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史：机构归并与调整

2023-10-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9月16日，职教社召开干部大会，总社领导、各地办事处负责人及社在重庆办的各机构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海办事处的各项事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不过抗战胜利后，上海办事处的各项事业陆续恢复。

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9月16日，职教社召开干部大会，总社领导、各地办事处负责人及社在重庆办的各机构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对原有事业或恢复、或改进整理，或进一步加强，并计划在武汉、南京、东北、台湾都设立办事处。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不确定的政治形势，社的主要领导人大都忙于政治活动，加之社的人力、物力不足，致使之前的计划都未能实现。

职教社在武汉、湖南的办事处及设在南宁、柳州等地的通讯处因抗战中日寇的进攻而相继撤销，到抗战胜利时，职教社尚保有七个建制单位，即重庆总社及上海、桂林、云南、西康、成都、贵阳等六个办事处。在这六个办事处中，桂林和贵阳办事处已名存实亡，两处的工作人员因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大溃败而都转移到了重庆和昆明，故这两处所开展的事业也即停止了。西康办事处自成立之后也未能打开局面。

1946年1月，职教社总社迁回上海，与上海办事处合并。留在重庆的分社机构，本计划仍维持职业指导所、中华职业学校渝校、补习学校等事业，并添设初级中学，但因该处经费异常困难，所属各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多是抗战时从外省转移而来，抗战一胜利，他们纷纷转回原籍，从而使得原有的事业均告停顿。1946年6月，总社在重庆创办的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迁回上海，重庆的办事处改为通讯处。伴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职教社的各项事业也陆续迁回了，同时当时的政局尚不稳定，从而严重影响了当时川渝地区的职业教育事业。至1947年底，职教社在重庆、成都两地的办事处都已名存实亡了。云南办事处在战争的环境中还能得到发展，但是由于战后，昆明失去了交通枢纽的特殊地位，严重影响到昆明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昆明办事处的主要工作是以补习教育为中心，全力举办补习学校、业余中学、中华小学等三项事业，在当时人力、物力都缺乏的情况下，昆明办事处也只是保持了这三项事业。(www.chuimin.cn)

上海办事处的各项事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不过抗战胜利后，上海办事处的各项事业陆续恢复。1945年，被迫改名为“工商学艺所”的中华职业学校沪校迁回原址陆家浜，且恢复了原来的校名。1946年5月，中华职业学校渝校迁回上海，与沪校合并为一，并且重新开始了校园建设，兴建校舍，同时购买学校需要的教学设备和仪器，所需费用通过向教育部申请补助和向学生及校友募捐。最终，通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中华职业学校的各项工作都已走上正轨，并且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1946年1月，上海职业指导所正式恢复工作，2月，云南分社主任孙起孟调回上海任总书记，之后社成立了职业教育研究所，聘何清儒为所长，接办《教育与职业》的编辑工作，1946年12月出版了第201期。1947年，当时联合国远东基本教育会议在墨西哥举行，指定了职教社为参展团体，为此职业教育研究所编辑了与职教社相关的各方面的资料，如专书和图片、照片、统计表等。职教社当时在上海的七所职业补习学校因为战争而先后停办，抗战一胜利，即刻着手恢复第一、二、四补习学校，特别是在总社迁回上海后，恢复的进展更快，招收的学生数量很多。一开始职教社打算恢复其他四所补习学校，不过因为职教社修正了之前的职业补习教育思想，认为职业补习教育的重点应该是“质的深入与实际效率的提高”，而不仅是量的普及。这样职教社最后办理的只剩下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来集中开展职业补习教育。

1946年8月，职教社在上海举行理监事会议，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与监事会。1946年9月4日，社召开第二届理监事第一次联席会议，互推黄炎培、江恒源、冷遹、潘公展、黄伯樵、顾树森、钱永铭为常务理事，潘序伦、蒋维乔、蒉延芳为常务监事，互选钱永铭为理事长，推举杨卫玉继续担任总干事。当日下午在“比乐堂”举行欢迎新任理监事、社员联谊会。名誉理事长孔祥熙在会上致辞，谈其与职教社二十余年的关系，提倡教育、发展实业与国家富强的关系。常务理事黄炎培说：“本社实验理想之一的职业指导所，已为社会部列为行政部份之一；首创的职业补习教育，今已遍布各地；最近开办的比乐中学，在普通教育中兼施职业教育，也是本社将理想付诸实验的一例。”^[1]之后有老社员袁希洛、王炳台等相继发言，讲述过去社所开办的事业。

中华职业教育社史：机构归并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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