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利用战争的间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工厂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2]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社成立之初的活动范围主要聚集于江苏、上海一带，这一带是当时全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活跃的地区。当时全国的民族工商业大多在这些区域，职教社成立所需的经费便是由这些民族工商界人士进行捐款筹措的。......
2023-10-14
中华职业教育社史：职业补习教育的扩大和培养
【摘要】：1932年5月，在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职教社为了适应时代需要，决定大规模开办职业补习教育，有计划地创设职业补习学校。此后，又陆续举办了夜校、晨校和“通问学塾”等形式的补习教育。因此，职教社重视职业学校教育，而把职业补习教育仅看作是职业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至此，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增至7所，社所开展的职业补习教育的规模空前扩大。中华职业教育社重视培养职业补习学校学生的民族意识和职业道德。
职业补习教育是职业教育中同职业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形式。在职业补习学校里，职业青年可以根据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无业青年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科学习，增进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高度重视职业补习教育的发展，在1933年9月6日，教育部颁布了《职业补习学校规程》。
1932年5月，在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职教社为了适应时代需要，决定大规模开办职业补习教育，有计划地创设职业补习学校。职业补习学校，是职教社为实施职业教育而设立的另外一种教育模式。职业补习教育与职业学校教育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在教育对象上，职业补习教育主要是针对从业人员，是补受教育，而职业学校教育的对象是普通学生，是先受教育再求职。相较于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学校在办学方式、教学内容、教学时间等方面，更加灵活，职教社在成立之初，曾计划举办“商业补习夜校”，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行。1919年，中华职业学校曾开办了一个艺徒班，利用晚上的时间上课，这个艺徒班的招生对象主要为贫苦学生而不是从业青年，因而它还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补习学校。1921年，中华职业学校在艺徒班的基础上，附设了工商补习学校，学生来源主要是学校附近的工厂职工、徒工，商店学徒等。此后，又陆续举办了夜校、晨校和“通问学塾”等形式的补习教育。不过，真正开始大规模地举办职业补习教育则是从1932年开始的。一开始，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社领导人，认为职业学校教育是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职业教育的目的首先是使“无业者有业”。因此，职教社重视职业学校教育，而把职业补习教育仅看作是职业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
不过，在教育界、实业界等众多有识之士的倡导之下，加上教育部制定了有关职业补习教育的法令法规，中华职业教育社也一面加强对职业补习教育的理论探讨，一面开始创设职业补习学校。如在理论研究层面，1936年7月《教育与职业》第174期特开辟了职业补习教育专号，刊登了江恒源的《职业补习教育的十种重要性》、钟道赞的《职业补习教育之演进与问题》、何清儒的《职业补习教育中的个别指导》等文章进行理论探讨。在实践层面，中华职业教育社不断从多层面、多层次开办各种类型的职业补习学校，如1929年创办的职工补习晨校，1931年创办的中华职业补习夜校等。随着补习学校规模的扩大，1933年1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原已开办的职工补习晨校、第一中华职工专修夜校、通问学塾及附属的业余图书馆合并成立了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学校设立技能系、指导系、语文系三系，下设16科。1932年，为满足职业补习教育的需求，创立了第二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先期试办商业补习教育，分晨班、夜班两组，后又有各大合作单位送来学员学习，如商务印书馆、中国国货公司、中华书局、新华银行、中西药房、美亚织绸厂等。该校除了按照学生的文化程度分班教学，还将合作单位送来的学生特设一班，注重专业训练。1933年8月，鉴于第一、第二两所职业补习学校的科目均为商科性质，社决定利用中华职业学校的工科设备，举办一所工业性质的职业补习学校，即第三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学校设有机械电器、土木建筑制图、无线电、英语四科，学生大都来自附近工厂，接受工业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1937年，应上海浦东同乡会合办补习学校的请求，中华职业教育社决定在浦东同乡会大厦三楼创办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开设有所得税研究、中西式簿记、服务指导、实用俄语会话、店员补习等课程，江恒源兼校长，姚惠泉任主任。姚惠泉曾说：“该校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职业补习学校，1940年学生达24个学级5127余人。”[35]抗战全面爆发后，失业人数大增，职业补习学校成为民众的热门选择，学校规模已满足不了当时的需求，于是相继于1938年2月设立了第五中华职业补习学校，1939年2月设立了第六、第七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至此，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增至7所，社所开展的职业补习教育的规模空前扩大。(www.chuimin.cn)
中华职业教育社重视培养职业补习学校学生的民族意识和职业道德。对于职业补习学校是否需要进行职业道德教育，职教社认为：“职业补习学校绝不是知能传习所舍，教育知能外，宜着重于训练。训练之职能，为灌输生活常识、培养服务道德。”[36]当时社所开办的职业补习学校通过设置服务道德课程，开展同学会、专题讲座、课外活动等途径来对学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1935年2月，职教社公布了《复兴民族目标下之青年职业训练具体方案》，各中华职业补习学校也要求融入“民族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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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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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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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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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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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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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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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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