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历史上曾有“会馆”、“同乡会”约20余家,最早的会馆为清乾隆四年建立的闽粤会馆。因此,天津早期的行会产生于会馆,经历了一个先“同乡”后“同业”的历史发展过程。天津的公所与早期的会馆相比较,有成文的组织章程,对会员的权利和义务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公所也就是一个代表某一行业的“同业公会”,天津市第一个具有同业公会性质的工商业组织是“钱号公所”。......
2023-10-10
抗日战争进行到四十年代初期,除去西北、西南以外,大半个中国的土地都已经沦陷。西南边陲的滇缅、滇越铁路成为连接国际的交通要道,云南省政府决定再修筑一条铁路,由滇西的石屏通往滇边的佛海,以连接滇越铁路。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愿意提供经费,委托一个学术单位,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情风俗、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参考与应用。南开大学取得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信托,有了一笔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些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开辟科研阵地。
当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之前,都有各自的科研机构:北京大学的文科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国情普查研究所,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都办的很有些名气。同时,各校都有一批热爱祖国、热爱科学事业的专家、教授,组成了一支支科研队伍。抗战期间,三校虽合并,而各校都极力保留了原有的机构。尽管环境十分艰苦,多数人仍然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科研事业,使教学与科研并重的传统,得以在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发扬。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创办之前,在昆明,文科方面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研究所——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诞生于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我认为,在叙述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创办经过的时候,这是很值得一提的往事:
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于昆明之初,由于一时找不到房子,理工学院设在昆明,文法学院分散在锡都个旧附近的蒙自。后来因为政府的空军要占用蒙自,文法学院才迁入昆明,但也是分散在西城几个中学的旧校舍里。当时的情况是,反动当局倒行逆施,致使战争局势不断恶化;侵略者对我大后方实行所谓的“疲劳轰炸”,昆明不断遭受敌机的空袭;加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但是,尽管有来自政治的、战争的、生活的种种重压与折磨,许多专家、教授仍然朝夕系念着教学与科研,一旦有机会就执着地为之奋斗。四十年代初,迟迟动工、修建又很缓慢的联大新校舍,终于建成于昆明小西门外。文、法等院系集中到新校舍,师生稍得安定,教学逐步正常化。在文学院的中文系里,即由朱自清、闻一多等教授倡议建立文科研究所。当时,中文系集中了不少专家、学者,教书之外,都还可以做些研究工作,为人民文化事业做出些贡献。建议提出之后,联大教务方面的负责人,原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表示同意,并且在昆明东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司家营找到几间房子,添置了一批图书资料,就办起了一个文科研究所,挂出了“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牌子,实行人事、教学、科研统一的办法,由闻一多教授负责中国文学部,朱自清、罗常培、王力等教授、专家都参加进来,互相切磋问难,开展了有关的学术研究活动。尽管政府当局早已把教育、科学研究置之度外,而文科研究所这个新机构的诞生,对大家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建立之后不久,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开始筹建。当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虽然实行联合办校,但各校原有体制仍被保留,在敦聘人员、举办科研等方面,各校仍然可以按照旧章安排,以保存各校教学、科研的传统及其人事力量。所以南开大学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的时候,人员大都来自联大的有关院系:研究室的创办人黄钰生(子坚),既是原南开大学的秘书长,又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院长;冯文潜(柳猗)既是南开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陶云逵则是西南联大社会学系的教授。我虽然是由南开大学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约的,但是,西南联大同样给我颁发了聘书。我除去担任研究室的任务之外,也在中文系任教,由西南联大给我薪津、住房等。虽然西南联大对于开展科研工作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但是,科研与教学并重这种默契,确乎给予了三校开展科研的方便条件。我想:如果当时南开大学研究人员没有联大的人事工薪关系,单靠石佛铁路筹委会提供的区区调查费,南开大学还是难以创办一个研究室的。研究室的创办,反映了“南开人”为南开创业的雄心。
研究室的全称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抗战前的南开大学虽然已经建立了文学院,但实际上却连个中文系也没有办起来,只有外文、历史、哲学三系。即使这三系,阵容也很单薄,除了外文系先后由陈逵、柳无忌、司徒月兰担任过系主任之外,历史与哲学两系系主任一直由冯先生兼任。直到抗战爆发,合组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南开大学的文学院也是科、系不全的,拟议中的文科研究所并未能建立。尽管这样,老“南开人”黄钰生、冯文潜等先生却从没有放弃办好文学院、创办文科研究所的雄心。他们不懈地努力,希望在抗战胜利之日,南开大学复员到天津的时候,带回一个健全的、教学科研阵容充实的文学院,并且将计划中的文科研究所付诸实现。因此,也可以说,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办,也负有为未来的文科研究所建基铺路的使命。
我于一九四二年八月抵达昆明。边疆人文研究室正在草创中,黄子坚,冯柳猗和陶云逵三位先生把利用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的调查费创办研究室的情况,向我作了介绍,而后强调说“抗战时期,一切从简”。说到“从简”,这个研究室实在是简陋得难以想象。说是研究室,顾名思义,总该有间房子吧,可是,有其名而无其“室”,当然也就无须什么桌椅板凳之类的设备。至于图书资料,联大有个图书馆,好歹也能借到一些。联大的教职员工住房都很困难,学校说要盖房,但迟迟未能动土。陶云逵先生因为在昆明找不到房子(或者也可以说是租不起房子),把妻儿安置在昆明邻县呈贡,每周坐滇越线火车到昆明上班、上课。名教授如陈寅恪、罗常培、郑天挺、郑听、游国恩……等,都挤在靛花巷的单身宿舍里。名为单身教授宿舍,象袁家骅教授夫妇也一直住在那所谓的单身宿舍里。条件虽然艰苦,但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无论著名的老年专家、教授,或中、青年教师、科研人员,大都能想到战争年月,不能效命疆场,而能有这样一个远离硝烟烽火的环境,怎能不尽其分内之所能,在学术上做点贡献呢?所以大家都能甘于艰苦。在研究室的同人中,除了陶先生之外,我年岁最大,二十八岁,而且已经结了婚,不得不以工资的三分之一为代价,在翠湖北路租赁了一间狭长的小楼房,并且借得一副木铺板,三条板凳。除两条用以架床,尚有一条可作坐位。尤为难得的是房东太太有一只无门、无底、无屉的破平头柜,扔在出租的房间里,我这个房客正好利用它当了书桌:双脚伸进柜子里,便可伏在柜头看书、写字,做我的研究工作。我的这些条件比起住集体宿舍几个人挤在一间房的诸君,还略优越一些。同人议事,切磋学问,常在我的小楼房里,当然,更多的还是在冯文潜(柳猗)先生的文林街的住所。柳猗先生身为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教授兼代系主任,可是靠他的工薪收入,不足以维持一家五口的温饱,夫人黄扶先女士有家馆可教就教家馆,没有就接点刺绣活,一针一线地挣点钱贴补家用,实在困难的时候就把衣物送进拍卖行,以济燃眉之急。(www.chuimin.cn)
冯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德国,攻习哲学、美学,是一位造诣很深的专家,也是一位忠厚长者,古道热肠,肝胆照人。他对南开大学有极深厚的感情,事业心非常强烈。他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不担任职务,而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包下了研究室的一切后勤事务。与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打交道的是他,与联大有关方面打交道的也是他,就是研究室用的笔墨纸张,也都是他去采购。为了节省开支,他还常“以步当车”,不辞劳累,为开展科研创造条件。奔忙了足有一年,终于在西南联大小西门外新校舍附近,为边疆人文研究室找到了一个地址,还借到了旧桌椅板凳之类的应用家具,使研究室名副其实地有了一个“室”。这里本来是一个三合院的旧庵堂,一间正厅,东西两厢。正厅和西厢房是历史系雷海宗先生所建立的历史研究所;东厢房共三间,便是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
“室雅何须大”。研究室不大,但也谈不到什么“雅”,只是由于柳猗先生的努力,小室修葺得门窗户扉俱全,能遮风雨,比起门窗脱落、泥巴墙穿洞的新校舍,似乎还强一筹。更令人欣喜的是在这间小室里,冯先生以零买整存的办法储存下可以“令”计的新闻纸和土造白纸。昆明的物资供应很差,纸张等经常脱销,数以令计的纸张,可算是一笔了不起的“财产”了!
回忆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创建,我以为值得一提的是组成这个研究室科研队伍的几乎全都是中、青年人,全研究室人员的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南开大学当局,特别是创办研究室的黄子坚、冯柳猗两先生,对年轻人非常器重和信赖,敢于使用。当然这些来自大学或研究院、所的青年人业务也是相当过硬的。象陶云逵教授的得意高足——黎国彬攻习社会学、经济地理和人类学,而且英文、法文都学得很好,从事社会调查也取得显著成绩。研究室人数不多,除了陶云逵、黎国彬和我以外,后来又经罗常培先生推荐来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高华年。此外,还有黎宗献、赖才澄等。这五、六个人组成精干队伍,迅速地把社会调查、科研活动开展起来。
研究室的调查队伍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金平,沿红河而下,对红河哈尼、彝族、文山苗族、傣族、纳苏等兄弟民族的语言、民俗、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关于社会、经济、民俗、地理方面的调查主要由陶云逵先生与黎国彬、黎宗献负责;语言方面的调查由我与高华年担负。调查成果的一部分是为石佛铁路提供所需的资料,主要的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语言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其中有黎国彬的《红河上游摆夷地理环境的调查》、《车里、佛海茶叶与各部族经济关系的调查》,还有陶云逵、黎宗献的《杨武坝街子汉夷互市的调查》、《纳苏宗教与巫术的调查》,以及高华年的《黑夷语法》、《鲁魁山倮倮的巫术》等等。[1]
我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研究生的时候,即决心从事语言学的田野工作,进行一些专语的研究。参加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工作之后,一方面任教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并不失良机地从罗常培先生学习汉语音韵学、汉藏系语言调查等课程;一方面从研究室获得语言学田野作业的机会。先后到云南罗平县调查布依语,到新平县磨沙地区调查傣雅语,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几个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后来成名的高华年教授的专著《彝语语法研究》,黎国彬教授的专著《云南撒尼与阿细人的体质》,材料就得自当年的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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