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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的留学海外,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摘要】:为求深造,一九二二年秋,他又与昔日同窗孔云卿联袂赴德,考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继续研究哲学、美学和历史学,直至一九二八年才回国,在海外留学十一年。他在国外搞了十一年的西洋哲学,而喜欢中国哲学更胜于西洋哲学。在留美学生会的组织下,全体留学生自动停课两月,纷纷投入这一爱国反帝斗争,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据柳猗的回忆和留德日记的记载,周恩来同志早于他已在这年二月离开法国巴黎到达了德国。

柳猗是一九一五年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当时,在天津这个民族工业集中的北方城市,敦促南开创办大学的呼声十分强烈,但限于财力人力等等原因,直到一九一四年仍未具备大学的条件,只办起了高等预备班(即大学预科)英语专修科,柳猗考入高等预备班,攻读两年,于一九一七年报考自费留美,录取到葛林乃尔大学。一九一九年又考入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主修哲学,副科为历史。一九二二年芝加哥大学授予硕士学位。为求深造,一九二二年秋,他又与昔日同窗孔云卿联袂赴德,考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继续研究哲学、美学历史学,直至一九二八年才回国,在海外留学十一年。

柳猗生前常常以诙谐的口吻说自己学了大半生的哲学,但是没有学好。我理解他所谓“没有学好”,是指对西方的唯心主义哲学。因为他自始至终不信上帝,不信上帝的存在,他说上帝这一关通不过,如何能学好?他倾注了半生心血,但没有真正地树立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信念,未能成为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

柳猗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喜欢读中国哲学书籍和哲学家的论著,从老子、庄子孔子的哲学思想到程顥、程颐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都感兴趣;他尤为欣赏并且多所接受的是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致良知”的主观唯心主义格物说,“知行合一”说。他爱读《庄子》和王文成公的书。他讲求以“正心诚意”等儒家的道德标准修身,严于自我解剖,不断自我反省。在出国留学,学习研究西洋哲学的过程中,他首先遇到的是中西哲学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捧出上帝来解决问题,是西洋哲学的浮浅之处。他欣赏尼采,但又不信仰尼采。他在国外搞了十一年的西洋哲学,而喜欢中国哲学更胜于西洋哲学。他学习、研究西洋哲学,最终只是以客观的态度在教学上介绍在西洋历史上有过这些东西。

柳猗求学期间所经历的二十世纪初期以至二十年代,正是各科学术思想活跃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传入中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以《新青年》、《共产党》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成为柳猗爱读的刊物,同时也读康有为梁启超主编的《庸言》、《不忍》,对不同的思想体系、流派,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后来,则接受了新文化的思想,赞成“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崇尚进步,追求真理。

在留美期间,他的学识,他的正直不阿、古道热肠的品行,获得留美同学的敬佩与信赖,因此被选入留美中国学生会任职。在他任职期间,适逢华盛顿会议召开,他认为对此不能袖手旁观,联系“五四”以来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事实,不能不正视国际帝国主义存在的客观事实。他与留美同学、旅欧先进分子一起分析讨论,弄清了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乃是因为大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因对远东问题分赃不均,美国竟负气不签和约,所以要在华盛顿会议上迫使中国承认“门户开放”、“利益均沾”诸条款,以实现美、英诸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阴谋。在华盛顿会议进行所谓“讨论”的密锣紧鼓声中,留美中国学生会动员了几乎所有在美的中国学生聚集于华盛顿,同时也发动了华侨,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抗议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的罪恶行径。在留美学生会的组织下,全体留学生自动停课两月,纷纷投入这一爱国反帝斗争,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遥相呼应。在华盛顿、芝加哥、俄亥俄、得克萨斯、衣阿华等地,几乎所有的留学生俱乐部、中国饭馆、洗衣房都参与了这一爱国活动,并且多从经济上予以援助。柳猗在其家书中描述:“在美总会议[1]叫紧时,我虽能力薄弱,未能多所效力,然亦日夜奔波,午夜始睡,鸡鸣即起,书本已置之高阁,摈弃一切私事,专力后援。”

柳猗在负责留美学生会工作中,把宣传爱国主义,团结广大华侨,作为重要任务。在他的遗物中,迄今还完好地保存着一张制作精美的歌曲卡片,印着这样一支歌:

中  华

赵元任词 采佛经调(www.chuimin.cn)

听吾同唱中华!听吾同唱中华!——听!

君不闻四万万声的中华。

同声、同气、同调、同歌的中华!

同声尽力中华,同声尽力中华——

这支歌是当时留美中国学生会会员,后来成名的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所作。赵先生的《中华》一曲,饱含着浓厚的爱国思想感情,由留美学生会印制并予推广。无论在大的集会上或在三、五人的活动中,唱起这支歌,激动人心,焕发起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精神。他不能忘记在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的时候,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好,英语、德语都说得比较流利,欧美籍的同学就肯定他不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决不含糊的声称:“我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而内心深处总不免产生海天孤愤、游子哀思。和许多华侨、留学生一样,他是多么希望自己的祖国强盛呵!

一九二二年,柳猗结束了留美学习生活,于秋季赴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留居德国六年。据柳猗的回忆和留德日记的记载,周恩来同志早于他已在这年二月离开法国巴黎到达了德国。为了工作的需要,恩来同志仍奔波于法、德之间。他俩的友谊和交往仍较密切。在柳猗留德日记中多处记有:“候翔宇来”、“候翔宇至九时,未至,恐有他事”、“与翔宇相偕离寓所”、“与翔宇共进餐”等,可惜的是没有记录他们会晤的详情。这时,周恩来同志常以“伍豪”笔名发表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揭示世界上两大营垒的对立,论证被压迫阶级斗争的国际性,并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对俄国革命的仇视,高度评价了列宁所领导的各项斗争,热情赞颂苏联革命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周恩来同志的影响下,柳猗产生了到苏联亲自看看马克思、列宁主义实践情况的愿望。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马克思的阶级观念我还不能全吸收,新俄的马克思学说的实验可很想亲眼看看,俄国文学,特别是心理小说,我很想认识,一定学俄文。”一九二六年,他得知母病,在归国途经苏联时,便不失良机地在莫斯科停留,拜谒了列宁墓。这些往事,在他的记忆中数十年无相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