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刊物《边疆人文》分为甲、乙两种：甲种是语言人类学专刊，乙种是综合性的双月刊。甲种专刊先后出了三集，第一集是我的《远羊寨仲歌记音》[2]，第二集、三集是高华年的《黑夷语法》、《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的研究》。乙种综合性期刊出了三卷，共十六期，出到第三卷三、四期合刊的时候，抗日战争结束，南开大学复员天津，最后一期刊物编定于昆明，复员天津之后才出版。

在四十年前旧中国的战时环境里，祸国殃民的反动政府摧残文化，在他们控制下，反动的、黄色的、下流的东西可以随意出版，而有学术价值的书却难于出版，尤其象语言学等人文科学之类的学术著作，更难得印行。出版商当然也不愿做这类费力不赚钱的买卖。没有刊物，不能出书，研究成果不能问世，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因此，研究室决定因陋就简，自力更生，刻蜡版油印。同时大家也觉得这样做比大张旗鼓地搞出版发行更为合宜。因为，我们都很年轻，研究室又是草创的新机构，出点油印书刊，在内部交流一下，取得有关人士、有关方面的指教，或许比其它方式出版发行，更适合我们的身份。冯文潜先生为人、治学也一贯是十分谦虚谨慎的，他自己从不轻易发表著述，但是别人的，特别是年轻一辈的研究成果，他总是设法让它出版。大家在这种风格的熏陶下，都积极地投入了油印刊物的活动。记得综合性双月刊第一期文稿编定之后，就是由陶云逵先生和我刻写的蜡版。为这个刊物，我刻写蜡版不下数千张，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必须打夜作，可是房东太太收一元一月的电费，每晚供电只供到十点钟；十点以后，我若是不关灯，她就拉下电闸，我就只好点起小菜油灯来刻。虽然油烟熏得人头昏眼花，但一想到刊物能很快出版，心里也就觉得热乎了。蜡版刻好之后，油印、装订，则在研究室的“陋室”里进行。包括冯先生、陶先生在内，全室人员只要没有讲课的任务都积极参加。裁纸、调墨、推印刷机的滚筒等等，都是自己动手。事隔四十年，柳猗先生、云逵先生都已作古，《边疆人文》也已成绝版。每展旧卷，则故人往事，萦绕脑际，不胜忆念！

《边疆人文》原来只是想刊发研究室同人的撰述，如社会调查报告、论文、剳记等等。虽然也刊登了“欢迎外稿”的启事，但是，我们想到研究室刚刚草创，没有声望，而且油印的刊物，又发付不起分文稿酬，很难吸引外稿。但是，事出意外，《边疆人文》一经出刊，虽只在少数同行和有关单位、师友中传阅，却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前辈老教授们的重视和兴趣，他们不仅阅读刊物，提出意见，而且热心地为刊物撰稿。《边疆人文》期刊的创刊号——第一卷第一期，只有两篇文章，一篇是陶云逵先生写的《大寨黑夷之宗教与图腾制》，第二篇是我的《台语中的助词Luk和汉语中的“子”“儿”》。[3]一卷二期，仍然只有两篇文章，而且作者还是陶云逵先生和我。到一卷第三、四期，情况发生变化，篇目增多了，内容也丰富了，有了名家的论文。从第一卷第三期开始，先后刊载了著名语言学家、人文学家、著名教授和有关学者的来稿，其中堪称名篇的有罗常培教授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袁家骅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游国恩教授的《释蛮》，向达教授的《瞰青阁识小录》（读樊绰《蛮书》杂记），还有罗庸教授读了我的《释六义之比》之后写的《书释六义之比》等等。除此之外，当时年轻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者马学良（现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院民族文艺研究所所长）的《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袒筒之关系》，高华年的《青苗婚嫁丧之礼俗》，张清常的《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方国瑜的《孟孝琚碑跋》，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陈志良的《广西瑶民三百六十皇书》等，都是内容丰富、很有分量的论文。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闻一多教授的《说鱼》，刊载在第二卷三、四期合刊上，这成为我们永远难忘的纪念。

油印的《边疆人文》有幸成为同行和有关的学者、专家共同耕耘的园地，其成果与影响都扩大了，所出书刊的篇目、内容，曾被引用，传播较广。

闻一多教授的《说鱼》刊出时间是一九四五年下半年。过了不到一年光景，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一多先生为争取民主而遭反动派杀害。但先生《说鱼》一文所启示的从“文化人类学”来分析中国古代文献和各族民歌的道路，则始终是治学的楷模之一。回忆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那些年，特别是与先生同住昆明西仓坡联大教职员宿舍的几年，朝夕相遇，印象很深。那时候，物价飞涨，衣服破了，鞋子烂了，买不起新的；吃的是糙米饭，菜里不见油水。营养不良是教书人通常的境遇，而一多先生家里人口众多，生活更为艰难。本来他还在一个中学兼课，后来，中学当局怪罪他“讲民主，把学生教坏了”，因而辞退了他。幸而他有一手刻图章的手艺，在昆明市挂出了“闻一多治印”的牌子。在西仓坡联大宿舍的七号长方形宿舍里，临窗用四块长木板拼起来搭成的“书案”，很象裁缝师傅成衣的工作台。先生和子女们读书、写字、各占一段地盘，他治印也在这台子上。所以台子上除了书籍、纸、笔、墨、砚之外，还有许多印章和治印的工具。那时，先生如果每日能够刻印一方，平均起来可以挣得半个教授的收入。生活虽然困窘，但是治学教书，从不懈怠。先生日常总是穿着布长袍，飘着长髯，提着一枝玉屏竹手杖，端庄而又有几分潇洒的神态，至今在我的记忆中仍然栩栩如生。当时，一多先生在联大中文系开设古代文学课，他下了很大功夫，研究诗歌、舞蹈、戏剧的起源和发展，逐渐地对原始社会初民生活中的许多问题都发生了兴趣。他根据神话、古文字的知识以及“文化人类学”上的一些理论，探讨我国史前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撰写论证古代神话、传说的文章，对于人民大众所熟知的龙凤和龟麟所象征的意义，提出了新的见解。由于对人类学、民俗学等社会科学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对南开大学创造边疆人文研究室一事，非常关心。日常见面，他总要就社会调查的内容、方法问长问短，极力主张出版刊物。先生与研究室主任陶云逵教授成为过从甚密的知交。当《边疆人文》向他约稿时，他欣然应允。

闻先生治学严肃认真，研究的成果不愿轻易发表，很多著作都是反复修改后出版的。一部《楚辞校补》花了十几年的功夫，《说鱼》一文在先生心中酝酿的时间也很长。因为，早在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先生的论文《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卷第四期上，文中就已提出了“鱼”是古人用以代替“匹偶”的隐语。他完成《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以后，又搜集有关资料，继续研究。当战争逼使他随清华、北大和南开迁徙入滇的时候，本来他可以乘车、坐船，可是，他参加了部分师生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达昆明。一路上见到了苗、瑶、彝、傣等许许多多的兄弟民族，听到了广布于辽阔西南土地上的民歌、民谣和传说、神话。千里旅途的见闻和采风活动，更丰富了他对古典文学、神话、诗歌研究的内容。十年后的四十年代撰写《说鱼》一文时的思路，跟这一段经历是有关系的。

《说鱼》以“鱼”为例，研究“隐语”在诗歌民谣中的应用，并且指出它在社会学中的消极与积极的功能以及流行的时间与地域。从来进行诗歌研究，不外经学的、史学的、文学的三种方法，而一多先生《说鱼》却采取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我是《说鱼》最早的读者，读完之后，非常高兴，把自己的受益与体会写成《读一多先生〈说鱼〉书后》一文，发表在同一期《边疆人文》上。那时我很年轻，很幼稚，不自知其谫陋，对先生文章中关于《易》之象即《诗》之兴皆隐语，而六义之比则为喻的提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而先生并不以为冒昧，反而恳切地支持、鼓励我的研究工作。抗战结束，我便匆匆离滇，与先生握别，回到故乡，却不料这一别竟成千古！回想起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用他的爱国诗篇——《红烛》与《死水》教育了我；当我在西南联大工作的时候，他热情洋溢地在治学方法上教育了我；在对人民的敌人作坚决斗争这方面，他用自己的生命教育了我。

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莘田）先生是我的业师。他对于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出版《边疆人文》这个刊物热情赞助，从人事上给予种种的帮助，从业务上给予多方面的指导，并且亲自为刊物撰稿。《边疆人文》刚出了两期，他就给我们写来了《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他用了缅甸、茶山、纳西、彝、阿卡、窝泥等谱系材料，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的一种文化特征，特别重要的是许多西洋的汉学家和泰国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唐代在云南建立的南诏国是傣族建立的。罗先生根据杨慎所辑的《南诏野史》所引《白古记》上南诏先世世系有父子连名制的表现，而车里宣尉司的傣族宗谱则无此表现，有力地证明了那些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说法都是错误的。

罗先生研究学术问题，总是先掌握丰富的实际调查材料和文献材料，然后从中去寻找规律，孜孜不倦地进行探求。他教育后辈也常说：写文章必须“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他撰写《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之前的一九四三年，曾到云南西部的鸡足山，在一座名叫悉檀寺的庙宇里，发现了一部丽江木土司的《木氏宦谱图家世系考》的书。回昆明后，整理所得资料，经与陶云逵教授商讨并参考了董作宾、凌纯声等文化人类专家的说法，撰写了《论鸡足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一文，已经提到“父子连名”的问题。文章发表后，先生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继续搜集材料，进行研究，写了这篇论文，并曾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西南联大所举行的文史演讲会上宣读。后来又连续撰写了《再论藏缅族父子连名制》和《三论藏缅族父子连名制》。“再论”发表于《边政公论》三卷九期，“三论”发表于《边疆人文》二卷一、二期合刊本。在第一卷第三、四期合刊出版前，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先生业已病逝，所以罗先生《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发表时还有一个副标题：《敬以此文哀悼陶云逵先生》。文末还有一段按语：

案，此文属稿时，承陶云逵先生惠赠阿卡族之世系两种，并予以数点宝贵之商订。十二月二十一日，余在西南联合大学文史学讲演会宣读此文，复承亲自莅场切磋，且为《边疆人文》索稿，乃修订未竟，君突为病菌所袭。比及展转床褥，犹谆谆以此文为念，嘱其夫人林亭玉女士翻箧检寻。经予笺告，待君痊可后呈正，始克安心。今此文虽已勉强写定，而君已不见之矣！悬剑空垅，衔恨何如？君所作《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方刊布于《边疆人文》第二期，综合勘究，胜义殊多。倘假以岁年，则其有造于斯学者，讵可限量？今竟奄忽溘逝，则岂朋辈之私痛而已哉？君以三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病殁于昆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次月十六日，各学术团体相与开会追悼之。余挽以联语云：

谵语病帏间，念念不忘“连名制”；

痛心遗笥里，孜孜方竟《骨卜篇》。盖纪实也。呜呼云逵！君如有知，当因知友之践约而怡然瞑目耶？抑因赍志谢世而永怀无穷之悲耶？

前辈交谊笃厚和他们对学术研究全身心以赴的情况，于兹可见。云逵先生殁后，由柳猗先生兼任研究室主任，《边疆人文》仍然按期出版。

罗常培（莘田）先生跟天津、跟南开的关系也很密切。一八九九年，先生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满族平民家庭，先世属吉林宁古塔萨克达氏。十七岁丧父，家境贫寒，一面作速记员，一面在北京大学就读，勤苦力学。毕业于中文系之后，又读了两年哲学系，以后就在天津南开中学教国文。据莘田先生说，那个时候，云逵先生还在南开中学读书。罗先生一九二九年到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音韵学的研究，从事方言调查工作，著作很多。那时候，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和李方桂先生也在史语所工作，莘田先生跟他们过从甚密，在治学方法上很受他们的影响。从一九三二年开始，他们三个人共同翻译一部在国际汉学界很负盛名的巨著：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由于译本改正了原书的许多错误，而且又加入了新材料，又把一部分重编了，因此造成译本超过了原著的异常现象。先生一九三四年开始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又任系主任。抗日战争发生后，随校入滇，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他是当代中国声誉极高的语言学家，为我国语言学的开展，为培养我国语言学队伍付出了长期辛勤劳动，许多后起的语言学者都是他的门生。在西南联大任中文系主任的时候，系里的教学、科研及包罗万象的行政工作，只有一位助教协助他办理。没有层层叠叠的办事机构，也没有众多的办事人员，一将一兵，办事效率极高。他对中、青年讲师、助教们，既爱护，又严肃。出于对这位老师的敬畏，大家背地里称他为“长官”。凡事“长官”有令，即雷厉风行。以中文系开设“大一国文”（一年级的全校公共语文课，课本由中文系编选，有文言，有白话，每年改编一次）为例，尽管班次多，任务重，但是，既是教学需要，系主任就说一不二地向全系教师分派任务，没有开设专课的，每人任教两班。我一到中文系，先生首先交付给我的任务就是任教两班“大一国文”，并且交待得十分明确：只有能教下“大一国文”，才能取得在中文系任教的资格。我整整教了两年“大一国文”，直到一九四五年先生应美国朴茂纳大学和耶鲁大学邀请，出任访问教授的时候，他才将他自己所教的《汉语音韵学》一课交给我去代为讲授。先生编著《汉语音韵学导论》这部书，从油印讲义到正式出版，八易其稿，整整经历了二十五年。出版以后，他自己仍不满意，还打算彻底修改。他的许多论著写作都是这样严肃认真的。

在云南的时候，莘田先生不遗余力地支持边疆人文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自己也身体力行，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展开调查和研究，并且组织人力在联大开设了《汉藏系语言概论》一课。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这位卓越的语言学家给予了很大的关怀和信任：一九四九年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八年相继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五〇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语言研究所，他即被任命为所长。先生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病逝于首都北京。他的专著十余部，文章一百多篇，其目录由他的学生、社会科学院语言所研究员周因梦等辑录为《罗常培先生著作目录》。《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一文也收到里面。

刊于《边疆人文》第三卷第五、六期合刊本上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是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袁家骅的一篇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的调查报告，从内容到文字清新美妙，如同抒情叙事长诗。袁先生对中外文学、语言学修养都很高，个人的品德修养也很高。早年留学英国，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担任助教达十年之久，很多人为之不平，而先生处之泰然。在昆明期间，先生偕夫人住在靛花巷单身教授宿舍里，生活清苦，而从未放松过教学与科研。对于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开展对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活动，他也是极力支持、赞助。一九四五年夏天，云南省路南县政府编修县志，邀请袁家骅教授去路南，担任了语言调查方面的工作，同行者还有年轻的高华年先生。当时，路南的语言，除汉语外，还有撒尼、阿细、白夷、沙苗、花苗五种语言。撒尼与阿细的语言同属倮语，各自形成一族。阿细族大部分聚居在路南和弥勒两县之间的深山里；当年凤凰山、澜泥菁、散坡、磨香井、野猪塘都是比较著名的阿细部落。袁先生叙述采风的一段经历很有风趣。他骑着马和一位小学教员同行，雨天里走了五、六十里泥泞山路，几次都几乎从马背上滚到山谷。那里的村民无论阿细或汉人，除了冬夏两个季节外，终年的生活都是早晨天刚朦朦亮就荷锄背筐到山地去耕作。太阳出山，各家妇人、老者才把荞麦饭送去；太阳落山，劳累了一天的人们，慢慢走回家，舂米麦，煮晚饭。饭后，青年人才又有了充沛的精力，男的抱着大大小小的三弦，聚到女青年住室的内外，纵情弹唱，说笑，双方或对唱或对舞，开始了他们热烈的社交活动。(www.chuimin.cn)

女青年的住房，当地话叫“公房”。袁家骅先生进村的第三天，得到路南县中学还乡学生作向导，拜访了那浪漫传说中的“公房”——男女社交的中心点。房里简陋但充满生命的热情，泥地上七高八低地堆着一堆燃烧着的柴火，藉以取暖，又代替了灯火。坐在火旁的姑娘手里都在不停地捻搓麻线，这是她们唯一的自己生产的衣服原料。年轻的女孩子们对于陌生人的来临有点惊惶，经过向导的介绍，看见来客谦逊的微笑，也就放心了。火堆冒出的浓烟使客人睁不开眼，姑娘找出平整的木板来请客人坐在避烟的火旁。琴声、歌声、嘻笑开始了，壁上晃动的影子，含有无限的神秘。据说阿细与西南地区许多少数民族有相似相同的习俗，在热烈社交的夜晚，青年男女情投意合时，男的往往把女的带回自己家里去过夜。恋爱婚姻是绝对自由的，似乎父母不过问，媒妁更无需要。结过婚的人便不参加这类社交，兄弟姊妹也避讳在一处玩，但是离了婚的男女依然可以重新开始。

照当时的现实情况看，阿细人一生是辛苦的，只有青年男女的求爱才是最富诗意的时期。在“公房”里，在山林间，男女一对或成群相遇了，热情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和灵感，比赛般地运用他们的才能唱个不停，达到求爱的目的。歌唱的题材往往是以天地宇宙的创始、人类社会的形成开始，加进歌唱者对于现实人生的希望，以及歌唱时的种种情景。当年，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光未然译），就是记叙阿细民歌的。“先鸡”一词，作故事或恋爱故事讲，也作歌或情歌讲，见于阿细语，也见于撒尼语。家骅先生在阿细族的几个村落里搜集、记录了长诗、短诗，作了语言分析。《阿细的先鸡》被译为歌颂恋爱成功的长歌。袁先生还得到了一个独立的短篇，是反映失恋苦闷的歌。

阿细人没有文字，没有历史的记载，但是在那些缠绵热烈的情歌中，反映了他们的性格、生活和历史。袁先生虽已作古，但是他的《阿细民歌及其语言》，对语言学，对少数民族口头流传的作品的分析研究，都是有价值的。

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办人陶云逵教授出生于浙江，留学德国，后来任教于西南联大，跟费孝通教授两个人是当时联大社会学系最年轻的教授。陶云逵先生搞社会学、体质人类学，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工作，所发表的调查报告受到国内外很多专家的重视。闻一多教授极为欣赏云逵先生的才华，对他研究的东西也很感兴趣。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的时候，曾准备与他合作搞一些研究，可是陶云逵先生这样一位年纪轻轻、在学术上已有一定造诣的学者，却在贫病交迫中去世。

《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先生暂短一生中最后的一篇调查报告，也是他对文化人类学的最后一份贡献。其重要性在于指出我国西南藏缅、苗、傣诸语族人民都有、或曾有鸡骨卜的风俗，并且详细记载了鸡骨卜的方式，是从文化人类学上研究鸡骨卜的第一篇论文。文章指出，“鸡卜”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孝武本纪》，《汉书·郊祀志》也有同样记载。唐宋以后，记载渐多，但是说得不很详细。文章指出：根据现在调查及以往记载，鸡骨卜分布于粤、桂、湘、黔、川、滇各省非汉语部族之三大族群中，汉语社会中行用鸡卜则自非汉语部族传入，其始则自汉武帝令越巫立越祠，用鸡卜。

陶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极重视实地调查，努力抢救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如果不是旧社会的重重重压，生活陷于贫困，精神陷于苦闷，使他过早逝世，他必将为人类学作出更多的贡献。云逵先生病逝之前还遭遇了人生中的极大不幸，他的爱子在他离开昆明到大理去的时候，忽然得了一种当地称为“大热病”的险症，一夜之间病魔就夺去那个十分令人怜爱的小生命。陶先生返回到昆明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可爱的孩子了。悲伤损伤了他的身心，不久，他自己也因得回归热而病倒了。后来就医于云南大学附属医院，辗转病褥达数月之久，终于转为败血症而病故。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云逵先生病逝；二月十六日，昆明各学术团体开会追悼。同日的《云南日报》出了一个追悼专栏，这个专栏的诗文是由莘田先生组织的，内容包括莘田先生、柳猗先生和高华年所写的悼念文三篇，潘光旦先生和我所写的七律挽诗两首。我所写的挽诗开头两句已经记不得了，另两句是：

细雨茅庵读我诗，

我诗今作吊君词。

头一句还加了个注解，大意是：某日雨，困庵中不得归，因录旧作《读文少保信国公传书后》一首呈云逵先生正之，先生击节谬奖，诗云：

大臣泥首丞相死，

慷慨兴亡数页书；

风雨江湖成败日，

悠悠天地渺愁予。

云逵先生身后十分萧条。夫人林亭玉女士失子丧夫，生活无着，痛不欲生，终于投身滇池，幸为渔民所救，人们从她的棉衣襟内找到她的绝命书，才知他是一位经受苦难的教授夫人——南开大学陶云逵教授之夫人！南开大学为云逵教授争取抚恤而不得，罗常培、冯文潜、黄钰生先生和云逵教授生前执友、留德同学、哲学家郑昕（秉璧）先生等发起募捐，才将陶夫人及襁褓中之女婴送回广东阳江县的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