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时期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早在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的阶段以后，全国人民无比愤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南开大学师生组织了国难救济会，校门上悬挂起“收复失地”的大旗。南开大学地处日本兵营飞机场附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更有近在身边之感。张伯苓校长在修身课上公开对学生讲“非赶走日本，中国不能富强”。学校每年都搞“五七”、“五三”、“五卅”纪念活动，激发师生爱国主义情绪。日本侵略者也早就窥视、仇恨南开大学这个孕育爱国主义的庭园。

“七七”事变爆发后，驻平、津的中国军队相继撤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七月二十四日，南开大学开始紧急疏散人员和图书、仪器等物资，经师生员工几昼夜的奋战，百分之五、六十的东西已转移出校，尚有大批物资待运。但日军开始武装占领天津，七月二十九日午夜一点钟，日军开炮，首先轰炸河北省政府与南开大学。凌晨，飞机腾空，炮声急作，弹如雨下，秀山堂中弹火起，南开园硝烟弥漫。留守人员秘书长黄钰生和杨石先教授、斋务指导员郭屏藩及部分学生，从西柏树村旁乘小船，驶向青龙潭，经过日本飞机场旁，被日军发现，敌人炮火追袭射击，并有日机一架尾随飞行。船行至王顶堤，只得避入稻田中。翌日清晨，钰生兄与杨先生惦念学校。又偕郭屏藩和五位同学，冒着危险回校，巡视校园。受到敌人炮火袭击，师生只得避入地下室，经两次突围，才从思源堂停船处进入八里台村。杨石先教授及同学出吴家窑，进佟楼，经马场道避入法租界二十六号路（今滨江道）二十四号南开大学临时办公处。

黄钰生与郭屏藩最后离开险境。日本坦克、汽车开入学校，劫走了大批珍贵图书之后，将木斋图书馆付之一炬。二十九、三十日两天，侵略军在南开园肆意践踏、破坏，学校之建筑六毁其四：秀山堂、图书馆、第一、二宿舍均夷为平地。三十日下午，日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入校，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附近民房，尽在烟火中。

柳猗患伤寒未愈，抱病与钰生兄及文科师生抢救文科图书设备，并护送人员、物资离开八里台，避入英租界。校园罹难，我们翘首亲见烟火数十处，烟云蔽天，痛心疾首。钰生兄与郭屏藩直到日军坦克开入南开园，才不得不被迫离开，从校门的小河沟涉泥水过墙子河，潜入英租界。他一身污泥，眼镜架上只剩一只腿，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手中还提着一串钥匙。其实，他的家已毁于炮火之中。当时，美德三嫂南行被阻于武汉，三哥只顾护校，自己家里的东西未曾拿出一针一线，只提出了一串钥匙。因此，我不得不连夜赶制两身粗布衣服，以供他换洗。

一九三七年九月，南京政府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迁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于南岳。柳猗因病不能南下，与学校秘书处赵子聘、韩茂之、张鑫波先生留守天津。迁校善后工作中最繁重的是为教职员、家属购买南下之船票，幸得老南开校友杨启昌先生之助，设法与英商太古公司联系，才分批购得船票，陆续将员工、家属送上海船安全离津。

十一月间，临时大学已在长沙开课，柳猗拟南下，但南京沦陷，武汉危急，日本对长沙轰炸日益加剧，学校决定迁往昆明。柳猗得此消息，极为焦急。一九三八年初，春寒料峭，临时大学由湘迁滇，原有二千多名学生中不少人投笔从军，奔赴抗日前线，或参加战地服务；也有一些人返回敌后，推动敌后抗日救亡活动。剩下的部分师生，分为两批：身体不好的男生和女同学以及大部分教师乘火车从粤汉路到广州，经香港，由越南海防再乘滇越路火车到昆明；其余二百多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赴昆明。旅行团按军队编制，分为二个大队三个中队，由钰生兄负责。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派黄师岳任团长。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马约翰、侯洛洵、袁复礼等教授组成辅导团，与学生同行。旅行团迎着春寒，踏上漫漫征途，越过湘黔之间的崇山峻岭，恶水险滩，历时六十八天，行程一千六百六十三公里，抵达昆明。柳猗以未能参加徒步远行之壮举，而感到遗憾。

一九三八年初，天津方面的留守善后工作结束，柳猗的病虽未全愈，但因迁校工作需要，不得不抱病离津，只身登程赴滇。我带着四个幼小的儿女留居在沦陷了的天津，这是我生活中最苦难的岁月。先是学彰公重病在涿县老家，不久即弃养；随后我们的小儿子又染传染病，失于医护而夭殇。我悲痛之极，而每当柳猗自昆明来信询及家事，我从不敢告以实情，徒增他的悬念，反而总说：“家中老幼平安”，真是“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我度日如年地在天津盼望战争结束，夫婿早归，但是，战火还在不断升级和扩大。我于一九三九年秋，拖着三个儿女，在朋友帮助下，由海路绕香港，从滇越铁路，千里迢迢到达昆明。

昆明虽然四季如春，一年到头繁花似锦，但是处于战时的春城，不仅常有敌机轰炸，而且物价非常昂贵，柳猗一份教授的月薪，难为五口之家餬口，经济困窘，营养不良，三个孩子轮流生病，柳猗也染了斑疹伤寒，继而又得了膀胱结石，辗转病榻，整夜不能安眠，而白天仍挣扎去上课。真是贫病交迫，苦不堪言。一位老朋友、清华大学的教授让我动员柳猗到能够拿美金的译员训练班去教德文。可是，他却说：“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拒绝了朋友的美意。这样，我就只好去教家馆，接些刺绣活，不分昼夜，一针一线，挣钱补助家用。

当时，柳猗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哲学系，并代理系主任职务，讲授哲学、美学方面的课程。虽然，他教学之认真，仍一如既往，但是，在这场攸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他痛苦地感到中国儒家哲学的主观修身也好，王阳明的“致知”、“格物”也好，作为实践，作为学术研究，都行之不通；至于西方哲学，他欣赏尼采，而柏格森发展尼采的唯意识论，把侵略说成是生命的冲动，是社会生活中必然的表现，这些反动之谬论，正好为帝国主义、为法西斯侵略别国、屠杀别国的无辜作了辩解，作了帮凶。柳猗受到了现实生活的教育，实践把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一古脑地砸碎了，同时也动摇了他的“安贫乐道”、“格物致知”、“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等等生活道路上的旧思想信念。

战争，使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充分暴露出来。柳猗深深感到依靠这个政权，既无法取得抗战的胜利，更难于挽救民族危亡。因此，他对于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表示同情与关切。当他的老朋友中有人出来镇压民主运动，阻挡学生参加革命斗争，他惋惜、气愤。然而，他已不象当年留学国外那样，锐气方刚，挺身而出，也不象闻一多先生那样，拍案而起。他苦闷、徬徨，他寻求、探索，而前进的步伐却是缓慢、曲折的。

柳猗在治学上，一贯持严肃、谨慎的态度，从不轻易发表文章、论著，除课堂教学之外，也很少发表公开演说。但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他却在西南联大文学院公开讲演，以《天才与创作》为题，针对当时学术界、青年学生中有关天才与创作的问题，特别是艺术上的天才与创作问题的纷争，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说，他是承认世界上有所谓天才，又有所谓创作，并且承认二者之间确有关联。但是，他反对那些认为天才是由遗传而来；或从生理上研究，以为父母生殖细胞染色体结合形式之不同，所产生的子女便有天才与傻子之分别的见解。他说：“如果天才之成因全靠遗传，则子之才能至多只能赶上其父之才能，苏东坡不过与苏老泉相等耳！事实既不如此，遗传之说则有待进一步探索。”他又说：“还有一些人以为社会环境可以影响天才，那么试以兄弟二人，生活环境完全相同，而其才能，成就完全不同，又何以解释呢？”他列举了中国的苏轼与苏辙、外国的洪伯尔蒂（Vom Humbolt）兄弟为例证，指出：把天才看成只是受社会环境所影响的说法，解释上困难很多。他说：“如果亚力山大没有事功，柏拉图没有《对话录》，莎士比亚没有戏剧，便无从看出他们的天才。”柳猗不反对灵感（Inspiration）之说，认为：“凡天才的创造，有赖于灵感。”他举席勒（Schiner）与哥德（Gothe）某次通信，询及何以其灵感多日未来？哥德复函喻以干柴之易于引火为例，说明灵感之来，亦非完全突然。谈到天才何以能实现其功能，创作的条件是什么？柳猗约而言之为三点：一、富于经验，深于感情；二、善于表现；三、巧于成形。最后，他说：“常人与天才的不同，不是性质的，而是程度的；不是有无的，而是表现能力高低的差异。”《天才与创作》的讲演，在当时影响很大。

战争使国民党政府这一机体的腐朽性、反动性，暴露得越来越清楚，柳猗不寄任何救国救民的希望于这个政府，更不相信会有一个上帝来改变中国人的命运。那么，靠什么力量推动落后的中国社会前进呢？柳猗没有能够象他的一些老朋友那样，投身于改造落后中国的革命。他徘徊岐路，深感在治学道路上，绕来绕去，绕在“死胡同”里。他自认为：自己能够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也就是做好教学、科研工作，培养一代青年。所谓进步的基础是智力的发展，进步的力量是科学，这样一种观点，对他有一定影响。四十年代在昆明期间，柳猗对于创办学术事业，比从事哲学研究更为热心。值得一提的是，一九四二年开始为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www.chuimin.cn)

抗战期间云南省修筑一条由石屏通往佛海的铁路，决定从筑路费用中抽出一笔钱，委托一个单位，搞点调查研究，为筑路提供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地理环境等有关的应用资料。钰生兄得知这个消息，立即与柳猗等人商量，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首先，客居昆明的南开大学，为云南的地方建设出份力，作为报效，是有意义的；第二，云南地方政府修筑石佛铁路，进一步沟通西南边疆、滇越路的交通运输，以利于打破敌人对我西南之封锁，实为抗日战争的现实急需；第三，石佛路途经滇边，沿红河流域多傣、雅、苗、倮等少数民族，从地理、历史、经济、人文方面开展一次实地调查，意义更非一般，而且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预储人才，为南开大学文学院的文科研究准备条件，实一举多得。因此钰生兄与柳猗积极奔走，终以南开大学的声誉及云南地方贤达缪云台先生的鼎力帮助，取得了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信托，得到为数并不太多的调查费用，双方签订合同，限期由南开大学向石佛铁路提供调查材料。任务繁重，限期不长，而最初被邀请承担任务的只有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陶云逵教授和新自西南联大毕业的黎国彬、黎宗献。陶先生就带着两位黎君，从铁路起点最近的玉溪、峨山开始一般性的社会调查。同时向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单位求援人才。不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方桂教授把自己的学生邢庆兰（即邢公畹）推荐到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教授罗常培也将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高华年介绍给柳猗和云逵先生。这样就把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组织起来，由陶云逵先生任主任，柳猗则担任了总后勤。建室之初，即明确这个研究室以边疆人文为工作范围，以实地调查为途径，在开展人文科学研究的同时，还要协助地方，推进边疆之文化教育。

四十年前，从昆明下红河，远至车里、佛海，交通之不便，自然气候、民情风俗之差异，都是今天我们所难以想象的。当年，过了峨山就靠步行，还得找可靠的马帮结伴，不然座座凶山，条条恶水，土匪出没，有说不出、料不到的艰险。新建的边疆人文研究室要把研究人员派到那些尚未开发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原始山林村寨里去工作，实在是很令人放心不下。研究室依靠石佛铁路筹委会，向云南省政府、教育厅领取了通行证、介绍函，柳猗仍然不放心，决定去拜谒一位居住在昆明的滇边地方少数民族首脑人物。一向怕交际的柳猗，拉我陪同，在昆明市内一所古雅的大宅院里会见了姓白的老先生（名字已记不清）。他操着昆明话，非常热情地接待我们，表示一定要支持研究室的工作，并且把研究室已确定的调查工作称之为“创举”。因为在此以前还没有人到滇西边陲去做过这样的工作，所以白先生允予关照。可是，没料到庆兰与国彬相偕，暑途千里刚到新平县，正逢乡寨中流行霍乱，磨沙、坝多有的居民疑有奸人放毒，对外来的陌生人更加怀疑，并有人鼓动拘捕黎国彬，幸国彬已离坝多，才免于难。柳猗得到消息，焦虑不已。不久，更令人惊心动魄的消息传来：国彬在车里被当地驻军拘捕投狱，有性命之忧。钰生兄与柳猗惊忧交集，废寝忘食，奔波营救，一筹莫展。幸得正在西南联大和南菁中学念书的龙氏兄妹，将此事禀报乃父——云南省主席龙云，得龙云先生之助，才使车里驻军释放了国彬，发还了调查材料及照像机等物件，化险为夷。

玉溪、峨山、新平、元江四县的调查工作，初战告捷，陶云逵先生偕黎宗献、邢庆兰与黎国彬，满载调查材料平安返回昆明。钰生兄与柳猗欣慰无比，我也非常高兴，凑钱置办了一点水酒，一为犒劳，一为国彬“压惊”。这个年轻的书呆子却把在车里被关进监狱之事，看得很平淡，他说：搞科学，不象上战场，但也必须有献身的打算。以云逵先生为首的几位年轻的科研人员，把他们得之不易的调查材料经过分析、研究、整理，于一九四二年底陆续完成了石佛铁路限期完成的各类报告。黎国彬的《石佛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陶云逵、黎宗献的《扬武社会经济贸易概况》，高华年的《鲁魁山罗语简易手册》和邢庆兰的《傣雅语应用手册》，都得到石佛铁路应用者的欢迎和好评。邢庆兰的专语研究的处女作《远羊寨仲歌记音》也于十二月底完成，作为边疆人文研究室语言人类学丛刊之一，印行问世。

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建立和短期内取得的成绩，得到张伯苓校长的重视与嘉许。当时，张校长正在重庆养病，一九四三年八月十六日函致柳猗，称：

柳猗贤弟：

两函均经收悉，微躯备承关怀，至深感激。半年来健康日增，旧疾许久未发，祈释锦念为幸。寄来之语言研究工作报告，业已阅悉，内容详实，蔚为大观，足徵吾弟对于研究工作计划周详，始有此良好成绩，尚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国势日好，胜利指日可期，建国大业当突飞猛进。思念及此，精神感觉异常振奋，想弟亦同之也。苓现正在擘划复兴南开工作与扩展南开事业范围，急宜预储人才。闻吾弟身体较前康壮，尚希加注意珍摄，将来仰吾弟大力臂助之处正多也。

张校长对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工作赞赏，以及扩展南开事业范围、预储人才之远见，予柳猗极大鼓舞。

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取得成绩，受到张伯苓校长的重视与支持，人员继续增加，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生中，又吸收赖才澄等参加工作。

张伯苓校长把复兴南开、办好文科的重任，托付给柳猗，柳猗则把希望寄托于年轻一辈的身上，同时还在西南联大教授、讲师和毕业同学中，物色人才，为胜利后的南开大学预储人才。一九四六年，张伯苓校长委任柳猗为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

我尝以为，抗战后期，在柳猗身上的明显变化是从苦闷中奋起，开始以他的精力倾注于办科研事业、办南开事业，而且从此鞠躬尽瘁，数十年如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