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黄炎培、江问渔、孙起孟、陆叔昂等人又商定了“国讯同志会”的章程和立案问题。1941年3月3日,黄炎培和冷遹参加蒋介石夫妇举行的家宴,席间黄炎培要求蒋介石承认“国讯同志会”的公开合法地位,但是蒋介石不置可否。3月22日,黄炎培又到张群家再次要求准予“国讯同志会”立案和给予公开活动的法律保障,但是张群不明确表态。......
2023-10-14
中华职业教育社不但积极抗日救亡,还参与成立了两个重要的政治组织,为争取国家的自由、民主奔走呐喊,在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39年10月9日,梁漱溟、李璜、梁仲华等人来访黄炎培,双方就国内大局交换了意见。10月11日和13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李璜四人在晏阳初的办公室深谈了两次,梁漱溟分析了各中间党派联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后他们分头行动,又联络了第三党的章伯钧、国社党的罗文干、罗隆基,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与11月23日正式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并拟定了《简章》和《信约》。
1940年4月13日,会员们决定在周士观南案弹子石操坝子巷36号设立通讯处,并准备正式举行一个成立大会,对外公开。但因从5月开始日本空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各人分散下乡,成立大会没有开。到了10月,国内形势发生变化,蒋介石开始对中间派人士加紧了压迫,所以就不准备公开。12月,形势更加恶化,国共之间发生小规模的军事摩擦。12月24日,黄炎培、张君励、左舜生、梁漱溟四人共商大局,黄炎培提出要调解国共冲突,必须有第三者明确的立场和主张,张君励等均表赞成。他们一致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的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而原来的中间派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已是不够了;一是因为它缺乏领导核心;二是因为它在名称上未表明是党派联合体。因此,黄炎培等均认为应建立一个新组织,第二天他们又找到周恩来、沈钧儒、邹韬奋一起到章伯钧家会谈此事。晚上,黄炎培征询江问渔、杨卫玉、冷遹的意见,他们都同意职教社作为一派参加这个新组织。江问渔和冷遹参与筹备工作;杨卫玉负责日常工作,第三党的章伯钧、丘哲等也正向各方建议组织中间党派的政治联盟,共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初步决定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秘密举行了成立会,会上通过组织简章,选举黄炎培、张澜、左舜生、张君励、梁漱溟、章伯钧、李璜,罗隆基、江问渔、冷遹、杨赓陶、丘哲、林可玑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员,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励、梁漱溟、章伯钧等五人为常务委员,黄炎培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4年9月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www.chuimin.cn)
民盟成立以后,派梁漱溟到香港主办民盟的机关刊物——《光明报》。1941年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从此正式对外公开。同年11月16日,民盟在重庆临江路俄国餐厅举行茶会,招待参政员五十余人。这次招待会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仅在香港发表两份无具名的文件并不足以证实民盟的存在,这次招待会才是真正的公开活动。在会上,张澜宣布民盟已经成立了。
民盟公开发表的两份文件,较之于“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十二条信约已经有了进步,这突出表现在它彻底抛弃了“三拥护”一类的条文,而严正地提出了“结束党治”的要求,论证加强各抗日党派的团结、保障人权、革新内政的必要。[52]因此共产党认为民盟的成立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并称赞民盟是“中国民主运动之生力军”。[53]民盟公开后,在长期斗争中不断进步,为中国民主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民盟三党三派之一的职教社,和多年担任民盟中央常委的黄炎培,也继续为民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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