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改进试验的缘由及演进改为乡村改进试验的缘由和演进

2023-10-14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农村改进试验是在“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被提出之后，是这一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农村改进试验的开展正是职教社贯彻“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走出已有困境的一项重要方式，并且职教社以后在总结自己的工作时，也总是把农村改进事业作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内容之一。黄炎培对于发展乡村教育有着相当的热情，注重从点到面开展普及教育，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将关注点转向农村，开始大力发展乡村职业教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国内封建势力的高压榨取，加之当时国内战争频仍，偶有天灾等的影响，本已凋敝不堪的中国农村处在崩溃的边缘，农民生活贫困不堪，农村社会几乎陷入了绝境。由此，农村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许多社会有识之士都尝试寻求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比如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和梁漱溟领导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都是基于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乡村改造运动。中华职业教育社怀揣的是“职教救国”的理想，以“生利主义”为主要原则，希冀通过职业教育来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因此，其对于解决当时中国农村存在的困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1929年，职教社曾经专门组织人对江苏省的17个县进行了调查统计，当时职教社社员也自发地深入乡间进行考察，这些调查和考察的结果，加深了职教社对于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情况的了解，也坚定了其在农村开展事业的决心。不过，当时的职教社成员尚缺乏先进的理论指导，对于农村危机产生的原因未能做出深刻的分析，只是将其归结为农村教育的落后、农民文化水平低下，因而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来改造农民，改进农村。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人们认为，教育是达到农村改进的“根本工夫”，并断言，“凡是农村改进，无论用何种方式、属何种类，皆可以‘广义的农村教育’，赅括之”^[13]。很明显，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但是在另一层面上，这种观点否定了原有的空疏无用、与农村生活严重脱节的旧式教育，打破了原有的狭隘的教育观念，要求建立与生活接轨、与农业携手的新型农业教育体系，这显然对于当时农业教育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

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农村改进试验是在“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被提出之后，是这一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在职教社成立后，翌年7月发表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显示职教社的工作重心主要在城市工商业领域，相比之下，设立的乡村职业学校数量并不多，即便是已有的农校，其校址大多数也是设立在城市。

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初期，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帝国主义无暇东顾而出现了短暂的“黄金发展期”，职教社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联系密切，因此各项事业均有着显著的发展。但是，好景不长，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20世纪2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势力逐渐卷土重来，加上国内军阀混战，原本脆弱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萎缩，因而也沉重地打击了职教社所开展的事业。最为明显的表现是当时职业学校陷入毕业生分配无门、产品销售无路、学校经费无源的窘境，这些问题使得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人不得不思考如何进一步开展职业教育实践。(www.chuimin.cn)

其实，早在1922年8月，黄炎培就针对当时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在《教育与职业》上发表了《读全国职业教育最近统计》一文。在文中，他提出了以下尖锐的问题：“试观其地址别，何以乡村职业学校独少，仅得五分之一？夫农校既在全国职业学校中占百分之四十八，何以乡村学校乃仅占百分之二十？”^[14]然中国自古以来便是一个农业大国，要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重视农村教育，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解决农民问题。作为职教社发起人之一的黄炎培深刻认识到了乡村教育的重要性，他说：“今吾国学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吾尝思之，吾国方盛倡普及教育，苟诚欲普及也，学校十之八九当属于乡村；即其所设施，十之八九，当为适于乡村生活之教育。”^[15]黄炎培曾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肯定了职教社过去所做的工作，但指出，针对已存在的问题，社同人需要做出相应的思想转变。黄炎培的主张得到了职教社同人的普遍认同。1926年在苏州举行的职教社专家会议上，黄炎培等人专门讨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具体实施方法。农村改进试验的开展正是职教社贯彻“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走出已有困境的一项重要方式，并且职教社以后在总结自己的工作时，也总是把农村改进事业作为“大职业教育主义”的内容之一。^[16]

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事业的开展一开始表现在对农业教育的关注上。1920年10月，职教社成立农业教育研究会，聘任邹秉文为主席，开始探讨职教社的农村改进设想。该会在成立之初，就派成员调查各地农业教育状况，集思广益，征集有关农村教育制度的意见。职教社农业教育研究会在其宣言书中写道：“故职业教育者，实对个人为解决生计问题，对社会为增高各种事业之效率功能，其重要固早已为国中贤达所洞悉。虽然，使今日而有一种教育制度，顾其名诚为职业教育，而究其实则上既无补于国家实业之发达，下亦不能助个人生计问题之解决，若不设法补救，则国人将不解乎职业教育本旨之所在，而对于本社推广事业之前途，将发生无限阻碍与怀疑焉。”^[17]1921年，职教社的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杂志编辑出版农业教育专号，探讨如何办理农业教育，主张从中国是个农业国的国情出发，从农村入手改革教育。黄炎培对于发展乡村教育有着相当的热情，注重从点到面开展普及教育，同时中华职业教育社也将关注点转向农村，开始大力发展乡村职业教育。这种转向与决定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性。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5月，自中华职业教育社第十届年会暨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第六届年会后，职教社的事业开始集中于“实验教育”“职业指导”和“农村教育”三大端。此后，职教社明显加强了对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职业教育的研讨，不仅出版了“农村教育丛书”多辑，而且特辟《教育与职业》第103期为农村教育专号。

1925年8月，职教社领导人之一黄炎培在为山西省筹划职业教育计划时，明确提出了“划区试办乡村职业”。在这份计划里，黄炎培提出：“乡村职业教育之设施，不宜以职业教育为限。就交通较便地方，划定一村，或联合数村，其面积以三十方里为度，其人口以三千至五千为度，地方治安，取其可靠者，水旱偏灾，取其较少者，先调查其地方农产及原有工艺种类、教育及职业状况，为之计划：如何可使男女学童一律就学；如何可使年长失学者得补习知能之机会；如何养成人人有就职业之知能，而并使之得业；如何使有志深造者得升学之准备与指导，职业余间如何使之快乐；其年老或残废者如何使之得所养，疾病如何使之得所治；如何使人人有卫生之知识；如何使人人有自卫之能力。凡一区内有利之天产，则增益而利用之；所需要之物品与人事，则供给之；无旷土，无游民；生产日加，灾害日减；自给自享，相辅相成。更如何养成其与他区合作之精神，以完成对省、对国、对群之责任。凡此种种，先设一中心教育机关，就其固有之自治组织，用其当地之人才，量其财力，定设施之次第。在试办期间，或由上级酌予补助，但经常费用必以当地担负为原则。划定办理期间与成绩标准，依次考核，试办有效，再推广于各地。”^[18]这就是农村职业教育的划区施教，施教者不仅顾教育，还兼顾经济、卫生、治安等方面，故又称为农村改进。虽然这项计划没能在山西进行，但是却成为以后职教社在农村开展工作的蓝图。据统计，从战争全面爆发时，由职教社创办和代办的各种农村事业已达三十多处，分布于全国许多地区。

乡村改进试验的缘由及演进改为乡村改进试验的缘由和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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