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理论教育天津文史资料选辑31辑-归国后的教学生涯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31辑-归国后的教学生涯

【摘要】:一九二九年,柳猗结束了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自德国归来,受聘于中央大学。梅美德与柳猗在芝加哥大学同学,她不仅品学兼优,而且秀外慧中,与钰生兄结婚后回国,执教于南开女中,既是受学生欢迎的数学、化学老师,又是为广大师生所爱戴的教务主任。柳猗认为这样的课外学习很重要,他极力宣传鼓动文科师生组织课外学习团体,开展课外活动。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柳猗在南开园里度过了七年的教学生活。

一九二九年,柳猗结束了在国外留学的生活,自德国归来,受聘于中央大学。当时,建校南京的中央大学是国内第一流的名牌大学,哲学系专家名流云集,著名的哲学家汤用彤、朱光潜,宗白华等都执教于该系。在同辈教授中,柳猗以博学而谦虚,热情而严谨,富才华而不锋芒外露,受到师生们的尊敬。

一九三〇年,张伯苓校长创办与领导的南开大学遇到了“人事危机”,不少教授离校他就,教学力量锐减,张校长频发书信、电报召柳猗返天津

导致这次“人事危机”的原因是一九三〇年春天,某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批评南开大学因循守旧,有的教授年复一年地照本宣科,拿不出新东西,教学跟不上潮流,并且形容南开大学之教学为“循环式”,年年如是地“卖陈货”。又说:如此老一套地循环,学校前途令人担忧。还指出:南开大学虽属老牌大学,实无与国内某些国立大学抗衡之实力。

这篇批评文章的作者名叫蔺承恩,是南开大学当日的青年学子。他公开地批评了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张伯苓氏,批评了南开大学,文章引人注目,影响不小。本来,南开大学虽列国内高等学府之林,但从一九一九年正式建校迄至一九三〇年,仍属私立大学,办学的经费主要依靠张伯苓校长多方募化。由于经济力量薄弱,物质基础不厚,不仅限制了学校的发展,即以教授的工薪而言,清华、北大的教授月薪多在三百五、六十元,而南开最高不超过二百四十元。凡此种种,本来就不能使人满意,“循环教学”的批评触发了矛盾,早思离去的一些教授便谋求他就,历史系的蒋廷黻、经济系的萧剧、生物系的李继侗,政治教授萧公权等许多人,接踵离校。不过,不肯轻离的也大有人在,如著名的数学家姜立夫、化学家邱宗岳、杨石先、物理学家饶毓泰,还有黄钰生等大多数的人,还是毫不气馁,坚持在南开园与张校长同甘苦、共荣辱,奋斗不已。

柳猗在南京得到张伯苓校长的信函、电报,同时,我的三哥黄钰生也写信敦促,使他毅然辞去了中央大学的聘约,离开了天朝金粉胜地的南京,北上天津,来到南开大学。柳猗生前谈起这件事,总是说当日想法很简单,首先是出于对母校的爱护,对张伯苓校长的敬仰,不能坐视母校的困难于不顾,也不能不为张校长分忧。(www.chuimin.cn)

我也是一九三〇年进入南开园的。对于我和柳猗,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年。这年八月三十日,我们在南开女中的大礼堂举行婚礼,张伯苓校长为我们证婚。我们的婚姻是我的三嫂、钰生兄的原配夫人梅美德撮合的。梅美德与柳猗在芝加哥大学同学,她不仅品学兼优,而且秀外慧中,与钰生兄结婚后回国,执教于南开女中,既是受学生欢迎的数学、化学老师,又是为广大师生所爱戴的教务主任。当时,我在北京首善医院任护士长,每逢假日必到天津与三哥、三嫂和亲友聚会,柳猗与兄嫂既是同窗好友,又有多年的交往和了解,于是三嫂便撮合了我与柳猗的婚姻。

柳猗执教于南开大学文学院的当时,文学院还只具雏形,设立了政治、英文、哲学、教育几系,还没有中文、历史系。国文、英文为全校各系学生之必修课。柳猗任教于哲学教育系,并教“大二”德文。哲教系的开创人是第一任大学部部主任凌冰教授。凌氏在国内、国际哲学界有较高声望,他是南开大学最早的校务与教学的组织者,哲教系的奠基人,并曾亲自讲授过哲学、教育学心理学课程。柳猗在哲教系教授西欧古代哲学史美学史时,他备课认真,凡所讲授的内容,无不融会贯通在自己的头脑中,从不照本宣科,也从不讲多余的话。对同学循循善诱,要求极严,所以使同学们感到他“管教如严父,亲切若慈母”。他一向反对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而十分注意诱导学生联系实际,研究社会生活实际中产生的问题。他常谈到二十年代他留学德国时,柏林、汉堡等地的大学生,都不是一味闭门读书,而是非常重视社会生活,开展社会调查已蔚然成风。他自己就曾经与德国青年学生、工人一起,作远距离旅行,挎着背包,步行到农村,了解德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况,他还利用这类机会接触旅德华侨中的工农群众,了解他们侨居异国的境遇,向他们介绍祖国的情况,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柳猗认为这样的课外学习很重要,他极力宣传鼓动文科师生组织课外学习团体,开展课外活动。哲教系师生联合组织了“哲教学会”,推举刘兆吉同学任会长,柳猗和钰生兄任指导,展开学术讨论、社会调查等活动。柳猗与钰生常常有意识地将国外一些有关的学术动态、新的学派、学术思潮等,向同学介绍,以广见闻。学术活动不止于“坐而言”,更提倡“起而言”。他们曾以如何办好半日制小学为课题,到市区、郊区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半日制小学教育的实施情况,原想以调研成果和一些比较成熟的好经验,试予推行。可惜,此项调研活动尚未完成,“七七”事变发生,活动被迫停止。

柳猗重视人才培养,其目光也不限于南开园内,而是放眼于青年一辈,注重大学后备军的培养。他以诲人不倦的精神为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的同学讲课,深入浅出地讲美学,讲如何审美等问题,进行美的情操教育。他还辅导南开中学的男同学组织课外社团——少年团,教给他们有组织地展开课外活动,徒步到北京西郊旅行,并且将他自己在德国农村做调查时的经验,乃至服装、背包等借给同学们。

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柳猗在南开园里度过了七年的教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