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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国民党内政方针,中华职业教育社史

【摘要】: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表面上以“总理忠实信徒”的面目来招揽人心,实际上不想建立孙中山憧憬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他个人独裁的专制王朝。[11]青年学生是最活跃敏感的一部分,他们是很多进步运动的先锋,所以国民党对学生实行“党化”教育作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方式。职教社在“九一八”后开展过一场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斗争。由此,职教社坚定地反对党化教育,支持学生反对蒋介石而进行的民主斗争。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表面上以“总理忠实信徒”的面目来招揽人心,实际上不想建立孙中山憧憬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他个人独裁的专制王朝。1931年12月,在《救国通讯》创刊号上,职教社提出了:“原来内政,外交不应该让形成特殊阶级的一部分人一箍脑儿地包办,各方面对新当局都在希望和请求取消党治,恢复民治。”[9]同年4月,黄炎培、沈钧儒、史量才、荣宗敬、张绍曾、刘鸿生等人组织了“国难会”,并联名发表宣言,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实施宪政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使更多的人擦亮了眼睛,认清了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实行退让、对积极抗日的共产党进行围剿的真面目。1933年3月,《救国通讯》发表了代表职教社立场的专论,它指出:“战败固然可痛,失地固然可耻,可是还不算十分可痛可耻。最可痛可耻的,是开门揖盗,不战而退。”[10]专论最后直点蒋介石的名字,并响亮地提出:“一方希望蒋氏转移其历年安内的武功而实行其当前攘外的决战,一方希望我们民众人人负起救国的责任。”[11]

青年学生是最活跃敏感的一部分,他们是很多进步运动的先锋,所以国民党对学生实行“党化”教育作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方式。职教社在“九一八”后开展过一场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斗争。1932年2月,陈选善在《教育与职业》上发文说:“我认为党化教育是根本要不得。党化教育这个名字究竟该如何解释,恐怕主张党化教育的先生们亦没有一致的意见。从我极浅薄的眼光看来,党化教育就是依恃党政府的力量,用‘教育’的手段,麻醉一般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服膺党义,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三民主义只能奉行而不许研究,只能服膺而不许批评,这是党化教育的精神。列党义为各级学校的必修科,做纪念周,读遗嘱,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及党国旗行最敬礼,唱党歌等等,这些是党化教育的形式。我对于抱这种精神,具这种形式的党化教育是深切的怀疑反对。”[12]并且给出了他的理由,“我相信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在启发儿童的思想,养成儿童独立思虑的能力,造就有思想,有魄力,勇敢,自由的人”[13],这是对教育目的的本质思考,符合教育的内在意涵。由此,职教社坚定地反对党化教育,支持学生反对蒋介石而进行的民主斗争。(www.chuimin.cn)

1935年,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被镇压后,杨卫玉发表文章赞颂学生的爱国壮举,并指出:“爱国是人人应尽的责任,爱国运动不是犯上作乱的运动,谁反学生运动,谁应该先责自己……自己不起来为爱国之运动者,却不配反对人家的爱国运动。”[14]另外,还邀请社会进步人士演讲,让学生进一步认清时局真相;支持学生参加反内战、要和平、反饥饿、要民主的斗争,反对国民党政府独裁卖国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解聘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企图镇压学生运动的校长;保护进步学生免受迫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