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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河之行:兄弟民族苦难与压榨

【摘要】:一九四三年,我同黎国彬君接受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任务和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前往红河上游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红河之行,差不多用了五个多月的工夫。红河两岸人民的辛酸苦难,特别是反动派、官僚、恶霸、封建势力对于兄弟民族穷凶极恶的欺凌压榨,也完全呈现于眼前。在天宝山大明庵寨的经历,乃至整个的红河之行中,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四三年,我同黎国彬君接受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的任务和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委托,前往红河上游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这一次旅行中许多不愉快的遭遇中最值得记住的事,就是我的同伴黎国彬君同我在新平分手之后,一到车里(西双版纳)就被反动政府的军队逮捕,说他是汉奸。跟他们解释不行,拿护照给他们查验也不行,终于定谳,要执行枪决。

国彬是跟我结伴从昆明出发的。我到滇西南部红河流域的少数民族地区去调查语言,他为了要调查傣族人文地理,比我走的更远,一直到了佛海、车里。我到了元江县傣族区漫漾寨寄寓在一位基督教牧师名Bromme的家里,有一天,牧师得到磨黑教堂里Park女士一封信,信里说:现在磨黑一个中学任教的一位西南联大的校友对她说,黎国彬君为国民党军队所捕,或有性命之忧,不知何故,请她赶快写信给元江教堂转告我。我得知后立刻写了封快信报告冯、陶诸先生。后来经多方营救,费了很大一番周折,才使国彬从牢狱中获释,幸免于一场意外的灾难。故国江山,虎狼当道,民不聊生,还谈什么科学研究!

红河之行,差不多用了五个多月的工夫。从地区上,走进了另一种文化圈子;在时间上,几乎走回了好几个世纪。看到了许多古老陈旧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也见到了许多离奇的风俗习惯,颇为真切地认识到了人类生活原始的式样。红河两岸人民的辛酸苦难,特别是反动派、官僚、恶霸、封建势力对于兄弟民族穷凶极恶的欺凌压榨,也完全呈现于眼前。当时,从我个人来说,只是一个语言科学工作者,我的研究对象也只是那些民族的语言,但是既然有机会生活在他们中间,对于他们身受的痛苦,又岂能耳无闻,目无见呢?更何况他们的灾难一来,就会直接影响我的工作。譬如在元江县天宝山彝族大明庵寨子里的时候,寨子里的人听说政府军队要来抓壮丁了,就在天刚亮的时候,带上干粮躲避到深山大菁里去。我则鉴于黎国彬君的遭遇,为了避免被抓的麻烦,同时也为了能和寨子里的人在一起,听他们讲话,与他们攀谈,使为期有限的调查活动不致中断,也带上干粮,跟他们跑进深山。我总觉得,人在同一苦难中,是会彼此亲切起来的。在天宝山大明庵寨的经历,乃至整个的红河之行中,许多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磨沙没有找到乡长,在仙鹤街调查傣语的时候,刀丕训君协助我工作。他是一位诚恳的傣族少年,信奉基督教,在教会小学教书。他告诉我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说:有个姓刘的人,自称是个团长,曾经在昆明军队里当过差,卸职后返回新平。最近为了抓壮丁来到磨沙乡,问乡长索花钱(即银元)一千五百元(合国民党纸币七万五千元)做“路费”,乡长出不起便逃走了。全村家家也锁起门逃到远处去。有天晚上,刘团长领了七、八个兵,拿着枪到乡长家,殴打乡长的妻子,追问乡长到哪里去了。据刀丕训说,这就是我到磨沙找不到乡长的原因。刘团长到这里来不只是为了抓壮丁,而且为了报仇。原来刘某有一哥哥,五年前在新平县当什么卫生委员,来磨沙检查卫生,第一道命令就是各家不得留粪,留粪则按数罚款。保长求情说,种庄稼的人怎么能离开粪肥呢!这便激怒了卫生委员,他把保长捆在树上鞭打。村民不堪其苦,青年们更不堪凌辱,亮出耙锄,群起把这个委员捆了起来,想绑到新平县去上诉。走到脚底姆,那家伙吞鸦片烟死了。他弟弟,就是这个刘团长,知道后就在昆明诬告村里人杀害了他的哥哥,从磨沙抓走了十一个人,在昆明监狱里关了五年,生还的只有一个。这是前几年的事了,而今,刘团长仍然不肯罢休,仍然来抓壮丁,打人索款。

红河流域虽然地处边陲,而往来的“委员”却不少,什么粮谷委员、征兵委员、卫生委员……。一来就向各乡农民逼索路费,至少要“花钱”二、三百元。

红河谷地是亚热带气候,山高林密,人烟稀少,许多地方的土著居民寿数都不高。贫穷、疾病流行,加以所谓的“瘴气”,使得有的村寨男子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五、六岁,女子寿数高的也不过半百。元江一带民间有谚语说:“元江河底,干柴白米,有命来吃,无命来死。”我一入谷地,就被疟疾所缠,终日不能离奎宁。一度脚心沁出蓝点,其蓝如靛,后来背部也有,染在白背心上,如溅墨点,浣洗不去,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初入谷地的时候,看到朝雾暮霭,花草虫虻,觉得都带着毒气,心里惴惴然。停居稍久,才渐渐处之泰然。原野上的植物,除巨大的榕树外,还有椰子、槟榔、菠萝、香蕉、酸角、芒果、木棉、蜜多萝、交趾果等热带植物。还有一种矮刺树,开小黄花,花形如刺球,浓香扑鼻,中人如醉,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晚上,微风吹拂着亚热带的香气,随着明亮的月光穿窗而入。一种不知名的树上结的小果掉进溪水里,铿然有声,使人有“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感觉。好地方!好人民!可是他们的生活却被那些压迫者、剥削者糟踏成什么样子啊!

我在元江漫漾结识了一位老实厚道的彝族朋友,名叫张福兴。他曾在个旧锡厂里做过工,后来到漫漾给教堂里的牧师挑水、种菜、做杂活。他能说汉话,还认识彝文。他的妻子跟着母亲住在天宝山大明庵寨,他回家为我从大明庵借来彝文的经典,还告诉我,寨子里有位白大哥,藏有《唐王入地府经》、《洪水淹世界经》等彝文经典。还有一位瞽目张大爹,从小学过经,今天仍然能背诵。张福兴要我上天宝山,到大明庵寨去,欢迎我到他岳母家住。

天宝山,站在漫漾就可以看见,走起来却有三十多里路,途中要徒涉一条宽近百尺的清水河。清水河里水急石峭,使人眼花缭乱,立脚不稳。把行李顶在头上,跨一步,拖一步,衣裤尽湿。过了河,走在泥泞的田埂上,涉小溪数十道,再绕着崎岖小道走二十里,才抵山脚。天宝山呈人字形,大明庵寨在岔口谷中,依山结屋,居民二十六家,都是黑彝族。张福兴一家四口,只有一间依山的屋子,土墙茅顶,除床榻外,屋内西隅盘了一个灶,东隅杂置腌菜坛、篾笼等物。他家对门,还有一间空屋。因为张福兴把我带到家里,他的妻儿、岳母就到空屋里。后来,我才知道,那空屋原来也是一个五口之家,近两年,五口相继死亡,寨中人以为是“屋鬼”作祟,因此便弃置不用了。可是,我的到来,张福兴一家宁可与己不利,住进“鬼屋”,这番心意,令人深受感动。在张福兴的帮助下,白大哥把珍藏的《洪水淹世界经》、《唐王入地府经》等借给我并允许我抄写。经本皮纸墨书,间以朱绘栏线,纸色黄黑,虫蛀磨损之处甚多,展之如对敦煌古卷。张大爹也为我回忆经文,并为释义。寨中人知我无恶意,只是想学他们的话,听他们“匡古”,便每晚都有许多人到我这里来聚谈,因此我又获得活的语言材料,搜集到许多有关婚丧习俗,生育禁忌,乃至有关“图腾”之俗的口头资料。我在大明庵住了十四天。

当日的红河之行,我住得最久的是新平傣族区磨沙乡,头尾将近三个月,先是住在轩和寨的一个教会小学里,后来又住到小乾坝一位傣族青年家里,而后又到了元江,住傣族区漫漾寨,最后才到天宝山大明庵寨。每到一地,都有许多感受,许多见闻,许多收获。从社会经济、人文、语言等调查工作来说,这些地方可以说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从我个人来说,也是从事语言学田野作业的最早期的实践。所以对亲见、亲闻的许多现象都有很深刻的印象。(www.chuimin.cn)

我和黎国彬君这次调查,虽然经历了许多惊险,总算都回到昆明,而且带回来许多记录材料:车里傣文贝叶经和纸本经,彝文经的手抄本,少数民族的衣饰和宗教用具等,收获是丰富的。

我所记录的那些材料,四十年来我用全力去保存,所以至今仍然是完整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能整理出版,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不过今天重作整理、分析,在观点上、方法上、理论上都不会象四十年前那样幼稚,这也许是可以安慰自己的一点吧。

为了开展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开展研究工作,南开大学中文系已在旧疆边人文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了“汉语侗傣语研究室”,并批准为重点科研机构,重新开展语言学的田野工作和研究工作。一九八〇年,我偕同年轻一辈的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者到广西三江一带调查了侗语,已写成《三江侗语》的调查报告。一九八一年,年轻的一辈又重访了红河上游的傣雅区,作了四十年后的调查记录。

温故知新,回忆四十年前从事疆边人文研究的往事,当今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重视眼前的现实,振奋精神,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一九八四年春三月于天津

[1]夷族在解放后称为彝族。

[2]仲家即布依族,主要分布于贵州各县。

[3]在国际习惯上“台语”(Tai language)这个名称用来指泰语、老挝语、西双版纳语,侬语、土语、壮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