量。他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信仰和热爱。通过生活斗争的实践，柳猗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治学道路，都作了新的选择。他开始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自觉进行世界观的改造。他说：“我学了半辈子唯心主义哲学，但没有学好，现在要下决心来学好它，学好的目的在于批判它。”从而，他走下了唯心主义哲学的讲台，开设西洋哲学批判史的愿望由此萌生。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献身。

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实行院系调整，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南开大学，把原有的化工、机械等系合并到天津大学，又撤销原有的文、理、法、财经等院一级的机构，采取系由校直辖的组织形式。这一改革，并不是每一个教学工作者所能接受，具体到一些老教授，在文学院被撤销的情况下，恋旧伤怀，感情上接受不了。同时也有人提问：文学院撤销了，冯文潜院长干什么去！柳猗调任了图书馆馆长。本来，这一调动并不意味职位的升降，但是在大学里有一种世俗的看法，总认为图书馆工作是不足道的，象冯文潜这样的人进图书馆，未免有点“屈才”！这件事，还引起过一点小小的风波，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名望的汤用彤教授撰文在《人民日报》上谈重视人才问题，说：南开大学著名的哲学家冯文潜，不发挥其专长，而让他去当图书馆长，岂不是人才的浪费么？柳猗读了这篇专论，深为遗憾。因为汤用彤是他的老同行、老朋友，但并不真正了解他，不了解他当图书馆长是上级的任命，也是他自己的请求。早在院系调整之前，他就曾毛遂自荐，希望到图书馆工作。他认为：图书馆是与各科系息息相关的文化科学中心，是全校师生的知识宝库，教学、科研都需要从中汲取财富和营养。他主持图书馆工作不久，即得到来自馆内、馆外的许多赞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称赞他学识渊博，不仅精于汉学，而且掌握英、德、法、俄、意、日等多国文字，这是南开大学图书馆建馆数十年历任图书馆长所莫能及的。他读书多，爱书、懂书，会买书。他主张综合性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除了与教学科研直接有关的书需要购买收藏而外，其它有价值的中外图书，也要兼容并蓄。学校的图书经费，他一贯精打细算，节约使用，而一旦遇到珍贵图书，他却不惜重金以购，公家不肯出钱，他就自己掏腰包。一九六二年天津古籍书店给南开大学图书馆送来一部《中国盐政史》，这是一部难得的善本，书店索价八百元；而学校分管图书馆的领导是位外行，卡住经费，不让购买。几经与书店磋商，书价降为六百六十元，公家还是不买，柳猗便以分期付款的办法，自己将书买下，赠与图书馆。他唯恐我想不通，再三向我作解释说：“我当图书馆长，拿着教授工资又不教书，要求减薪又批不准，很对不起党和国家，买些书放在图书馆，也是一份心意。”对于南开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应如何对待藏书，柳猗是有远见的。五十年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一度被取消，中国人民大学当即要求调拨经济研究所的全部图书为该校使用。当时上级领导乃至南开大学党、政领导干部都认为：人民大学与南开大学同系国立大学，本着“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可以同意调拨。但是，柳猗对于领导上这一决定表示不同意，他详细掌握了经济研究所的藏书情况，郑重提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国内外享有盛名，而该所藏书为该所几辈人精心搜集所得，为南开大学所特有，非一般经济用书，不宜分散。而且，南开大学更应保护这批藏书，形成自己馆藏的特点。他冒着犯本位主义错误的风险，顶住“破坏全国一盘棋”的非议，据理力争，阻止了调书的决定，保住了经济研究所的全部藏书，为后来恢复经济研究所减少了困难。人们议论说：如若不是冯馆长，经济研究所摘下的牌子重新挂上容易，而调走了的图书就不一定能重新调回来了！

柳猗素有“甘为人作嫁衣裳”的精神，解放后又接受了“为人民服务”的教导，在图书馆工作中，总为用书人着想。每次拿到订书单，自己认真细看，作好标记，然后推荐到各系，而且力争把书单送到需要书的人手里。五十年代，南大图书馆的藏书已有百万册，有目录可查的书，师生易于借到，尚未编目的书或收入丛书之内的书，查找起来有如大海捞针。柳猗身为馆长，却经常为师生找书，给师生留下难忘的印象。一次，中文系朱维之先生需要借阅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小说《太阳城》，在目录中遍查而不得。柳猗便亲自进书库，查尽英文版小说，最后从一套英文版的《世界文学名著选》丛书中找到了《太阳城》，朱维之为此非常感动。我国研究古代化学著名的陈国符教授，当时任教于天津大学化工系，他请南大图书馆为他查借《道藏》一书，这本书未经编目，管理人员查不出收藏在哪里，请教馆长，柳猗凭其丰富的图书知识，肯定在《周孝友堂赠书》中有此书，但整库赠书也未经编目，柳猗从古书十万卷中，终于找到了陈国符教授急用的《道藏》。事隔多年，陈国符教授念念不忘这件事，并且说到他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成果时，总要说：其中有冯文潜馆长的支援。

柳猗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十一年，馆中藏书不断丰富，成为全国重点图书馆之一。为了把图书馆办好，办活，更好地为师生服务，他倾注了不少心血。例如，用图书馆珍藏的善本书、名画，举办书画展览；购买柴可夫斯基、贝多芬、舒伯特等十大著名音乐家的音乐唱片，举办音乐欣赏会，活跃师生的文化生活。在柳猗主持下的图书馆不是一座死的书库，而是师生探索文化科学之园，也是文化生活之园。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总理视察南开大学，柳猗陪同视察了图书馆，看了馆中藏书和阅览室，登上图书馆的平台，俯览南开园。周总理给予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很高的评价，对同窗老友也给予了关怀和鼓励。中午，柳猗回家，我得知周总理要接见老同学的家属，高兴极了。我幸福地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当总理听说我是黄钰生的妹妹、卢开津（在南开中学与总理同班）的表妹的时候，便笑着对柳猗说：“你们这段姻缘为什么不告诉我？”会见是亲切而毫无拘束的。

周恩来总理留津期间，又邀南开中学的窗友严仁曾（严范孙先生之孙）、卢开津、陈铁卿、黄钰生和我们夫妇共进便餐，邓大姐在座。总理得知柳猗与我同在一九五八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非常高兴，特举杯为我们祝贺。因为谈到我是从事医务工作的，周总理和邓大姐给予我很多鼓励，并就中西医结合建立新兴的中国医学，提出了精辟见解。听了总理的教诲，我虽年过半百，又重新入学，在天津河西区卫生局举办的中医业余学院学习了三年，并取得毕业证书。在这一次的聚会中，周总理对柳猗和钰生兄说：“你们都是图书馆长（钰生兄任天津图书馆馆长），办图书馆的人，要博古通今，知识渊博，才能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