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社史：呼唤抗战、支援抗战、参与抗战

2023-10-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人关心国家的危亡，积极参加呼吁抗战和支援抗战的宣传和组织工作。9月26日，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联络上海各界爱国人士35人成立“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商讨抗日救国大计。黄炎培被上海各界推选为上海市抗战后援主席团主席。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为抗战事宜往返南京、上海之间九次，赴济南一次，做了大量动员人力和物力支援抗战的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人关心国家的危亡，积极参加呼吁抗战和支援抗战的宣传和组织工作。9月19日，职教社领导人在上海广播电台发表了《怎样对付日本出兵东北》《我们对于日本出兵应取的态度》的演说。9月21日，社员姚惠泉、潘文安到电台发表反对日本出兵东三省的讲话，同日，杨卫玉、江问渔到上海市教育局出席教育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当选为执行委员。9月26日，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联络上海各界爱国人士35人成立“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商讨抗日救国大计。翌日，黄炎培、江问渔连夜乘车赴南京，以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的名义面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11月3日，在沪社员2000余人举行抵制日货宣誓大会，并成立国货指导所，开展推广国货运动。12月23日，职教社创办《救国通讯》（1934年改为《国讯》）作为职教社的机关刊物，专门报导“国难要闻”“国难大事”以及各界知名人士的抗日主张，并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进行评论等，为动员人民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职教社还于1932年9月，创办了“星期讲座”，由蔡元培、陶行知、杜重远、潘光旦、章乃器等人担任讲师，主题大多都是宣传抗日救国，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广大青年来参加。1940年9月29日，职教社在重庆举办“星期讲座”，邀请到周总理来演讲，内容是“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海报一经贴出，轰动了整个山城。尽管当时会场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监视，但是来听讲座的人非常之多，周总理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形势和抗战前途，极大地增强了大家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信心。

当时，在黄炎培的领导下，职教社、各种职业学校和农村改进区内，均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如黄炎培1936年在重庆市商会私立通惠中学演讲《国难中之职业教育》一文，其指出：“我们要明白摆在面前的大问题，就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很明显地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生存，一条是死亡……”^[1]为此，他呼吁同学们：“民生痛苦到这般地步，困难逼迫到这般地步，我们还读死书么？还不觉悟么？”^[2]他号召无论是已毕业还是未毕业的同学们，都应为复兴中华民族做切要的工作。

此外，职教社的领导人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联络实业界人士进行迁厂活动。在这方面，中华职业学校的附属工厂、实习工厂首先带头搬迁，起了模范作用。上海战役失败后，职教社留沪人员和部分职校师生在外国租界区内，通过陶行知等人的关系与共产党人接触，了解到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继续坚持抗日救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发扬爱国主义和振奋民族精神，团结各界人士不向日寇妥协，开始了“孤岛”作战。例如，职教社所属职校部分师生一面坚持上课，一面通过升国旗、聚餐会等形式，表达不做亡国奴的决心，以及讨论对日斗争的具体工作方针和营救被捕人员，为上海市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做出了榜样，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华职业教育社积极支持爱国学生运动，黄炎培要求中华职业学校每天举行升旗仪式，以陶冶学生的民族自尊的爱国主义精神。淞沪抗战爆发后，租界当局不准升中国国旗，学校则坚持每天以摇铃为号，全体师生肃立致敬，举行“精神升旗”。中华职业学校学生接连数日手持竹筒走街串巷，为东北马占山抗日义勇军募捐。中华职业学校还与民立女中联合成立话剧团，在学校内一起演出，在社会各界和学生家长的支持下，义演办得非常成功，所得收入全部捐给抗日事业。(www.chuimin.cn)

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职教社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名为“上海地方协会”），由《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任会长，王晓籁、杜月笙任副会长，黄炎培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负责组织各项后勤工作。职教社主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区采购公粮7000石，运送给十九路军。黄炎培动员杜月笙捐出一所大赌场的收入作为活动经费。同时将职教社办的《生活》周刊改为日刊，通过它和报纸向各界征募军需品，并由黄炎培的司机冒险开车穿越火线运到前线作战部队，解燃眉之急，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天天如此，从未间断过。黄炎培、江问渔还参与创办“一·二八残废院”，收容参加淞沪抗战负伤致残的军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职教社的领导人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姚惠泉四人向负责北平防务的二十九军宋哲元等将领发出电报，痛斥日寇的侵略暴行，赞扬将士英勇抗敌的行动，并表示“全国国民愿做后盾”的决心。随后，黄炎培又在职教社的骨干中组织了“铁社”，决定集中该社的一切人力和物力参加抗战工作，并号召全社人员分头行动为二十九军募捐筹饷。同年10月，黄炎培、江恒源赴山东省济南市募集棉背心12000件，以供前线军需。返回上海途中，火车在柳泉遭敌机轰炸，机车被毁。在上海战役期间，职教社在几天内就动员了各种机关团体出动大小车辆600台，由中华职业学校校长负责，冒着枪林弹雨为前方运送弹药和粮食。各社办职业学校师生组成服务队到前线救护伤员、到医院慰问和演出，并到前沿阵地参加阵地工程的修筑。职教社还为流落街头的各地难民创办了许多收容所，一面指导难民自治、自养，一面组织难民中的青年人开展进步的文化活动，通过歌曲、话剧等形式提高他们的抗日情绪。

淞沪战争爆发后，职教社积极参加并自愿捐资支援前线的物资供应，紧急组织数百辆汽车为前线运送枪支弹药，组织医疗队和医院，救护伤病员。临时组织四个难民收容所，又联合上海各界成立“国际救济会难民教育所”，由职教社在漕河泾开办的农学团团员指导，实行难民自治，维持地方秩序和市面稳定。黄炎培被上海各界推选为上海市抗战后援主席团主席。在短短几个月内，他为抗战事宜往返南京、上海之间九次，赴济南一次，做了大量动员人力和物力支援抗战的工作。同时，会同江问渔等人，当面要求蒋介石发动群众搞全民抗战。^[3]抗日战争期间，职教社通过捐款捐物、开展爱国抗日宣传、举办国难问题讲座、组织救护伤病员和难民、开设补习学校等方式，积极参与抗日救国运动，与全国人民一起共赴国难。

中华职业教育社史：呼唤抗战、支援抗战、参与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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