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教社领导人黄炎培在经历上述一系列困难后,开始认真总结前期的经验教训,并与同人继续寻求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路。在职业教育的独特性方面,黄炎培认识到,职业学校只与其他教育机关打成一片也是不够的。[12]这样的教育方针,被称为“大职业教育主义”,由此标志着职教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23-10-14
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在社员们的努力之下,当时中国的职业教育事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取得了大发展的历程,虽说途经种种困难,但好在使得职业教育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只是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波谲云诡的社会,身处其中,自然是困难重重,职业教育在经历了早期的大发展之后,也因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逐渐走向了沉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利用战争的间隙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工厂对人才的需求,从而促进了职业教育的发展。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尚未完全走出大战的阴影,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继续得到发展。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伴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卷土重来,日本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软弱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逐渐丧失了以往的发展环境,为外国资本主义所钳制。同时,从1920年始,国内各军阀之间的混战,让本来已经奄奄一息的民族资本主义更是雪上加霜。这样,在外资压迫和内战破坏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逐渐走向萎缩。正如黄炎培在其主编的《申报之五十年》中,对1920年至1921年间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描述:“铁厂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至于停炉停机。纱厂结账大多无利。上海数十年之三大油厂竟同年倒闭。其他工业亦皆消沉;因欧战致富之实业家,营业失败重入漩涡者,乃时有所闻。”[2]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社成立之初的活动范围主要聚集于江苏、上海一带,这一带是当时全国民族资本主义最为活跃的地区。而且从当时社员的区域分布来看,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带。当时全国的民族工商业大多在这些区域,职教社成立所需的经费便是由这些民族工商界人士进行捐款筹措的。在这其中,“捐金最多,且继续捐给,几于无限期的,就是聂云台、徐静仁、穆恕再、藕初兄弟、刘柏生等等,都是当时新兴的纺织界巨子”[3]。从社员构成看,还有上海金融界的钱新之、陈光甫,上海总商会的朱葆三,纺织、面粉业的荣德生、荣宗敬,《申报》的史量才等,都是职教社的赞助人。因此,职教社的成立与发展完全依赖于民族资本主义的扶持,职教社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www.chuimin.cn)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步走下坡路,职教社的事业也立即受到了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创办国货工厂遇到了障碍;其二,办中华职业学校的经费不时有匮乏之虞;其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4]职教社在创立之初,针对当时上海民族工业的实际情况,开办了纽扣和珐琅工厂,同时在中华职业学校创设了纽扣和珐琅两科,为行业培养了众多的技术人才。但是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工厂难以为继,两科人才难以找到工作,企业和学校相继出现了危机。有学者称,1925年是职教社的一个分界点。在1925年之前,虽然社的各项事业存在着些许问题,但是在社员们共同努力下,许多问题都得以克服,许多工厂都在社会上站住了脚,中华职业学校培养的学生也都是各个工厂的骨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文化教育活动,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逐渐衰败,自然也无法一直维继下去。
在1922年以前,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特别受社会的欢迎,甚至有时还没等到毕业就被工厂预定,新兴的土木、机械科的学生更是供不应求。但是在1922年之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萎缩,职业学校的办学经费匮乏难支,致使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到1925年,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才有53人,时任校长潘文安,面对当时社会上兵祸连连,各项事业都受到冲击,工作难找的情况,托请黄炎培、杨卫玉等职业教育界的名流为之奔走联络,但是最终也只能解决五六名学生的毕业安置问题。作为当时全国公认的最好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的学生的就业尚且如此艰难,其他职业学校毕业生也就可想而知了,以致潘文安惊呼:“普通学校毕业生无出路,已足惹人诟病,苟职业学校毕业生亦无出路,益将令人怀疑失望,而职业学校生机危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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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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