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教社史：总社迁址与分支机构设立

2023-10-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一）总社内迁与内地各分支机构的设立1936年8月，由于日本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步伐，职教社分析当时的时局，决定先在武汉设立办事处，而在武汉设立办事处时，职教社的同人就认识到，“日本人的目标不是占据东四省就完了，他还要华北；不只华北就够了，他还想吞并全中国”[21]。在内迁至重庆前，职教社相继在各地成立了办事处。总社迁至桂林后，9月1日在职教社原址成立了上海办事处，继续开展东南地区的工作。

（一）总社内迁与内地各分支机构的设立

1936年8月，由于日本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步伐，职教社分析当时的时局，决定先在武汉设立办事处，而在武汉设立办事处时，职教社的同人就认识到，“日本人的目标不是占据东四省就完了，他还要华北；不只华北就够了，他还想吞并全中国”^[21]。因而鉴于当时沿海各省处于战争的前沿地带，会首先遭到破坏，因而职教社定下了“向内地发展”的方针，武汉办事处的设立便是这一方针下的结果。但是不多久，武汉于1938年10月失守，武汉办事处也随之消失，因而职教社又深入西南内地，于10月10日在重庆组织成立了四川办事处，周勖力、孙起孟分任正、副主任。

在内迁至重庆前，职教社相继在各地成立了办事处。1938年2月，职教社在桂林成立广西办事处，石显儒担任总干事，并聘任黄旭初、雷宾南为辅导委员，同时设立南宁通讯处和梧州通讯处。9月，职教社总社又迁至桂林，并于10月1日开始办公，由办事部副主任杨卫玉主持社务。总社迁至桂林后，9月1日在职教社原址成立了上海办事处，继续开展东南地区的工作。1939年1月，桂林总社被敌机炸毁。虽然办公场所毁于炮火，无法继续办公，但是职教社同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乃是发表宣言：“今当正告侵略者……我社全国一万余同志，誓为抗战建国而努力，始终不懈”，“我人誓必为维护和平正义而奋斗，从焦土中建立文化学术之新生命。”^[22]从中看出职教社同人深深的爱国热情，为和平正义，为中华民族的新生而不断努力，奋斗的精神。

桂林总社在被炸毁之后，职教社决定另谋他地继续开展工作，当时国民政府已经迁都重庆，职教社的领导人黄炎培、江问渔等人均担任国民参政员，活动区域主要在重庆，而且职教社的董事们大多也在重庆，因而最终决定把总社迁往重庆，在桂林设办事处。1939年7月20日，总社正式在重庆办公，由杨卫玉主持社务，孙起孟任总书记，原来在重庆的四川办事处迁往成都，由陆叔昂和唐世铨分任正、副主任。总社迁至重庆之后，黄炎培等社的领导人带领职教社同人继续推行职业教育，倡导“教育救国”，具体表现为，一方面要求从事职业教育的人应“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从内心发出热烈的情绪，来担当救亡图存大任”^[23]，同时另一方面在会理中小学讲演，勉励青年们“知救国，知救民，才是有志气的青年；能救国，能救民，才是有本领的青年”^[24]。正是在此思想的引领下，职教社同人即使面临着抗战时期艰苦的条件，仍然不懈努力，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并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

还有其他一些办事处的情况。如1939年5月15日在云南设立办事处，由喻兆明和徐泽溥分任正、副主任，当时云南办事处设立在昆明，是因为昆明为云南重镇，且为当时唯一国际交通孔道，工商业也甚发达，在西南边陲地区的影响力大。1939年7月职教社在贵阳设立贵州通讯处，1940年2月贵州通讯处改为办事处，由曾俊候负责。1940年2月成立了湖南办事处，由原武汉办事处主任陆叔昂负责。

总之，在抗日战争中，职教社为了推进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健全和发展了社的领导机构。在整体上，当时总社机关设在重庆，下设十个办事处和两个通讯处，先后共建12个分支机构。具体而言，除了上海办事处外，还设立了武汉、湖南、桂林、柳州、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康等办事处，另在南宁、梧州设立两个通讯处。由此可见，当时社的工作范围由抗战初期的上海一隅之地，迅速扩展到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份。这些领导机构的设立，推进了“大后方”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其奠定了组织基础。(www.chuimin.cn)

（二）内迁后职教社的工作的转变

因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职教社在内迁后所开展的职业教育工作，与前期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指导思想、工作重点、组织结构三个方面。

首先是职教社的指导思想的变化。众所周知，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因发展职业教育而组织在一起的教育团体，其一开始工作的初衷即为“教育救国”“职教救国”，将职业教育视作救国家、救社会的唯一方法。但是随着工作的推进，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难题，逐渐改变了以往就教育谈教育的局面，发展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将职业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尤其是在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刻，一直本着不愿谈政治的职教社同人，因时局的紧迫与现实的需要，逐渐将职业教育看作是为抗战救国服务的一种手段，提出了“教育应当跟着政治走”的信条，积极参与到政治运动当中。可以说，这种思想的转变不是主观意愿的结果，而是特殊环境中的被动转变，体现了职教社同人爱国保国为先，教育为辅的思想观念。

其次是职教社的工作重点的变化。在抗战前，中华职业教育社已初步形成了由职业学校、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农村改进所组成的四大实践方式，在这些方面开展较为丰富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不过，总的来说，抗战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职业教育方面，主要聚焦于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以及事业的开拓与探索，尚未注重在“量”上的普及与发展。抗战之后，由于面临战争的特殊情况，职教社的同人没有足够的精力开展理论研究工作，只能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偏重量上的增加和发展。虽然当时在战争的前沿地区，如上海等地，职业学校备受摧残，但是在其他方面，如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等方面，尤其是职业补习教育方面有着显著的发展。例如，在抗战时期，当时职教社注重职业教育的普及，开辟了一些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新领域，如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的设立、中华小学的创办、中华业余中学的设立等，均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具体实践层面的探索，发展了职业教育新的方式。但是这种普及性的新的职业教育形式，职教社并未进行充分的理论研究，而只是在特殊时期，推广职业教育的一种方式而已，只是量上的发展，未及系统的研究。正如职教社领导人在总结这一时期的工作经验时，指出了这一时期理论研究不足的问题，说道：“吾们自审认识的工作，研究的工作做得太不够，对于未来国家社会急剧变化的需要之配合，不能说不对，总觉得不够，而是还不够为事工实践的指导。这是吾们这个团体的一个缺憾。”^[25]这里很明确地指出了当时职教社对配合现代中国的经济建设及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等问题的认识与研究还不够，并提出“以后是要加强职业教育质的改进之研究”^[26]，也说明了职教社在这一时期更加注重于职业教育量的推广与发展。

最后是职教社的组织结构的变化。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主要集中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各项事业均是由总社直接领导，因而发展均衡。但是到了抗战时期，职教社在多个省内设立了办事处，这样一方面能够扩大职教社的社会影响力，推动各地职业教育的发展，而另一方面由于各办事处“各自为战”，各项事业均因地制宜，上下左右联络较少，致使各地各项事业发展呈现不均衡状态。正如职教社的社员孙运任对当时职教社的工作总结道：“各工作单位在实际工作上几乎都单独发展，缺少推动中心，更缺少指导中心。办事部虽为全社事工的中心机关，但对于各工作单位只有事物上的管理，而尚少业务上的督勉与指导。”^[27]可以看出，当时各个办事处基本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总社也只是“挂名”而已，没能起到实质性的管理与指导的作用，同时各个办事处之间也缺乏经验交流，相互之间联系较少，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所推行的各项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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