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职业教育实践与改革：早期社史简介

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的职业教育试验主要由设立职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与农村改进四类构成，而早期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点主要为在城市设立职业学校与职业补习教育，尝试开展职业指导。早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工作重心是在职业教育领域进行具体的实践与改革，尚未推及全社会，主要为创立中华职业学校，职业补习教育与职业指导的初步探索，其中以在城市开展职业学校教育为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之一江恒源曾指出：“我们认定职业教育的全部，是以职业学校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三件来构成，可以说这三件是职业教育的三大主干，如鼎有足，缺一不可。”^[57]以下对这一时期的职业学校教育、职业指导、职业补习教育作一简要阐述。

（一）职业学校教育

早期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试验，影响力最大，最为直接的当属中华职业学校的开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不仅是创业者，也是改革者，在社成立之后，社员们认为“本社既以推广、改良职业教育为宗旨，而欲研究其方法，不可无试验之机关，俾研究切于实际也。本社既以推广改良职业教育为宗旨，而欲倡导之，苟无实施之机关，恐空言寡效，且应之者将以缺于参考而无所藉手也”^[58]。同时在提出职业教育的目的时，还提出“一方推广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一方于高等小学、中学分设职业科”^[59]的主张。在立社的第二年，1918年6月，选定上海贫民区陆家浜，在学校师生和建筑工人的共同劳动下，平整场地，建成了校舍。中国第一所职业学校就在上海市落成了，学校于1918年9月8日正式开学。从1918年开学到1937年，中华职业学校的师生艰苦经营，使得学校初具规模，但不幸毁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学校一度迁入租界内的浦东大厦。1938年内迁至重庆，成立中华职业学校渝校，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租界。黄炎培在重庆给沪校去信指示，如敌伪强迫我校向敌伪政府登记，坚决不登，“中华职业学校六个字是金字招牌，只许解散，不许登记”^[60]。

1918年中华职业学校创办时，黄炎培先生为校题词“劳工神圣”，他认为：“作工自养，是人们最高尚最光明的生活”，“教育与生活、生活与教育不应脱节”。^[61]针对当时学生毕业即失业，就业而并不安其所业的情况，他提出了“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的目标。黄炎培先生还大力主张“双手万能”“手脑并用”，“要使动手的读书，读书的动手，把读书和做工两下并起家来”，^[62]提倡教师、学生自己动手建造校舍、工场、运动场等。

中华职业学校按照黄炎培先生的思想，提出了其办学的原因：“同人鉴于我国今日教育之弊病在为学不足以致用，而学生之积习尤在鄙视劳动而不屑为，致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根本解决，惟有提倡职业教育，以沟通教育与职业。虽然，空言寡效，欲举例以示人，不可无实施机关，故特设此职业学校。”^[63]因为当时上海市西南一带贫穷无业者最多，故学校选址于上海之西南区，职业学校学生报名入学的《誓约书》第一条为“尊重劳动”，初中国文课本第一册第一篇为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均体现了中华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同时，中华职业学校还订有四条教育方针：1.欲预备将来之职业，固不可无相当之知识；而所得知识尤必十分精密正确，然后能达于运用。故本校对于所授各种知识，竭力注意于正确。2.仅有应用之知识，而无熟练之技能，则仍不足以致用。本校特注重实习，生徒半日受课，半日工作，务期各种技能达于熟练。3.既得应用之知识，熟练之技能矣，而无善良之品性，仍不足以立身社会。故本校特注重学生自治，提倡共同作业，养成其共同心、责任心，及勤勉诚实克己公正诸美德，俾将来成为善良之公民。4.社会之事业有限，而各方之求事者日增。以学校毕业之生徒而欲尽纳于社会固有事业中以求生活，势必不能；是故学生而无创设新业、增进生产之能力，实不足以生存于今日之世，本校有鉴于此，对于此点竭力注意养成之。^[64]由此而达到的目的为：一是将来为各种工厂职工或技师，二是将来能以一艺之长自谋生活，三是将来成为良善之公民。^[65]

中华职业教育社试图以中华职业学校作为试点，“尽试验之功能，勉为社会打开新路”，力求解决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生活脱节的问题。“凡平民教育性质之职业学校，最合现今社会所需要，但其一切设施，须使勿远于是种社会之生活状况，否则其结果将与其宗旨日趋而日远”^[66]，中华职业学校的办学特色之一就是根据社会调查情况，按照社会需要来设科。正如《中华职业学校五年来之经过》中说道：“凡职业学校之设科，须十分注意当地社会情况。乡村与城市不同，即同是乡村，同是城市，其地方状况亦不尽同。万一设科不合需要，必至影响于他日学生出路。”^[67]因而中华职业学校在设科前，对附近的六所小学学生家长的职业进行了调查，发现最多的是铁工，然后是木工，因而职业学校的培养目标即以铁工、木工为主。同时机械、木工等科附设实习工场，又因当时市场上充满了进口的珐琅、纽扣，而社会上纷纷提倡国货，抵制外货，所以学校便顺应潮流，增设珐琅、纽扣两科，并附设珐琅、纽扣两个工场，一方面供学生实习，一方面制造产品销售，弥补学校经费的不足。为了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191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上海留法勤学会协商，由中华职业学校增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1920年由于各省市相继设立职业学校，师资缺乏，故由中华职业学校添设职业教员养成科，后改为职业师范科，培养职业学校的专业师资，同年还增设了商科。1925年增设文书科和机械制图科，1930年设立土木科，1937年增设化工科。抗日战争时期，渝校开办过机械职工训练班、会计职业训练班。以上这些科目，都是为了适应社会一时的需要而设定，有的成为学校的主科，但是也有的科目在办理几届后，就陆续停办了。

中华职业学校各科的学制，根据社会的需要、学生的年龄进行试验和改革，最后定为初级三年、高级三年的初、高级两级制和五年一贯制。各科学生修业期满后，先发给修业期满证书，不发毕业证书，等学生就业一年后，由工作单位具函证明该生工作成绩较好，学校才发给毕业证书。职业学校的课程设置一般分为三类：职业专门学科、职业基本学科和普通学科，职业专门学科须十分切合职业的实际需要，职业基本学科应与职业专门学科密切联系并适于应用，普通学科在于传授普通知识，完成教育功能。初中阶段以职业基本学科课程为主，高中阶段以职业专门学科课程为主，普通学科则贯穿始终，毕业前一年的课程设置，突出职业专门学科，课程的具体设置，根据历年的实施结果与社会需要，随时进行修订，各科教材大部分是自编，普通文化课教材要为职业课程服务。中华职业学校采取“做学并进”的方针，课堂学理与实习操作并重，一开始，各科半日上课，半日实习，后来根据各科教学特点进行改进，邀请富有教育经验的专家组成工科指导委员会，以此来指导学生的实习操作方面的工作。为了使学生就业以后能成为合用的人才，中华职业学校专门向实业界征求雇佣职校毕业生在德行、知能等各方面的条件，制定了各科的专业训练标准。

中华职业学校在创办时，中华职业教育社就明确指出：我们的职业学校，不但要培养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还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和品德。^[68]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为“敬业乐群”，“敬业”指“对所习之职业具嗜好心，所任之事业具责任心”，“乐群”指“具优美和乐之情操及共同协作之精神”。^[69]学校要求学生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事业，忠于自己的职守，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也要有互助合作的精神，谦虚诚恳的态度，任劳任怨的美德，勤俭朴素的作风。正如职校的校歌，头两句就表明了校训的精神：“努力！努力！自己的努力过自己的生活；努力！努力！自己的努力帮助别人的生活。”^[70]中华职业学校以“双手万能”为办学理念，培养学生“手脑并用”，后来“双手万能，手脑并用”逐渐演化为一个符号，成为该校的校徽。校歌也唱道：“用我手，用我脑，不单是我用我笔”，“要做，不单是要说，是我中华职业学校的金科玉律。”^[71]

中华职业学校不仅在学习上提出要求，还在思想教育方面提出职业陶冶与公民训练兼顾的要求，并且订立了13项具体的修养标准。同时该校领导还经常教导学生要有“金的人格”“铁的纪律”。学校除了制定规章制度进行常规教育外，还经常请知名或进步人士作关于思想品德修养的演讲。通过学校几年的培养，学校毕业的学生大都工作认真，生活朴素，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在学生日常生活管理方面，中华职业学校借鉴国外的学生自治制度，成立了学生自治组织——“职业市”，提倡学生自治。学生自己训练自己、约束自己，自己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一方面练习做事，发展个性，一方面服务社会，养成“为群服务”的品德。职校的学生不仅关注学校自身的事务，还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如1925年“五卅运动”中，中华职业学校参与发起成立“各校教职员联合会”，是当时上海市支持运动的学校之一。全面抗日战争期间，组织学生练唱抗日歌曲，参加救国演讲比赛、抗日救亡义演等活动。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实践其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的试验场，推动了中国职业教育，尤其是职业学校的发展，是中国职业学校的代表，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

（二）早期职业补习教育

职业补习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三大主干之一，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的重要事业之一。早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展职业补习教育大多附设在中华职业学校内进行，比如1923年的业余补习学校、1924年的择业预备科、1926年的工商补习夜校都是附设在中华职业学校内进行的。191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之一顾树森便在《教育与职业》杂志上刊发了自身对于补习教育问题的认识，他认为：“夫同为一国国民，而不能受同等教育，是谓教育不平等，教诸财产不平等尤足以灭杀社会组织之团结，妨碍社会之进步。故欲巩固社会之基础，非实行此补习教育不为功。”^[72]1919年中华职业学校办了一个商科性质的艺徒班，晚间上课，招生对象主要是贫苦学生，从性质上而言，它还不是正式的职业补习学校。1921年，中华职业学校在艺徒班的基础上，附设了工商补习夜校，招收附近工厂的职工、学徒，商店学徒等，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办职业补习教育的第一次试点。此后，中华职业学校每年都会开设一段时期的职业补习教育，到1926年秋为止。虽然开办职业补习教育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同人克服困难，进行了晨班、夜班、通问班等多种形式的试验。如1929年办职工补习晨校和职业专修学校，1930年办通问学塾等，形式多样，旨在为在职青年提供知识与技能上的训练，使之能够更好地工作，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29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晨校，也叫晨班，1933年晨校与夜校、通问学塾和业余图书馆合并为第一中华职业补习学校，这是当时试办职业补习教育的先锋。随后又相继成立了第二、第三所职业补习学校等，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晨校主要招收一些职工和学徒，利用工厂尚未上班，商店尚未开门的时间进行补习，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班，学校不收学费，只要愿意读书的青年都可以参加。晨校的学生祝公健回顾晨校的教学方式时，认为其主要表现为四个结合：教学与自学相结合，教书与教人相结合，课堂与课外相结合，求学与求业相结合。^[73]这四个方面不仅提升了晨校学生的书本知识，增强了学生的道德修养，还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升了学生的就业能力。

1932年以后，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城市职业教育的重点放在了补习教育上，由此掀起了职业补习教育的发展高潮，各种形式的职业补习学校层出不穷。

（三）职业指导

职业指导，在定义上，可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仅指就业指导，广义上则包括职业陶冶、升学指导、就业指导、改业指导、就业后的进修指导。中华职业教育社自创立以来，便认为职业指导是实施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形式之一，是职业教育的先决条件，是实现“有业者乐业”的决定性措施，其推行的是广义上的职业指导，甚至还扩展到职业介绍、员工代招、代办升学等方面。

众所周知，在中国最早开展职业指导活动的是1916年的北京清华学校，时任该校校长的周诒春在校内举行职业演讲，令学生填写个人志愿，以此作为选科之依据。这种形式的职业指导尚显简单，而且对象仅限于学校，对社会的影响不大。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首次把职业指导推向社会的组织。1917年立社之时，研究部即把职业陶冶作为第一个研究课题，社的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也经常刊发有关职业指导的文章。比如在第3期刊发顾树森专论职业陶冶的文章《职业陶冶之意义与方法》，文章全面论述了职业陶冶的概念、目的、意义和实施方法。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举办第一届年会时，专门对职业陶冶实施的科目进行了讨论与研究。尤其是1919年9月社刊《教育与职业》第15期开辟了“职业指导专号”，专事职业指导方面的研究与讨论。此次专号上刊发的文章有：王志莘的《何谓职业指导》，该文指出了职业指导的两大目的“为儿童谋得适当之职业，为职业界谋得适当之司事”^[74]，顾树森的《职业指导怎么样办法？》，俞泰临的《学校对于毕业生职业上之指导》，王志莘的《职业指导实施法》，秦之衡的《美国波士顿大学职业指导科》等，同时还登载了当时实业家穆藕初、荣宗敬等人的招聘人员的条件。这次专号的刊出，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对社会各界普及职业指导知识，宣传职业指导的一次宝贵探索。

1920年2月，《教育与职业》第17期开辟职业心理学专号，经过大家发文讨论，认为职业心理学是职业指导的基础理论之一。经过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不断宣传，职业指导逐渐引起了教育界与实业界人士的关注。1920年3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表了《本社创设职业指导部宣言》，通告了职业指导部近期的工作，并且呼吁社会各界协同做好这件事。同时还组织成立了职业指导委员会，陆规亮为主任，聘社内外专家9人为委员，委员会负责研究和决策，职业指导部是具体执行部门。职业指导部成立后，主要工作有五项：1.把各地重要的职业，切实调查明白，以便给一般学徒有相当的准备；2.调查各学校将毕业生徒的年龄、体力、学业、品性、能力和志愿，考察他是不是和他所认的职业相应，倘使没有决定，更应该引导他选择最适宜的职业；3.征集各实业家对于毕业生服务上必要的条件，印送各校，以供教师学生的参考；4.各校生徒毕业以前，本部派员前往演讲选择职业的要点，顺便把调查的结果和选择职业时重要关系的地方，详细发表出来，使一般生徒得到许多的心得；5.介绍毕业生入相当学校，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学力，以便将来的出路。^[75]

1921年9月，由于当时职业介绍业务繁盛，中华职业教育社拟定并向社会公布“职业介绍规则”，其中，规定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业介绍以“职业上的供求设法得渐平均及适当为职志”，供求双方均无须交纳费用，只是得自负在物色、介绍过程中产生的邮电费。1923年3月，中华职业教育社重新修订并公布《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介绍部规则》（简称《职业介绍部规则》），7月，改组职业指导委员会，刘湛恩、邹韬奋分别为正副主任，刘湛恩、邹韬奋、朱经农、廖世承、陆规亮、杨卫玉、黄异为委员，庄泽宣、顾树森、王志莘为通讯员，先由江苏省试办，从调查方面进行。1924年4月，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指导委员会在一个月内先后在上海、南京、济南、武汉举行了为期一周的职业指导活动，具体内容为：先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专家及各地各业专家作有关职业上的问题及各业内容的报告，之后由各校职业指导委员会指导学生填择业自审表，最后由指导员根据自审表与学生进行个别谈话。经过职业指导，学生对自身的职业有了基本的认识，当时受指导的学生及听讲者各约2000人，参加研究的教职员约200余人，反映出当时职业指导活动的盛行以及大家对它的热心关注。1924年6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武昌举办职业指导活动，9月，社刊《教育与职业》第58期刊发邹韬奋《初级中学应注重职业指导》，该文认为初级中学时期是职业指导最为关键的时期。1925年8月，中华职业教育社再次修订了《职业介绍部规则》，10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江苏省教育实业联合会及江苏省各中等学校组织江苏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研究会。社的职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们分别做了报告、讲演，并且通告了全省中等学校参加中等学校职业指导研究会，发表了组织大纲。1926年8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与江苏省教育界知名人士成立了毕业就业指导委员会，设常委7人，作为职业指导的研究机关。

1927年，上海职业指导所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面向社会的职业指导机构。其主要工作有“职业咨询”“职业测验”“职业调查”“职业介绍”“职业训练”“升学指导”等，都是免费服务，每天来所登记数十人，节假日更多。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贵阳设立职业指导所，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职业教育社迁回上海，恢复上海职业指导所及服务代办部。1929年上海职业指导所鉴于“海外如南洋各属，华侨经营教育实业已有相当地位，亟需国内农工商教育等专门人才助其发展”^[76]，增设海外职业介绍部。

1928年7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与上海青年会合办职业指导讲习所，训练职业指导方面的人才。1929年全国教育会议做出大中学校设立职业指导部的决议，上海市特别教育局施政大纲中列入“实行升学和就业指导”“举办职业指导所”等内容。

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业指导专家们对职业指导的相关理论，如含义、功能、实施范围和心理测验的方法等方面都进行过探讨。江恒源认为职业指导应当包括升学指导、择业指导、职业介绍、服务访问等各个方面。他指出：“职业指导的效用，一是不湮没人才，使有特长或天才的人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二是个人的成果，使社会也收到莫大的利益；三是从业之后还要研究怎样才能使事业进步，社会进化。所以职业指导是负有改良职业的责任。更进一层说，用职业指导来改良职业，间接就是使社会进步。”^[77]

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可以说，没有职业指导，便不能完成职业教育的使命，凸显职业教育的效能。中华职业教育社在进行职业教育试验时，积极探索职业指导方面的理论，推动各地展开职业指导试验，以此来发挥职业指导的作用，宣传推广职业教育，扩大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社会名声。

【注释】

[1]江恒源：《十六年之中华职业教育社（节录）》，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23页。

[2]《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3页。

[3]《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3页。

[4]《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4页。

[5]中华职业教育社：《内外时报：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7期，第168-169页。

[6]陈梦越，楼世洲：《公共领域：民国民间教育团体的生存样态——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个案解读》，《职教论坛》，2015年第25期。

[7]《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10页。

[8]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8页。

[9]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9页。

[10]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10页。

[11]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教育与职业》，1917年第1期，第4页。

[12]《新社所落成式纪事：中华职业教育社百年基金题名》，《教育与职业》，1930年第116期，第44页。

[13]《新社所落成式纪事：中华职业教育社百年基金纪念碑》，《教育与职业》，1930年第116期，第43-44页。

[14]《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60页。

[15]中华职业教育社：《调查：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江苏教育公报》，1926年第9卷第6期，第11页。

[16]中华职业教育社：《调查：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江苏教育公报》，1926年第9卷第6期，第11页。

[17]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教育与职业》，1930年第116期，第55页。

[18]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教育与职业》，1917年第1期，第4页。

[19]《中华职业教育社三十周年纪念特辑：历年来社员的联络与活动（附表）》，《教育与职业》，1947年第202期，第8-9页。

[20]《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64页。

[21]《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00页。

[22]《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46页。

[23]《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146页。

[24]《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58页。

[25]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154期，第193页。

[26]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教育与职业》，1934年第154期，第193页。

[27]中华职业教育社：《内外时报：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7期，第164页。(www.chuimin.cn)

[28]黄炎培：《本社宣言书之余义》，《教育与职业》，1917年第1期，第8页。

[29]黄炎培：《小学职业陶冶》，《教育与职业》，1925年第64期，第219页。

[30]黄炎培：《职业教育之礁》，《教育与职业》，1923年第41期，第2页。

[31]邹恩润：《职业的真乐》，《教育与职业》，1924年第56期，第340-341页。

[32]黄炎培：《职业教育的基本理论纲要》，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99页。

[33]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16页。

[34]陶知行：《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教育与职业》，1918年第3期，第4页。

[35]黄炎培：《职业教育谈（六）》，《教育与职业》，1918年第6期，第1页。

[36]中华职业教育社：《今后职业教育设施纲领》，《教育与职业》，1949年第208期，第7页。

[37]秦翰才：《一刹那间一百期了》，《教育与职业》，1929年第100期，第815-816页。

[3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3集），人民出版社，1959，第305页。

[39]需要作解释：第18、19、21、22期虽然封面没有标注“专号”“特号”的字样，但内容为对某一问题的集中讨论，秦翰才将其归为专号；第116期比乐专号的名称，是因为1930年7月职教社迁入新的社所，举行典礼，并且同时举行了第十一届年会与全国职校联合会第八次年会，这些会议都在社所“比乐堂”举行，是比乐堂第一次举行会议，故称此次大会为“比乐”专刊。具体说明详见《教育与职业》第116期，1930年。

[40]数据来自《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247-248页。

[41]此表依据《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与《教育与职业》杂志校勘而来。

[42]1931年8月、1932年7月、1933年7月，第9、10、11届全国职业教育讨论会先后在镇江、福州和开封举行。

[43]此表依据《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与《教育与职业》杂志校勘而来。

[44]此表依据江恒源著《十六年来之中华职业教育社》一文转换而来，该文1933年发表于《教育与职业》第146期，第414-415页。

[45]《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260页。

[46]中华职业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学校出品展览会征集出品通启》，《安徽教育月刊》，专件1921年第46期，第1页。

[47]中华职业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学校出品展览会征集出品通启》，《安徽教育月刊》，专件1921年第46期，第3页。

[48]中华职业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学校出品展览会征集出品通启》，《安徽教育月刊》，专件1921年第46期，第5页。

[49]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讨会专刊》，中华职业教育社，1987，第73页。

[50]知拙：《中华职教社在苏会议纪（一）》，《申报》，1926年2月14日，第3版。

[51]知拙：《中华职教社在苏会议纪（一）》，《申报》，1926年2月14日，第3版。

[52]此表依据《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志》与《教育与职业》杂志校勘而来。

[53]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拟：《附本社整个的活动的连锁的职业训练具体方案草案》，《教育与职业》，1937年第183期，261页。

[54]杨卫明：《中华职业教育社与近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年第18期，第72页。

[55]谢长法：《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早期职业教育理论探讨》，《教育与职业》，2011年第11期，第18页。

[56]谢长法：《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早期职业教育理论探讨》，《教育与职业》，2011年第11期，第18页。

[57]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27页。

[58]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20页。

[59]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3页。

[60]龚敏达：《中华职业学校机械科的实习工场》，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38页。

[61]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5页。

[62]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5页。

[63]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学校设立之旨趣》，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1页。

[64]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6页。

[65]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学校设立之旨趣》，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2页。

[66]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22页。

[67]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22页。

[68]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0页。

[69]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0页。

[70]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1页。

[71]庞翔勋，金兆祺：《记中华职业学校》，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2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第11页。

[72]顾树森：《论补习学校之性质与其目的》，《教育与职业》，1919年第13期，第1页。

[73]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29页。

[74]王志莘：《何谓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1919年第15期，第2页。

[75]中华职业教育社：《本社创设职业指导部宣言》，载中华职业教育社编《社史资料选辑·第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第14页。

[76]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30页。

[77]吴长翼：《中华职业教育社八十年（1917—1997）》，内部资料，未刊出，第31页。