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小学从1945年秋开始扩大招生,除了六个年级外,还办有一个实验班,学校的经费,除组织董事会募捐一部分外,大部分是靠学费收入。中华小学的诞生是由于当时教育界普遍存在着“生活与教育”脱节,“社会与学校”分离的现象,同时受到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影响。中华小学不仅注重学校生活,同时也注重社会活动,比如1945年秋到1947年秋,开展了对外演出、办《少年报》、组织小先生举办自动小学等。......
2023-10-14
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表面上以“总理忠实信徒”的面目来招揽人心,实际上不想建立孙中山憧憬的“民治、民有、民享”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他个人独裁的专制王朝。1931年12月,在《救国通讯》创刊号上,职教社提出了:“原来内政,外交不应该让形成特殊阶级的一部分人一箍脑儿地包办,各方面对新当局都在希望和请求取消党治,恢复民治。”[9]同年4月,黄炎培、沈钧儒、史量才、荣宗敬、张绍曾、刘鸿生等人组织了“国难会”,并联名发表宣言,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实施宪政。
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后,使更多的人擦亮了眼睛,认清了蒋介石对日本侵略者实行退让、对积极抗日的共产党进行围剿的真面目。1933年3月,《救国通讯》发表了代表职教社立场的专论,它指出:“战败固然可痛,失地固然可耻,可是还不算十分可痛可耻。最可痛可耻的,是开门揖盗,不战而退。”[10]专论最后直点蒋介石的名字,并响亮地提出:“一方希望蒋氏转移其历年安内的武功而实行其当前攘外的决战,一方希望我们民众人人负起救国的责任。”[11]
青年学生是最活跃敏感的一部分,他们是很多进步运动的先锋,所以国民党对学生实行“党化”教育作为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方式。职教社在“九一八”后开展过一场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斗争。1932年2月,陈选善在《教育与职业》上发文说:“我认为党化教育是根本要不得。党化教育这个名字究竟该如何解释,恐怕主张党化教育的先生们亦没有一致的意见。从我极浅薄的眼光看来,党化教育就是依恃党政府的力量,用‘教育’的手段,麻醉一般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服膺党义,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三民主义只能奉行而不许研究,只能服膺而不许批评,这是党化教育的精神。列党义为各级学校的必修科,做纪念周,读遗嘱,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及党国旗行最敬礼,唱党歌等等,这些是党化教育的形式。我对于抱这种精神,具这种形式的党化教育是深切的怀疑反对。”[12]并且给出了他的理由,“我相信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在启发儿童的思想,养成儿童独立思虑的能力,造就有思想,有魄力,勇敢,自由的人”[13],这是对教育目的的本质思考,符合教育的内在意涵。由此,职教社坚定地反对党化教育,支持学生反对蒋介石而进行的民主斗争。(www.chuimin.cn)
1935年,北平学生发起的“一二·九”运动被镇压后,杨卫玉发表文章赞颂学生的爱国壮举,并指出:“爱国是人人应尽的责任,爱国运动不是犯上作乱的运动,谁反学生运动,谁应该先责自己……自己不起来为爱国之运动者,却不配反对人家的爱国运动。”[14]另外,还邀请社会进步人士演讲,让学生进一步认清时局真相;支持学生参加反内战、要和平、反饥饿、要民主的斗争,反对国民党政府独裁卖国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解聘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企图镇压学生运动的校长;保护进步学生免受迫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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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利用战争的间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工厂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2]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社成立之初的活动范围主要聚集于江苏、上海一带,这一带是当时全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活跃的地区。当时全国的民族工商业大多在这些区域,职教社成立所需的经费便是由这些民族工商界人士进行捐款筹措的。......
2023-10-14
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留学生的引入;二是国外职业教育专家来华讲演;三是黄炎培的国外考察及国内宣传。在民国成立后,大批的回国留学生倡办职业教育,介绍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理论,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孟禄的到来,更进一步推动了当时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作为近代职业教育的灵魂人物,黄炎培积极地宣传美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这与他去美国进行考察有着密切的关系。......
2023-10-14
1945年8月,日本正式投降,9月16日,职教社召开干部大会,总社领导、各地办事处负责人及社在重庆办的各机构的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海办事处的各项事业在抗日战争中损失惨重,不过抗战胜利后,上海办事处的各项事业陆续恢复。......
2023-10-14
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的产生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产生的结果,这里的内部因素则是当时国内知识界的“教育救国”“职教救国”思想的推动。近代中国实践职业教育的代表人物非黄炎培莫属,他对于职业教育的认识可谓切中时弊。1917年以黄炎培、蔡元培、顾树森、俞子夷等积极宣传职业教育的知识分子为主体而组成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成立,可以说是“职教救国”思想形成的一个标志。......
2023-10-14
“八一三”事变时,日军对上海南市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地处南市的中华职业学校受到严重摧毁,校舍几近毁尽,只有三层楼的“中华堂”得以保存下来。因此,193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迁至重庆,在重庆设立中华职业学校渝校,而留在上海的中华职业学校则称为中华职业学校沪校。1937年10月1日,中华职业学校沪校在上海浦东同乡会的大楼正式开学。......
2023-10-14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即开始了对各地的解放工作,上海解放时,当时中华职业学校的校长为贾观仁。1950年3月11日,江恒源、庞翔勋上任,3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教育局正式批文同意贾观仁辞职和改聘江恒源继任中华职业学校校长。学校正式的交接时间是1952年1月23日,中央轻工业部派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接收,接收后中华职业学校的新钤由上海市教育局颁发,并受上海市教育局指导监督。......
2023-10-14
“推行国货”是职教社的一贯主张,“抵制日货”也是职教社在“五四”“五卅”等运动中大力鼓吹的口号。在“九一八”事变后,职教社进一步加强抵制日货。[7]1932年夏,职教社成立了“中华国货指导所”,从事调查、宣传、介绍、研究国货等工作。[8]职教社为救济失业青年并提倡国货特组织国货推销团,招收失业青年携带国货日常用品分往各住户推销,成立以后,颇得各方赞助。......
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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