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学校在层级上属于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试验机构,归中华职业教育社所管理,在经费上自然也依赖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经费也是向社会公众募集而得,当时黄炎培等人决定也向社会募集办学的经费,发出了“创设职业学校募金启事”,时限3年。在此次筹议会上,中华职业学校的负责人沈恩孚、黄炎培报告了学校成立的经过,聂云台等人阐述了创办职业学校的重要意义。......
2023-10-14
学校经费事关学校是否能够正常运转以及发展。中华职业学校的日常支出主要来源于学生所缴纳的学费,当时每位学生每年需缴纳34元学费。不过,学校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如添建校舍或是增加设备,所用的经费则有校董会和中华职业教育社负责。如当时中华职业学校在建设“中华堂”的过程中,校董们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华堂”开始施工之前,选址与购地等方面,都是由校董们推选出代表负责交涉,并且校董们还负责征集募捐资金以及向银行抵押透支来获取资金。不管是在学校选址交涉方面,还是在建设资金募集方面,校董们都为“中华堂”的建设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当时中华职业学校所获得的资金资助来源,不仅有政府部门,还有一些民间团体。如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每年补助学校经费2000元,值得称许的是,1936年9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优良的职业学校进行补助,中华职业学校获得2万元补助经费。还获得一些其他机构的补助,如1930年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每年补助6000元,中英庚子赔款给予学校1.8万元的经费支持等。有学者指出,“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的10年中,学校共支出费用80万余元,其中1937年度费用支出是1927年度的3倍”[40],一方面可以看出学校的经费增长之多,另一方面也可以显现出学校发展的速度之快与规模之大。(www.chuimin.cn)
这一时期,中华职业学校的经费还算充足,在校董们的努力下,学校的基础设施得以扩大与完善,当时学校的校舍有教室、办公室、宿舍、工场、职工教育馆等。需要指出的是,1933年8月中华职业学校建筑了一幢三层楼的大楼,名为“中华堂”,供学校师生使用。同时,学校还设有制图教室、打字教室、理化仪器室、实习工场、图书馆等方便学生实习与学习的场所。总计而言,学校当时共有307间校舍。学校原本在1936年底购买了土地,以期扩展学校的规模与空间,但是还没来得及实施计划,便因抗日战争而中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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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1932年5月,在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职教社为了适应时代需要,决定大规模开办职业补习教育,有计划地创设职业补习学校。此后,又陆续举办了夜校、晨校和“通问学塾”等形式的补习教育。因此,职教社重视职业学校教育,而把职业补习教育仅看作是职业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至此,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增至7所,社所开展的职业补习教育的规模空前扩大。中华职业教育社重视培养职业补习学校学生的民族意识和职业道德。......
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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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利用战争的间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工厂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2]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社成立之初的活动范围主要聚集于江苏、上海一带,这一带是当时全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活跃的地区。当时全国的民族工商业大多在这些区域,职教社成立所需的经费便是由这些民族工商界人士进行捐款筹措的。......
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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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9月16日,职教社召开干部大会,总社领导、各地办事处负责人及社在重庆办的各机构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海办事处的各项事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不过抗战胜利后,上海办事处的各项事业陆续恢复。......
2023-10-14
(一)中华职业学校渝校的整体概况伴随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内迁,1938年1月,黄炎培、江恒源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达到重庆,与当时中华职业学校校长贾观仁一同商议筹建中华职业学校渝校。校址的选择是当时建设渝校的基础,江恒源、贾观仁等人在寻觅适宜校址的过程中,幸得当时巴蜀学校校长周勖成的大力帮助,周校长同意拨出该校一部分校舍以供中华职业学校渝校建设之用。因部分师生返回上海,学校的各个学科也相应发生了变......
2023-10-14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产生的结果,这里的内部因素则是当时国内知识界的“教育救国”“职教救国”思想的推动。近代中国实践职业教育的代表人物非黄炎培莫属,他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可谓切中时弊。1917年以黄炎培、蔡元培、顾树森、俞子夷等积极宣传职业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主体而组成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可以说是“职教救国”思想形成的一个标志。......
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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