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教社史：创刊1931年，457期，黄炎培等创办

2023-10-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国讯》，原名《救国通讯》，1931年12月创刊，1948年4月被迫停刊，总共发行457期，创办人为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先生。[8]《处置日货之种种办法》，《救国通讯》，1932年第21期，第347页。[9]《这几天》，《救国通讯》，1931年12月第1期，第1页。[10]《这几天》，《救国通讯》，1933年第41期，第725页。

《国讯》，原名《救国通讯》，1931年12月创刊，1948年4月被迫停刊，总共发行457期，创办人为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等先生。当时为什么要创办《国讯》呢，在第一期“例言”上说道：“自东北难作，各地同志，以同人身居上海，交通便捷，纷纷投函询问消息；同人苦于不暇作答，创此通讯，以资公揽。”^[54]还规定“不拘篇幅”“不定日期”“免费寄阅”等。在内容方面，则分“国难要闻”“国难大事记”“各地消息”“同志通讯”等，但是它的使命并不只是这些，在创刊号中写道：“政治不应让一部分人包办，各方面对当局都在希望和请求取消党治，实现民治。”^[55]

当时为了唤醒人们更加积极更有效地负起救国的神圣职责，在创刊时，揭橥了四种根本上的修养：高尚纯洁的人格、博爱互助的精神、侠义勇敢的气概、刻苦耐劳的习惯。还强调指出：“没有这四种，不配干救国，就干也干不了。”^[56]随着发行面愈来愈广，各地热心读者担心不能继续发行下去，有的自动寄款补助，有的要求扩充篇幅，改为定期，收取刊费，1933年第61期其改名为《国讯》，1934年第72期正式改为半月刊，由此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定期刊物，并表达了《国讯》的主张和使命。当时该刊认定“救国”是唯一的使命，精神重在对外，对内特别注重两点：一是生产，二是团结，生产所以救贫穷，团结可以治涣散，无非想从物质上，精神上培养一些实力，希望全国一致，作对外准备。当时《国讯》上文章的选取标准主要有十个方面：个人人格的修养、有关民族复兴的人物和事实、科学的发明和介绍、文化事业的现象和改进、生产事业的发展、教育现象与其改进、国货制造及推行消息、伪满洲国消息、义勇军消息、世界大局消息等，主要立足于“国家”“民族”“民生”的立场，使读者集中目光于国家前途的危险，民生的痛苦，以积极的态度，努力于生产、团结、国防三要点，唤起其朝气与热忱。由于读者反映发行相隔的时间过长，要求改为周刊或旬刊，1934年第81期起改为旬刊，1937年日军占领上海，《国讯》被迫停刊，停刊时出版到178期，1938年迁重庆复刊，复刊时对之前的修养基础进行了修正，将第一条改为“高尚纯洁的品德”，第二条修改为“忠勇义侠的气概”，第三、四条不变，同时还增加了“正确进步的思想”一条。具体的政治主张为：拥护统一、民族平等、逐步实施民主政治、对敌抗战、大规模发动全国民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致合作等。而且为了适应海外和西南广大读者的要求，自1939年起增印香港版、昆明版和1940年增印桂林版，为了满足广大读者需要，1941年开设“国讯书店”。

1945年10月10日，《国讯》在上海复刊，指出：“抗战胜利以后，建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这个时机，我们要对政府说话：政治必须修明，用人必须打破界限，贪污必须肃清，官僚作风必须纠正。我们要对民众说话：必须大家站起来，国家的事，看做我个人的事。应尽的义务必须担当，应享的权利必须接受。根据民意的法律必须遵守，合乎法律的自由必须争取。”^[57]并且大声疾呼：“我们要奋斗，要争取，民主一日未成，我们的责任一时未尽”！^[58]1947年6月，《国讯》发表《说亮话》一文，公开谴责挑起内战的蒋介石，1948年刊出《中国土地法大纲》。1948年4月，国民党政府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的罪名责令停刊，由此结束了其十七年的风雨历程。

《国讯》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是其参与政治活动的主要表现之一，期刊上刊载的内容大多以抗战救国为主旨，意在呼吁当时全民族的抗战热情，体现了职教社忧国忧民的情怀和为国家的安危而不懈努力的精神。

【注释】

[1]黄炎培：《国难中之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1936年第176期，第477页。

[2]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第230页。

[3]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51页。

[4]《国内之部：中华职业教育社抗日救国方案》，《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1年第3卷第10期，第2页。

[5]《国内之部：中华职业教育社抗日救国方案》，《浙江教育行政周刊》，1931年第3卷第10期，第2页。

[6]《举行不用日货宣誓》，《教育与职业》，1932年第131期，第61页。

[7]《举行不用日货宣誓》，《教育与职业》，1932年第131期，第61页。

[8]《处置日货之种种办法》，《救国通讯》，1932年第21期，第347页。

[9]《这几天》，《救国通讯》，1931年12月第1期，第1页。

[10]《这几天》，《救国通讯》，1933年第41期，第725页。

[11]《这几天》，《救国通讯》，1933年第41期，第725页。

[12]青士（陈选善）：《党化教育》，《教育与职业》，1932年132期，第69页。

[13]青士（陈选善）：《党化教育》，《教育与职业》，1932年132期，第69页。

[14]卫玉：《这几天：关不住了》，《国讯》，1935年第116期，第86页。

[15]唐威主编《中华职业学校校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3，第61页。

[16]《上海职业指导所概况》，《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156期，第318页。

[17]青士：《职业指导实际的效用》，《教育与职业》，1932年第138期，第369页。

[18]邹韬奋：《经历：现实的教训》，载《韬奋文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第65页。

[19]吴玉琦：《中国职业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第249页。

[20]王达三：《职业学校可以趋重工厂化与艺徒化吗》，《教育与职业》，1935年第169期，第666页

[21]黄炎培：《1935年4月在开封公开演讲词》，载黄炎培：《断肠集》，上海生活书店，1936，第130页。

[22]《中华职业教育社重要消息》，《国讯》，1939年第193期，第6页。

[23]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第252页。

[24]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第129页。

[25]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从困勉中得来——为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二十四周年作》，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58页。

[26]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从困勉中得来——为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二十四周年作》，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59页。

[27]孙运仁：《本社抗日战争时期的补习教育工作》，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68页。(www.chuimin.cn)

[28]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1917年第1期，第2页。

[29]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1917年第1期，第3页。

[30]《中华职业学校概况：五、学校行政部概况：（一）本校现在编制概况》，《教育与职业》，1920年第20期，第2页。

[31]黄炎培：《怎样办职业教育？：敬告创办和改办职业教育机关者》，《教育与职业》，1931年第127期，第532-533页。

[32]中华职业教育社：《筹备上海补习教育计划大纲》，《教育与职业》，1932年第136期，第304页。

[33]中华职业教育社编：《全国职业学校概况》，商务印书馆，1934，第251页。

[34]《第二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概况》，《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156期，第333页。

[35]《第二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概况》，《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156期，第334页。

[36]《第三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概况》，《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156期，第337-338页。

[37]汪光华：《引进与调适中国近代职业补习教育发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第215页。

[38]《特载：本社专家评议联席会议记录》，《教育与职业》，1936年第174期，第279页。

[39]毛仁学：《一年来的重庆中华职业补习学校》，《教育与职业》，第193期，第44页。

[40]《中华职业教育社复员一周年：上海职业指导所》，《教育与职业》，1946年第201期，第26页。

[41]《中华职业教育社复员一周年：上海职业指导所》，《教育与职业》，1946年第201期，第26页。

[42]中华职业教育社昆明工作讨论会：《会后同人公表之意见——今天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与职业》，1939年第191期，第113页。

[43]中华职业教育社昆明工作讨论会：《会后同人公表之意见——今天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与职业》，1939年第191期，第113页。

[44]中华职业教育社昆明工作讨论会：《序文》，《教育与职业》，1939年第191期，第1页。

[45]中华职业教育社昆明工作讨论会：《会后同人公表之意见——今天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与职业》，1939年第191期，第114页。

[46]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从困勉中得来——为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二十四周年作》，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2，第61页。

[47]江问渔：《本会开幕时的致词》，《教育与职业》，1939年第191期，第126页。

[48]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孙起孟：《从困勉中得来——为纪念中华职业教育社二十四周年作》，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2年，第60页。

[49]中华职业教育社昆明工作讨论会：《会后同人公表之意见——今天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教育与职业》，1939年第191期，第113-114页。

[50]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189页。

[51]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190页。

[52]黄嘉树：《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第197页。

[53]《中国民主运动之生力军》，《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54]张雪澄：《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国讯〉》，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0，第13页。

[55]张雪澄：《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国讯〉》，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0，第13页。

[56]张雪澄：《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国讯〉》，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1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80，第13页。

[57]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50页。

[58]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50页。

中华职教社史：创刊1931年，457期，黄炎培等创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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