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会议和国讯同志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史》

2023-10-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1月12日，黄炎培、江问渔、孙起孟、陆叔昂等人又商定了“国讯同志会”的章程和立案问题。1941年3月3日，黄炎培和冷遹参加蒋介石夫妇举行的家宴，席间黄炎培要求蒋介石承认“国讯同志会”的公开合法地位，但是蒋介石不置可否。3月22日，黄炎培又到张群家再次要求准予“国讯同志会”立案和给予公开活动的法律保障，但是张群不明确表态。

1939年4月，职教社在昆明召开工作讨论会，简称“昆明会议”，会议内容以专号的形式于当年刊发在《教育职业》第191期。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孙起孟等总社领导人及各办事处的负责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为期进行了三周，“除星期日外，每天从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二十分，每一个人都在极端紧张的空气中从事讨论、写作，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感到疲厌。一个问题提出时，大家都争先发言，绝对没有呆滞的样子。”^[42]会议听取了各办事处和总社的工作报告，决定了往后一年半的工作计划和社会服务工作计划，为社之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指南。

同时，会上还对以往所开展的职业教育进行了总结，主张：“职业教育只是一种工具，他应该为一个目的而奋斗。”^[43]这里显示出社的同人已转变了对职业教育的认识程度，将职业教育作为抗战救国的手段，江问渔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职业教育的态度。他说：“以往工作态度，有一些不免为教育而教育，为职业教育而办职业教育者，此时观念完全不同，完全变为为国家民族而办职业教育，为抗战建国而办职业教育矣。”^[44]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反过来讲，也有赖职业教育的努力，吾们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国家社会，才能加速的出现。”^[45]

另一方面，在会上大家还讨论了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职业教育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的归宿，但参与政治也是社的同人在第二个时期所努力的方向。社的同人认为：“吾们关心政治，研究政治，为着吾们推进职教工作的必要准备，吾们的动机十分纯粹，目的十分简单，就是始终站在国民的立场，参与国家的新建设。”^[46]可以看出，社的同人参加政治的最终目的是推进职业教育，建设国家。当时江问渔就对此问题也说道：“譬如一般人爱说‘教育和政治是没有关系的’，从事教育的人，可以不问政治，不明了政治的情势与趋向，这话也是陈旧的，错误的，因为办教育的人，实在应该去明了政治，理解国际情势，把自己的工作，配合到整个政治当中去，如此才足以言领导社会。更进一步，我们以为教育不仅应当跟着政治走，有时还可以用哲学来指导社会，指导政治。”^[47]最终经过会上大家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吾们的教育工作如其不配合于一个理想的政治主张和措施中，是不能有什么成效的”^[48]。

在昆明会议上，职教社确定了新的努力目标：“在以最高的积极性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进而“实现一个民生幸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真正达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目的。围绕这一目标，职教社制定了各种工作计划。就职业学校教育而言，“将从事研究、倡导、实验、推行怎样根据实际的需要创设职业学校或添办各种短期职业训练班，培养能为抗战建国切实服役的人才”，“如何使职业学校同时也成为生产单位，供应人民生活所需，推而发展一般社会经济”；就职业补习教育来说，乃在于“配合抗战建国需要，通过补教方式，在技术上培养各种抗战必需之人才，在政治上提高受教育者之抗战情绪，在公民道德上养成勇于为群之公民，使受教育者皆能积极支持抗战，以获取最后胜利”。^[49]

昆明会议是职教社社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全社同人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昆明会议结束后，职教社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在会议以前，职教社虽然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但其性质还是单纯的民间教育团体。在会议后，职教社确立了“教育应当跟着政治走”的指导思想，就此开始向政团方向发展，其基本性质呈现两重性，一方面仍是教育团体，另一方面又带有日益浓厚的政治色彩的组织。^[50]

1939年秋，黄炎培等职教社领导人开始筹建一个以职教社社员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组织，取名为“国讯同志会”。1940年1月5日，“国讯同志会”秘密成立，由黄炎培为会长，江问渔、冷遹、杨卫玉为副会长。从《国讯》中归纳出该会的政治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只有全国统一才能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统一，应当拥护三民主义、拥护政府、拥护领袖，同时必须做到三合作，即民众与政府合作，地方与中央合作，各党派间合作。最反对的是暴力斗争和破坏行动。(www.chuimin.cn)

（二）政治必须不断地改进，必须造成一条轨道，使全国人民都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必须逐步实现民主政治，厉行法治，早日实施宪政，军政与民政必须划分，一方面实现军队的国家化，一方面实现军民分权。

（三）加强一切建设，尽量利用民间资金，尤重吸收海外侨资，在劳资协调之下从事开发。

（四）文化教育须与国家生产事业及个人生计问题切实联系，获得综合之解决。

（五）建立中苏英美世界反侵略战线，与轴心国对抗。”^[51]

“国讯同志会”虽然成立了，但它并没有进行多少活动，对外则仍以《国讯》编辑部同人名义发布政治意见。1940年3月30日，“国讯同志会”开会讨论了重要的理论和对外公开的问题，还研究了如何训练会员的问题。11月12日，黄炎培、江问渔、孙起孟、陆叔昂等人又商定了“国讯同志会”的章程和立案问题。1941年3月3日，黄炎培和冷遹参加蒋介石夫妇举行的家宴，席间黄炎培要求蒋介石承认“国讯同志会”的公开合法地位，但是蒋介石不置可否。3月22日，黄炎培又到张群家再次要求准予“国讯同志会”立案和给予公开活动的法律保障，但是张群不明确表态。后来职教社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国讯同志会”的作用被民盟取代，所以把“国讯同志会”的事情暂且搁置不提。

昆明会议和国讯同志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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